Kezno@Search+

4.04.2014

《紙牌屋》所想像的政治@Thinking

2014-03-10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世界的時空基本重合。故事發生的時間是2013年,劇中將要舉行的中期大選是2016年,地點在華盛頓。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平行的時空,與其若即若離,卻又背道而馳。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當下現實政治的想像,還引起了人們集體情緒的共鳴:進步主義在現實中受挫的政治危機時代,人們嘲諷人性,嘲諷政治,於悲觀中滋生出憤世嫉俗來。


美劇《紙牌屋》劇照


美劇《紙牌屋》編劇鮑爾·威利蒙


2月13日,Netflix首席內容官泰德·沙蘭多斯(左)與女主角羅賓·懷特(中)、導演大衛·芬奇出席美劇《紙牌屋》第二季洛杉磯特映會

權力與人性

巴爾的摩9月的一天,抽完了若干支煙的鮑爾·威利蒙(Beau Willimon)來到《紙牌屋》的拍攝現場。他留著絡腮鬍,頭髮亂蓬蓬地往後梳著,面色焦慮,好像正操心著一件國家大事。那是一場劇中主角、政治家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與他的妻子克萊爾(Clair)走出房子,在戶外草坪的講台前對華盛頓記者團發表講話的戲。這一集的導演朱迪·福斯特(Jodi Foster)正在安排所有的道具、演員和後勤,她有4.6萬個細節需要思考和處理。對威利蒙來說,一季13集,意味著,他得操心的細節數還得乘以13,而他對每個細節都孜孜以求。 2003年,他在荷華德·迪安(Howard Dean)的總統競選團隊工作時,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與記者團打交道。他今年36歲,寫過一部喬治·克魯尼主演的電​​影劇本《總統殺局》(TheIdes of March),得過奧斯卡提名。 《紙牌屋》就是他這4年來的全部人生:他在巴爾的摩翠貝卡的一間寫作室裡不斷寫作、重寫,偶爾打個盹,成果就是這部暗黑的政治劇。即便在美國這波憤世嫉俗加虛無主義的政治劇新浪潮中(同期還有《醜聞》和《國土安全》),它也暗黑得出類拔萃。

片首,陰雲襲來,籠罩住華盛頓的地標:國會山,白宮,華盛頓紀念碑,杜邦圈的使館;黑夜降臨波多馬克河,橋上亮起夜燈……這組華盛頓掠影充滿象徵意味,彷彿要把現實世界的權力中心捲入令人壓抑的、陰森森的黑暗中。劇情也的確如此​​:這部Netflix的美劇比福克斯的《美國人》更憤世嫉俗,比AMC的《行屍走肉》對人性更加悲觀,比《醜聞》更精於權謀詭計。華盛頓貪婪,腐敗,人性黑暗,瀰漫慾望與野心,控制和背叛,與“好萊塢自由派”對國家政治的想像謀合。這與戲劇演員出身的主演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對華盛頓的觀感相去也並不遠。為了演這部片子,他跟著眾議院多數黨黨鞭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thy)在國會待了一段時間,史派西得出的結論是,那裡的政客“都是些演技拙劣的演員”。 

《紙牌屋》裡,從南卡羅來納小巷裡走出的民主黨黨鞭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因沒有獲得許諾的國務卿職位,開始冷酷地追求權力和展開報復。第一季,他利用並睡了一個年輕的記者,把一個酗酒的議員拉下水,在利用完後誘使他自殺;用一篇大學時的右翼文章扳倒現任國務卿,用敲詐手段把自己的棋子安排到國務卿的位置上;與總統的商界密友鬥智斗勇,登上副總統寶座。接著,在第二季裡,他安排“自己人”接替黨鞭,將調查議員死因的年輕記者推下火車軌道,引導總統夫婦秘密接受婚姻諮詢,用與中國的商貿關係離間總統和國務卿,用能源危機離間總統和商界密友,接著爆出商界密友捲入中國商人洗錢並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向美國政治輸送資金的醜聞;他利用總統的婚姻隱私,將醜聞的輿論矛頭導向總統,總統被迫辭職(這段彈劾劇與克林頓時期兩黨與總統的關係很相似),安德伍德當上總統。

在副總統就職典禮上,安德伍德對著鏡頭說:“大家對民主的評價過高,我不經任何選舉就當了副總統”;還喜歡說“權力之路由虛偽和犧牲者鋪就” ,以及“爬到食物鏈頂端的人沒有仁慈”,乃至“屠宰開始了”。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很欣賞林登·約翰遜強硬的執政和談判風格,同為民主黨自由派的安德伍德(雖然實際上他與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都沒有密切聯繫,是個完全的權力現實主義者)身上有締造了“偉大社會”的約翰遜總統的影子,與美國政治的現實若即若離,既相互並行,又背道而馳。在國會山做了多年政治記者的克里斯·尼爾森(Chris Nelson)告訴本刊,安德伍德還令他想起共和黨黨鞭湯姆·德雷(Tom Delay)的形象,“他非常危險,有點精神錯亂,總覺得自己是來履行上帝使命的,反對他你就是有罪。但哪怕是德雷,也遠比不上安德伍德,更不可能會有謀殺。安德伍德是個虛構的人物”。但有一點是與現實政治準確對應的:“權力關係——白宮,國會,兩黨,媒介,權力外圍的遊說集團,金錢,它所聯結起來的商界,以及如何玩轉這種關係。”

在現實的權力關係框架下,威利蒙要創造的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人性。在他的寫作室裡,大部分的對話不是圍繞著如何解開一場複雜的陰謀展開的,而是對人物角色反复的斟酌。威利蒙不斷追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她要那麼做?動機是什麼?無論有多少詭計和背叛,這部政治劇歸根結底,探索的是人物角色,其驅動力是人性。安德伍德與妻子克萊爾的關係構成了故事的主軸,克萊爾這個充滿了麥克白式邪惡感的枕邊人,成了美劇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還為扮演她的羅賓·懷特(Robin Wright)贏得了金球獎。權力,成了威利蒙迷戀的非常個人化的表達和慾求:婚姻中、辦公室中、生活中、政治圈中無所不在的權力。 

2012年美國大選期間,由於“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誕生,商界巨額的遊說資金湧入華盛頓;一場接一場的籌款晚宴不斷創造籌款數額的紀錄。 “每個人都想獲得接觸權力的通道。”熟悉華盛頓政治運作的人都這樣告訴我。而每個來到華盛頓的人,“都曾怀揣理想主義。但還是有不少人逐漸忘卻了初衷,熱衷追求權力”。尼爾森說,這種隨年齡漸長的憤世嫉俗在1999年(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中體現得更適度一些,也很受民主黨自由派喜愛。

與原著作者邁克爾·道布斯(Michael Dobbs)相似,威利蒙也有過參政的經歷,雖然這種經歷與身為英國貴族、政治上更資深成熟,也更世故的道布斯相比,也許要膚淺一些。但道布斯告訴本刊,他對威利蒙的改編非常滿意,“才華橫溢,極好”。美版《紙牌屋》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家大多都曾在'二戰'中打過仗,擔任政治要職時都已高齡,現在的美國政治家大多大學畢業,年紀輕輕”。威利蒙曾在2003年親歷過總統競選,那時他才26歲。他所支持的總統候選人霍華德·迪安在艾奧瓦州的一次講話中,聲嘶力竭地失態,那聲“迪安尖叫”就此斷送了他為競選做出的所有努力。這件事很深地影響了威利蒙對政治的看法。 “我們未能用有效的進攻來做出回應。當時我們想,對這件事要做冷處理,這相當於說,那些抓住這點詆毀我們的人,沒有能力影響我們。但事實上,因為沒有及時做出回應,這件事最終的結局是,權力被沒收。”威利蒙在一次採訪中回憶道。他開始思考這件事:“這就像我站在街角,等了15分鐘,想招輛出租車。一輛車停下來,我剛想鑽進去,另一個人趕在我前面搶了先。那一刻我有很多種選擇:我可以打開車門,把那個人拽出來;我可以猛敲車玻璃窗,做個威脅的表情,但放他走;我也可以什麼都不說,悶在自己的憤怒裡;我還可以超級忍,讓他們走,反正還有下一輛。”這種交易非常吸引威利蒙,在他看來,這就是偉大戲劇的靈魂所在:“出租車事件中,誰是掌握權力的一方?我是否因為沒被這件事惹惱而更有權力?還是那個搶車的人更有權力,因為我讓他插了隊?當你把它搬上政治舞台時,那就要動真格的下賭注了。”“迪安尖叫”讓威利蒙開始探索個性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正是在霍華德·迪安的總統夢破滅的講台上,誕生了美國版《紙牌屋》里安德伍德版馬基雅維利的主動進攻型政治哲學:如何在那種脆弱的時刻反擊、包抄,智勝那些試圖定義和打敗你的人,這是安德伍德一刻不停思考的問題。 《紙牌屋》中貫穿了這樣的“安德伍德式”權力模式:抓住對方弱點和把柄,了解對方欲求,談判,主動提供好處,要求做出某種放棄,否則以弱點威逼,達成交易;如此縱橫捭闔,有時圍魏救趙,有時聯曹攻吳,隨時掃清障礙,冷酷無情,精確算計,每個人都成為他棋局裡的一步棋。

威利蒙對人性與權力關係的沉醉,使他的角色行為時常超越制度的法律框架:把未公開的法案交給記者,通過華盛頓警察局長抹掉議員的醉駕和招妓記錄,謀殺或誘使他人自殺……安德伍德這樣“反英雄”的反派角色在權力階梯上的步步攀爬,引起了一些不安,到第二季結束時,他已經爬到了美國總統的位置上。哪怕懷疑和批判政治權力是好萊塢自由派的一貫傳統,但讓一個邪惡的角色登上總統的寶座,還是暗黑得太離經叛道,挑戰了憤世嫉俗的底線,其虛無主義的透徹悲觀,也有悖好萊塢一直宣揚的美國式樂觀主義。第三季應該讓這個角色傾覆消亡,最終讓有道德感的人來統治,回歸到邪不勝正的主旋律上,還是讓他繼續壯大,按照達爾文主義式的權力邏輯,成為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顛覆民主的信念?至少後一種如此挑戰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結局,還沒有過先例。

危機時代的政治劇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時空基本是重合的,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若即若離的平行簡化版政治世界:同樣是一位民主黨總統,相似的政策議題(劇中是教育改革和福利改革,奧巴馬是醫療改革和就業法案),同樣的自由民主黨進步訴求(劇中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民主黨自由派亦主張財政擴張),同樣面臨政府關門的財政赤字危機,同步發展的中美關係和日本問題。有趣的是,劇中事件的發展走向與現實時常背道而馳:現實中的兩大黨發生了深刻的分裂,即使在預算赤字的懸崖邊,共和黨與民主黨人也無法達成任何妥協,哪怕讓政府關門,也不願意踩下剎車;民主自由派的進步主義政策議題,如奧巴馬醫改,舉步維艱;社區人權律師出身的奧巴馬,有溫和的魅力,平易近人,道德上無可指摘,卻更像個人權律師而不是政治家,不具備比爾·克林頓那樣高超嫻熟的政治技巧,也不具備林登·約翰遜那樣的強硬手腕,白宮和國會山效率低下。而在劇中,安德伍德可謂無所不能,雖然是個無情的權謀家,但卻能秉持實用主義,隨時做出妥協,高效地贏得了兩黨共識,通過了很多法案,做了很多實事。

《紙牌屋》能夠脫穎而出,正因威利蒙對人性和權力的著迷,恰好契合了公眾對當下政治的集體印象。 1999年,阿倫·索爾金(Aaron Sorkin)的電視劇《白宮群英》就像是對克林頓第二任期民主黨自由派的大聲抗議,索爾金虛構的美國政府,由充滿道德正義感的自由派總統領導,麾下則是盡心盡責的干練官僚,與現實中背離了自由派政治原則、深陷性醜聞、即將面臨彈劾的克林頓政府平行對立。 《白宮群英》為被克林頓性醜聞所困擾、陷入公共道德危機感的大眾提供了想像的、可以信任的政治領袖。 《紙牌屋》則相反。威利蒙想像出來的充滿權力慾望和權謀手腕的反派總統,與現實中的奧巴馬截然對立:安德伍德散發著不可遏制的野心,完全不把道德原則當回事,手段老辣,殘忍無情,卻很高效,總能把事情搞定;奧巴馬則溫文爾雅,理想主義,有道德情懷,卻缺少那種捕食者的進攻性和世故的手腕,缺乏決斷,易受攻擊,倒像是被安德伍德搞下台的虛弱總統。安德伍德的夫人克萊爾則更像希拉里·克林頓,野心勃勃,強硬幹練,輔佐丈夫事業,為達目的同樣不擇手段,這與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的形象完全不同:米歇爾也是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人,對創造歷史的鍾情勝過對權力的慾望,時刻提醒奧巴馬忠於民主自由派的道德原則,不喜歡政治鬥爭,與白宮的關係時常處在緊張狀態。

想像世界的政治通過和娛樂業的聯姻,與民眾發生了比現實政治還密切的對話:網絡視頻Netflix的用戶有3300萬,《紙牌屋》的收視率極高,社交媒體的好評率63%,名人推薦無數;這與人們對現實政治越來越漠不關心,選舉投票率不斷降低,奧巴馬政府民意測驗得分不斷下降對比鮮明。也正因如此,平行時空裡的想像的政治與現實政治發生了奇妙的交匯:2012年12月,距離第二季開播還有兩個月,在白宮舉行的一次高科技公司座談會上,一位觀眾主動去找Netflix的老闆瑞德·海斯廷斯,半開玩笑地提出希望能提前看到第二季。這位觀眾就是奧巴馬。他半開玩笑地感慨,要是現在的華盛頓真的像《紙牌屋》裡那樣有效率就好了,“凱文·史派西辦成了很多事”。無論作為眾議院的多數黨黨鞭,還是作為副總統,安德伍德都顯示出在施政和立法進程中的執行力,而這正是爭鬥白熱化、矛盾不可調和的兩大黨所缺乏的。由於茶黨的崛起和共和黨內溫和派的式微,共和黨把阻止奧巴馬再次當選作為奧巴馬第一任期的首要任務,導致了白宮與國會沒能在任何重大國家事務上達成共識,從醫改法案、就業法案、移民改革、環境保護到槍支控制,奧巴馬在癱瘓的國會前動彈不得,更是在2011年的“債務上限”與2012年的“財政懸崖”中僵持不前,最終因預算談判破裂而關閉了聯邦政府。正如凱文·史派西所言:“在國會效率低下的時候,美國公眾看到的是一個派系林立卻又非常有效的國會,這事非常有意思。”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美國,心態上有種霸權衰落的失落感,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英國有幾分相似。美國需要一個有遠見卓識的變革型總統,完成金融、福利、財政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但華盛頓的人一致告訴我,奧巴馬不是這樣的總統。

好萊塢娛樂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大眾與精英政治的鴻溝,它甚至引發了現實世界嚴肅的政治討論,與現實政治發生了交集與互動。但電影、電視還是把迎合大眾口味擺在了嚴肅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之前。 《紙牌屋》裡的安德伍德最終還是更像莎士比亞的理查德三世,而不是美國總統,其中的醜聞暗殺和政治虛無主義,也讓華盛頓的現實政治家很不舒服。眾議院多數黨黨鞭凱文·麥卡錫就取笑《紙牌屋》的情節荒誕無稽,他說:“如果我能謀殺同僚,那就不用每天為推動議案發愁了。”但它的確比​​白宮更有效地征服了大眾的情感:在華盛頓無休止的僵局外,人們渴望一位能把事情搞定的實幹總統。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