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井一役」@People

平井一夫掌舵索尼之后，频频会去距离东京60公里的神奈川县厚木市，那里是索尼研发半导体和广播电视技术的所在地。但更多的时候，他过着《在云端》中乔治·克鲁尼(George Timothy Clooney)式高强度的飞行生活。在担任索尼集团CEO兼总裁短短的一年半内，他就访问过17个国家，拜访超过50个索尼的当地公司和工厂。其飞行总里程颇为惊人，高达47万公里—这相当于绕地球飞行整整十二圈。

　　和乔治·克鲁尼的处境颇为相似的是，平井飞来飞去的目的同样是为各地公司解决麻烦。正如《在云端》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每个建立了帝国或者改变过世界的人都经历过你现在的处境，也就是这种困境铸就了他们的成功”所说的那样，在三万英尺之上，平井能感受到的处境即是刺骨的寒冷。
　　2012年，平井从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手中接过权杖，这是滴水成冰的一年。索尼刚刚经历亏损最严重的一年，净亏损高达55.7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蒙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一些悲观主义者看来，以索尼、夏普、松下为代表的日本电子制造业正在失去生命力—这一趋势几乎是无力逆转的。
　　以往类似的窘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索尼诞生于二战后的东京废墟之上，由井深大、盛田昭夫集结一批技术狂热爱好者创立。自诞生以来，索尼用全球最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生活，从半导体录音机、特丽珑彩电到Walkman。长久以来，它都是全球消费电子市场当之无愧的王者—甚至影响了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穿着方式，乔布斯一成不变的黑色高领毛衣加蓝色牛仔裤装扮的灵感即来自索尼员工制服。

　　平井一夫亦能感受到索尼强大的辐射力，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索尼产品的超级粉丝，平井的成长亦伴随着索尼的产品。他曾经给索尼员工分享过一张自己六岁时的照片，父亲将他胳肢逗笑，并用一台索尼录音机录下了他的笑声。“索尼的产品一直是我成长经历中的一部分。”平井一夫对《环球企业家》感慨说。
　　索尼曾在2007年迎来史无前例的登顶时刻：887 亿美元销售额、近37 亿美元净利润。上述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这一局面很快于2008 年就急转直下—当年索尼戏剧性净亏损达989亿日元（10亿美元），销售收入下滑12.9%。

　　索尼衰退的迹象在更早时已出现，平井一夫即是亲历者。“我不清楚是哪一年，肯定是我在美国做PS业务的时候，所以肯定是在2006年之前。”平井一夫彼时就意识到索尼出问题了。当时，他敏锐地发现索尼曾风靡全球的Walkman被苹果Ipod取代，抓住CRT电视没落机会的三星、LG正快速崛起，而索尼却屡屡深陷“时间轴的计算失误”之中。一些本来以为肯定会发生的事情迟迟不发生，而预测暂时还不会发生的事情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例如索尼于1999年就研发成功并开始销售的记忆棒随身听，这比iPod早了足足两年，但因顾忌到对索尼音乐的冲击而并未大造声势，如此导致iPod后来居上。网络频道“CoCoon”亦先于DVD刻录机被推向市场，这一出牌顺序显然前后颠倒。类似的失误不胜枚举。2005年，出井伸之在一片指责声中被迫卸任，毁誉参半的他感叹道：“我们成为20世纪的冠军，却没有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冠军。”

　　出井伸之离任后，斯金格接任并开始复兴索尼。当时的平井一夫正在美国负责游戏业务，对那段日子，平井一夫满是美好的回忆，他并未意识到日后他将被委以重任。“连管理索尼电脑娱乐（SCE）全球都没想到，就更不用说整个索尼了。”平井一夫回忆说。
　　但他很快展露头角，在负责索尼全球游戏业务期间，他成功令这一亏损五年之久的业务再度盈利。显然，这令斯金格印象深刻，之后平井又升任索尼执行副总裁。
　　拯救这一切的秘诀在于平井一夫的口头禅：“变革”。在内部讲话中，他直言不讳地对索尼员工说：“我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如果现在索尼不改变，将没有前?途。”
　　变革实属不易，索尼正内忧外患。它的对手是在互联网时代身形矫健的苹果和三星。三星掌门人李健熙一度仅将GE和索尼列为竞争对手。但到了2010年，李健熙就傲慢地表示，日本已经很难在电子产品领域的基础和设计上超过韩国。在电视市场，三星通过极高的市场份额构筑高壁垒，苹果则利用应用平台来整合软件供应商。在最热门的智能手机领域，索尼亦动作迟缓。

　　究其原因在于索尼多年的顽疾，各业务部门割裂，各自为政，行动迟缓，且缺少业务发展的战略重点。
　　如今，平井一夫必须超越斯金格—打破内部壁垒，使各个业务协同合作，最大限度避免资源浪费和内耗。为此，他改变了斯金格时代的“Sony United”口号，取而代之的是“One Sony”战略，平井砍掉部分业务，并旗帜鲜明地发展影像、移动和游戏等重点业务。
　　与斯金格相比，平井一夫最大的不同是更强调行动力—曾经是斯金格左膀右臂的平井一夫也许很清楚自己的前任为何带着遗憾离开。上任之后两个月内，平井一夫就将除法律顾问、行政人力资源总监、首席财务官之外的所有高管更换一遍。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马拉松。尽管平井一夫执掌索尼后的2012年财年，其营业收入高达6.8万亿日元，净利润为430亿日元，这已是索尼过去五年首次实现整体盈利。但事态远未就此改观，索尼的很多收入来自出售资产，且消费电子业务始终并未盈利，平井一夫亦深知这一点，为此他和管理层曾放弃了2012财年数额高达数千万美元的奖金。
　　在平井一夫的设想中，2012财年是防守之年，2013财年则为攻守之年。但结果并未如愿。索尼娱乐所推出的《惊天危机》、《重返地球》等大片票房都惨不忍睹，非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约178亿日元营业利润。这直接影响了索尼第二季度的财务表现—其整体净亏损超过193亿日元。2013年营业利润预期亦由2300亿日元下调至1700亿日元，营收预期则从7.9万亿日元下调至7.7万亿日元。

　　批评也随之而至。东京Myojo资产管理公司CEO菊池诚批评称：“索尼必须认真重新思考公司战略，至少目前我认为索尼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相比之下，松下、夏普的业绩更好看。其中，松下2013年第二财季净利润为615亿日元(6.24亿美元)，夏普则为136亿日元(约合1.39亿美元)。只有索尼仍亏损，亏损额为193亿日元(约合2亿美元)，其中电视部门净亏损93亿日元。
　　“我不想否认我们二季报情况并不漂亮，我了解这一点，改善它正是我的职责。但一个季度并不能代表整个财年，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们要以稍微更长期的眼光来看待整个公司的表现，而非一季的优劣。” 平井一夫对《环球企业家》回应说。
　　平井一夫热切希望2013年财年索尼电子业务能实现整体盈利。为此，他在内部会议上说：“改革进行到了一半，方向是对的，我们也会坚持正确的方向去推进，只是速度还要再加快。”

美国式日本人

　　平井一夫必须改变索尼的文化。关于这一点，卸任后的斯金格曾向好友《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Lionel Barber)提及日本文化的四大缺点，即相互服从、不愿质疑权威、死板遵守规程、等级森严。这些缺点曾在日本福岛核危机中暴露无疑。
　　索尼中国专业系统集团技术总监王亚明向《环球企业家》感慨称，索尼公司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协同合作难度甚至大于外部第三方公司。“在以前，你要跟内部其他部门做资源整合，有时是非常困难的。”王亚明说，“索尼不同的分公司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如果没有更高一级领导的介入，内部整合的难度超乎你的想?象。”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执行效率。平井一夫向《环球企业家》坦言，最令其彻夜难眠的是索尼缺乏将创意转化为真实产品的行动力。平井曾在索尼内部看到许多有趣的创意、概念和技术，但管理层却都不愿意冒险将之变成产品推向市场，因为“一旦推出一款坏的产品，会担心遭受惩罚。”
　　索尼必须打破“鸵鸟政治”—平井一夫是不二之选。他精通英日双语，通晓西方文化，被西方媒体称为“Kaz”，这一称呼传达的额外信息是“这家伙挺酷，很犀利，是自己人”。
　　54岁的平井一夫生于日本银行职员家庭，小学在纽约就读，经历美国后嬉皮时代—一个追求自由个性的时代。中学时，他曾在加拿大就读一段时间，直到15岁时才返回日本。他对学生时代最快乐的回忆是打工赚钱买车，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游。

　　那段快乐的时光塑造了他的择业理念。平井一夫的理想是“变成社会人后也能够有每天快乐工作的场所”。30年前，他拿到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加入当时索尼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资的唱片公司（现索尼音乐娱乐公司的前身）。因为那是一个“能够穿牛仔裤上班”的地方。
　　有一件事令其印象深刻。1984年4月2日，平井一夫第一天上班就在厕所中碰到当时CBS索尼社长，他当时因为紧张只能哈哈地傻笑，见到社长后连招呼都没打。“社长露出失望的表情，‘这家伙不行啊’。我当时想我的公司生涯到此结束了。”后来上司带着他来到社长室，平井一夫才敢大胆地说：“我是新员工平井！刚才没能打招呼，对不起。”社长回答说：“啊，没关?系。”
　　除了紧张，这也源于平井一夫的成长经历多在美国，对日式的繁冗礼节并不熟络。他甚至自己也向《环球企业家》坦言，自己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这与其前任出井伸之截然不同。出井伸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人，他颇为重视礼节和排场，而平井一夫则更加平易近人。

　　经历过出井伸之和斯金格时代的索尼集团公关传讯部统括部长今田真实认为，平井一夫与两位前任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去一线的次数多得多，不仅仅是工厂，包括合作伙伴和店面，平井都会亲自拜访。“与一线员工直接对话，这是他非常喜欢也经常做的事。”今田真实对《环球企业家》说。
　　平井一夫认为最高管理者不仅要听取管理层的意见，还要鼓励一线人员自下而上的思考，为此他开放了博客和邮箱，并且乐于积极了解年轻人所思所想。在执掌索尼电脑娱乐业务时，他一直在公司内部定期举办名为“随便说”的活动，如今身居高位，他也会尽量找时间举行各种午餐会。

　　在内部，平井一夫行事直接。索尼移动北京/台北创新产品设计部总监胜沼润（Jun Katsunuma）向《环球企业家》透露，平井一夫会针对其设计给出非常直接的评价。“有时候我也会挑战他的评价。”胜沼润说。不过，在日常沟通中，平井一夫会坚守一个原则。“1小时的会议中，最初的20分钟我什么都不说，只是听大家的发言。因为我要避免‘平井那么说了，就那么做?吧’。”
　　有时与员工聊得兴起后，平井一夫喜欢带领大家小酌几杯。他喜欢香槟、威士忌和红酒，但从不喝啤酒、清酒。“他酒量非常大，我们从没有见他喝醉过。”今田真实说。
　　在今田真实看来，最能体现平井一夫行事风格的是其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革。他铁腕裁员一万人，并以11亿美元、12亿美元出售纽约总部大厦及东京总部的一栋办公大楼。同时，他还主导了大量资产重组—索尼与夏普合资的LCD项目中的股票被出售给夏普，化学和信息设备集团则卖给日本发展银行。为了完善索尼的业务布局，他收购了美国云游戏公司Gaikai，并注资奥林巴斯，将全球最大的医疗内窥镜生产商收归麾下。

　　“许多人都认为，改变是困难的，尤其是在大型电子企业，要真正改变自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平井一夫坦言称，“当我知道这些改变必须要做的时候，我就坚持不懈。你必须认识到，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决定？没关系，它就这样了。我从不做欢迎度测试，我是来管理企业的。这看上去不太‘日本’，但生意就是生意，这里面没有私人的事务。”
　　One Sony
　　平井曾对索尼内部的整合不力痛心疾首。2013年7月，索尼音乐娱乐大中华区CEO徐毅在北京的一个晚宴上初见到平井一夫，就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徐毅于2012年4月担任索尼音乐娱乐大中华区CEO。接任后的一天，他的儿子在上海浦东看到售卖索尼消费电子产品的门店时问：“爸爸，这个是你公司的吗？”这个问题难住了一直在唱片音乐界打拼的徐毅。因为在他概念里，索尼音乐和消费电子是完全不同的业务，在中国，两大业务也分别由不同公司独立运作。

　　而这正是平井所希望改变的。一个月之后，徐毅被要求赶往北京参加主题名为“One Sony”的会议。当天，包括索尼中国区总裁栗田伸树在内的近20名高管参加了这场会议，内容涉及消费电子、移动、影视、专业产品等各大业务板块。
　　“这是很严肃的会议，每个成员会做PPT，来介绍自己部门的内容。”徐毅对《环球企业家》说。在平井一夫没有力推“One Sony”战略前，他在其他地区也参加过类似的业务聚会，当时大家只是换下名片，口头聊聊而已。而2012年5月份的“One Sony”会议则是史无前例的严谨、目的清晰，那次会议的主题即是讨论如何促进索尼中国各公司、业务部门的资源共享、协同合作。
　　直到此时，徐毅才意识到可以告诉儿子准确答案。

　　其实，早在斯金格时代，斯金格就力推“Sony United”战略，不过，“One Sony”的概念并未深入骨髓。在《环球企业家》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中，平井一夫曾这样解释二者的关系—斯金格提出“Sony United”是因为组织之间有较高的隔阂，首先应打破隔阂。平井认为通过这一活动，集团内壁垒得以逐渐消失，而现在的索尼则应当上下一心，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他因此重新设立“One Sony”的目标。

　　为了推行“One Sony”，平井一夫首先会和每一个高管谈话，如果对方不能理解，平井就会调整其职位。如果有人接受了职位，之后跟他说没有办法认同“One Sony”理念，“那我真会一拳揍他脸上，我要确保我的员工在我想要完成的事情上，与我完全站在同一阵线。”平井一夫说。
　　平井一夫甚至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数码相机、电视、游戏机、笔记本电脑和其它音视频产品之上的用户体验部门，并搭建专门负责“One Sony”的内部体系。索尼总部成立了特殊的全球合作部门，该部门的成员会常年穿梭于索尼各个国家、各个公司、各个业务部门之间传递信息，以使得各业务部门之间产生互联。平井认为“One Sony”首先推进的应该是各个业务高层对彼此业务的理解。

　　王亚明对此感同身受。他认为在自上而下的努力之下，索尼内部各个公司和部门间的无形壁垒已开始消融。“现在老板支持跨部门合作，很多事情好做很多。”王亚明说。
　　“One Sony”战略的推进亦是索尼中国CEO栗田伸树上任一年半最重要的工作。在栗田的力推下，像徐毅这样的高层会以两个月一次的频次参加索尼中国的“One Sony”会议，每次均由不同公司来主办。地点有时在索尼北京所在地冠城大厦，有时则在上海的企业新天地，有时则租用酒店会议室。

　　更深入的了解促成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在一次的会议上，索尼音乐娱乐和索尼移动发现彼此与多米音乐都有合作，两者当即碰撞出一个三方合作方案，即在索尼智能手机上预装多米音乐客户端，多米音乐中就会有索尼音乐的专享。如此一来，索尼音乐内容就可以通过多米融合在索尼智能手机中。这正是“One Sony”战略所倡导的软硬件融合理念—在所有消费电子企业中，索尼是唯一一家拥有强大内容制作团队的公司。但遗憾的是，索尼此前并没有将该资源有效与硬件整合兼容。“之前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今后更要加强融合的速度。”栗田伸树说。
　　这正是索尼移动通信大中华区总裁黄国强着力推动的工作。平井一夫曾在中国参加“One Sony”会议。在听完各个业务部门报告后，平井一夫建议黄国强可以尝试让索尼音乐艺人来宣传索尼产品。如今，类似的合作已在进行。例如索尼音乐签约艺人、第一届中国版X-FACTOR“激情唱响”冠军李尚尚在其活动中已开始植入索尼产品。

　　截止目前，索尼中国、索尼移动之间已有6个项目组正在进行不同层级的资源对接，索尼中国的设计师与索尼移动的设计师已开始着手进行协同设计。王亚明透露，索尼专业集团甚至会向专业用户直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王说。
　　除了产品技术，索尼中国影像业务和索尼移动中国还在销售、市场推广等层面进行资源共享。“索尼移动产品正在跟索尼中国合作，并通过索尼中国在做分销。”黄国强介绍说。
　　如此行事的最终目的在于打造明星产品。

　　在索尼全球层面而言，当下最代表“One Sony”特质的产品就是Xperia? Z1手机，索尼将数码影像、电视、音乐等业务部门的优势技术均融入其中。G镜头、1/2.3英寸大型Exmor RS?积层型影像传感器移动版、BIONZ影像处理器移动版来自索尼数码影像的技术；TRILUMINOS?特丽魅彩移动显示技术、X-Reality?迅锐图像处理引擎移动版来自BRAVIA液晶电视的技术。“数码影像部门的同事们不仅仅提供了技术，实际上还与手机部门共同花费时间来开发手机产品。”平井一夫说。

　　平井一夫除了融合各个业务部门的技术之外，还试图在庞大产品线间实现硬件互联，并为之搭建一个生态系统。例如通过NFC“一触连接”技术，索尼手机与音响一碰就能实现连接，手机和遥控器一碰即可将手机中的视频内容转至电视。
　　为了监督执行效果，平井亲自拟定激励考核机制，这也是他视之为最重要的工作。“你做出的贡献也许并不体现在盈亏增长或是对本部门贡献上，我能从宏观上看你做了多少贡献，这部分都是由我本人来管理的。”平井一夫说。

发力移动

　　除了打破内部部门壁垒，平井一夫力推另一项超级工程，即是“将人财物等经营资源有意识地集成到核心业务上”。索尼的产品线纷繁复杂，共计七大产品线、800多项产品，平井意识到既往索尼平均分配资源的时代已过去，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展三大重点业务：移动、影像和游戏。2013年二季报显示，移动产品及通信业务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已增长39.3%，这是索尼内部增长最为强劲的部门。2013财年，索尼智能手机预计出货量为4200万部，是两年前的两倍。平井一夫的目标是2015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仍能保持以往的增长速度。

　　游戏业务销售收入亦同比增长5.1%。但数码影像及解决方案业务销售收入却同比下降6.9%—这源于智能手机的冲击，使索尼整体市场规模迅速缩小。
　　索尼移动业务此前是以与爱立信合资的方式进行，2011年，索尼收购了合资公司中爱立信的股份，将合资业务变为全资子公司。“此前不管成不成功，一半归于索尼，一半归于爱立信。现在手机部门完全归我们所有了。”平井一夫说。

　　曾一手搭建诺基亚中国渠道的黄国强告诉《环球企业家》，索尼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它在全球是上升品牌，在消费电子、游戏领域有着很高的认知度，消费者会把喜好度转移到智能手机上。
　　此外，强大的工业设计和工艺制造能力也令索尼产品竞争力十足。
　　
细节处理能力是索尼的核心竞争力。索尼移动北京/台北创意产品设计总监胜沼润（Jun Katsunuma）透露，由于会影响信号接收，市面上手机很少用全金属边框。索尼在进行Xperia? Z设计时就很想实现全金属边框，但当时技术能力无法达到，最后不得不使用塑料边框。但经过两到三年研发，索尼最终将铝合金框架设计成信号接收元件，Xperia? Z1中就采用了铝合金框架设计。
　　此外，Z1机身前后均是耐用钢化玻璃。在多次撞击桌角和垂直坠落的情况下，手机均能安然无恙。
　　迥异于其他手机，Z1开机键位于右侧中间，这是设计师考虑到5寸屏幕的大小，用户手一般握在手机下方，右手拇指能刚好按到开机键。索尼通过调研发现，人平均每天按开机键的次数高达76次，因此Z1开机键选用的是金属材料。

　　Z1面市之后即在日本市场获得销售冠军。索尼智能手机在台湾和英国的安卓系统智能手机市场均为第一，在全球20多个市场进入安卓系统智能手机销售的前三名。索尼移动的目标是，进入智能手机销售的全球前三。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市场，索尼手机的销量未有起色。
　　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认为中国智能手机的市场格局已定。第一阵营是三星、苹果，第二阵营是中兴、华为、酷派、联想、LG，第三阵营则是诺基亚、摩托罗拉、小米、索尼、步步高、OPPO等。

　　项立刚认为索尼处于第三阵营偏后的位置。“中国厂商如狼似虎，非常有攻击性。”项立刚对《环球企业家》说。“国内手机厂商最快可以实现3个月推出一款新手机。索尼能否在市场上做大，要看索尼决心有多大，能把索尼的资源整合多少进来，还有能投入多少资金。”
　　尽管很难，要实现智能手机全球前三的目标，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中国无法绕开，今后两年平井一夫已决定主攻美国和中国市场。黄国强认为，在中国市场，年轻消费群正越来越追求个性化产品。“他们希望使用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这也恰恰是索尼还有机会的地方。”消费者以小于12个月的速度和频率更换手机时，索尼则能给消费者一个新选择。因此，黄国强希望能把索尼打造成更年轻、更时尚的品牌。比如在拍照后，选择手机自带的智能AR相机效果后，索尼手机会根据拍摄的画面自动在照片中添加卡通等虚拟场景。
　　“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非常复杂，所以在中国市场的投入需要准确判断，抓住核心要点。否则就像扔到大海里边，一点反响都没有。”黄国强认为打开中国市场的要诀是跟运营商合作。其次是加强渠道建设和网店覆盖。
　　总部则给予黄国强足够的决策权，比如在团队架构、渠道、市场推广方面，索尼已彻底本地化。在产品规划方面，日本总部则会给予支持。

　　平井的孩子

　　斯金格执掌索尼时，四个重点业务的负责人被称为“四剑客”—索尼下一任掌门亦从中产生，平井一夫是“四剑客”中唯一一位没有技术工程师经验的人。
　　但他并不是一位对技术一无所知的管理者。平井一夫从小对机械感兴趣，梦想是长大做一名电车司机，坐电车时，他总是站到最前面，有时甚至会故意坐到终点后再折返到最近的车站。他业余喜欢收藏火车和汽车模型，还是内部收藏索尼相机最多的人。上任后，平井一夫主导在索尼御殿山技术中心成立了 业务设计及创新试验室，并经常造访厚木技术中心。

　　他尤为关心索尼的产品设计，在索尼内部，这些产品被称为“平井的孩子”。平井一夫会经常参加索尼内部的研发展会和电子产品秀，如果在活动上发现有趣的创意和概念，他会督促设计师和工程师团队做成产品。“我不会在一次会议上提过就算，我会问他们：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够面市？两个礼拜之后，我会再问起这件事：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绝大多数人在总裁问过几次之后，都会感受到老板对这件事非常认真。”平井一夫称。这对“One Sony”战略也是如此。
　　在身边人看来，平井一夫是个不轻言放弃的人，一旦决定，就坚持到底。在索尼总部，他的减肥故事颇为有名，其减肥方法简单直接且不妥协：少吃。

　　对于创新，他则宽容的多。平井对索尼最大的担忧就是管理层不愿意冒险推进新产品，怕承担推出坏产品后的不良后果，为此，他在内部贯彻的观点是＂索尼必须生来冒险”，并身体力行。他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改进现有的普通产品，令画质更好、音质更好、变得更小、运算速度更快等。另一种是创造出能让人惊叹“Wow”的产品。
　　在掌管数码影像业务时，平井推出的首个冒险产品是全画幅的卡片机。这款名为RX1的全球首款全画幅卡片机与Xperia Z1一样，被视为“平井的孩子”。

　　RX1在中国市场推出时，售价为1.9万元，从卡片机的角度来看，如此价格堪称＂天价”。全画幅相机的感光元器件面积跟传统35mm胶片面积（36 x 24mm）一样大小，是传统卡片机感光元器件面积的数十倍，其感光能力也是传统卡片机的数十倍。
　　传统的全画幅相机体积巨大，还保留胶片相机时代的反光板和机械快门的设计。RX1拆掉相机中的反光板和机械快门，让机身体积大大减小。工艺提升也使得CMOS感光元件可连续工作很久。在RX1中，胶片大小的影像传感器上有着2470万个像素点，每个像素点就是一个小镜头，镜头下面是滤光片层、光电感应层和传输层。制作上述影像传感器的工艺难度不亚于电脑的CPU，这款产品也被平井一夫视为最能代表索尼精神的产品之一。

　　RX1推向市场后，因其体积小、画面质量高被专业摄影人士视作高端数码设备的备机。RX1在中国市场推出后长期供不应求。从市场反馈来看，平井对RX1的冒险堪称成功，索尼因此被视为在影像领域里便携和高画质兼备最好的企业。
　　栗田伸树亦认为RX1的出现令索尼能够差异化竞争，“这样的产品会改变整个传统相机市场的格局。”

　　比Rx1更加冒险的产品是名为QX的相机，这款相机有QX10和QX100两个型号，外型酷似镜头，没有显示器，内有强大的WIFI和NFC功能，可将智能手机作为高质量摄影的配件。
　　QX是是平井一夫的意志产物。他最初在索尼设计师展示上看到产品草样，当时这款产品被叫做“EXPRESSO”，因为拿着它的样子就好像拿着一个EXPRESSO咖啡杯。平井一夫觉得这是个很有趣的创意，于是提议把它做成一个产品。他对类似的设计展都非常重视。“我们每时每刻都期待创新，从不被传统与庸常所束缚。我认为，这种DNA现在仍在每个员工的体内。”平井一夫说。

　　索尼中国设计师宋晓峰向《环球企业家》透露，索尼每年会在东京总部做Creative Report展示，设计师团队会把最近一年来的产品概念做成雏形。平井一夫等董事会成员都会参加。2013年12月6号，宋晓峰和索尼中国的另一个设计师曾去东京参加展览，平井一夫在里面待了整整一个小时。

　　QX在索尼内部被秘密发酵。直到上市前两周，索尼中国顾客体验及产品解决方案部才知道索尼竟有如此创新的产品。QX上市后反响强烈，一机难求。

　　电视难题

　　除了以QX类似的创新产品拓展疆土，平井一夫仍需止亏，其中尤以体量最大的消费电子板块为甚。其电视业务已亏损长达九年，在资本市场将其出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平井一夫并不愿这么做，他坦言放弃电视业务肯定不是现在会做出的决策。“当我们说要放弃电视业务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一块巨大的潜在营收，同时，在索尼有很多人在电视业务工作，如果关停，这些人就会失去工作；如果卖掉，这些人也会面临调职、搬迁的问题。”
　　平井一夫的目标是让电视业务继续盈利，他希望帮助索尼在4K时代再夺先机，重现其在CRT电视时代的辉煌。他的底气在于在清晰度是高清四倍的4K技术领域，索尼有着完整地从采集到播出的4K产品线。

　　索尼中国专业集团技术总监王亚明告诉《环球企业家》，4K跟高清相比，并非只是简单地分辨率提高，色域、宽容度都有提升。而这些提升带来的问题是，4K画面采集时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其信息量是高清画面的4至8倍。4K画面的原始码率高达12.44Gbps，但播出码率仅有28至48Mbps。而这正是产业技术难点。即降低码率，且不损失太多的画面有效信息，这都需要高效率的压缩编码技术。

　　而索尼是全球最早开始研究图像数据信息压缩、编码技术的企业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数字化初期，因图像数字化之后的数据量太大，当时的技术无法进行直接纪录处理，索尼就曾专门培育工程师来研发相关技术。现在索尼所独立研发的XAVC技术，已可以把4K图像12.44Gbps的码率降低到500Mbps来进行制作，这是现有制作编码技术中最先进的。
　　“索尼的优势在于基础。”王亚明说，以往在图像上几十年的积累研发，令索尼取得了先发优势。“只要不犯错，动手早，肯定是有先发优势的。”

　　在栗田伸树看来，索尼是4K技术发展中最有力的推手，其产品线涵盖甚广，从镜头到客厅，索尼都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整个电影领域亦有相当比例的内容是通过4K来拍摄，其中大部分拍摄用机都源自索尼。
　　除了编码解码技术外，索尼在影像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领域亦领先竞争对手至少半年。“这些产品部件虽然没有索尼标识，但却是实现产品差异化的最重要部分，代表了索尼的精神。”栗田伸树认为索尼的优势在于软硬兼施，其在画面、音响上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工艺制造、工业设计能力都不可小觑。

　　在索尼内部，设计部门亦是一个很独特的部门，设计师的工作环境是高度机密的。胜沼润告诉《环球企业家》，设计团队的办公室，“Paul（索尼移动通信大中华区总裁黄国强）也不能够随便进来。”
　　胜沼润外形冷峻修长，所有着装几乎都只有黑白两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拿出两块垫子放在桌上。一块垫子上摆着Xperia? Z1的黑、紫、白三款，另一块上摆着Xperia系列的其他手机产品，屏幕尺寸从6.44英寸到4.3英寸递减。每款手机都保持着同样的间隔，胜沼润将每款手机用布擦到最亮。

　　“他们就像一个家族一样，用的是同一种设计语言。” 胜沼润解释称，由于索尼移动的设计是全球协同，因此他的时间表经常被排得十分拥挤，最多时一天他要参加10个会议。在1月9日接受本刊采访之前的一晚，他在台北，再往前他在东京。而接下来的行程则是从北京飞往哈尔滨，而后则是瑞典。
　　为了迎合本地化市场，胜沼润已着手培养中国设计师。宋晓峰就是其中的一位。自2005年从同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宋经过层层面试加入索尼，经过在东京两年的培训后，他才回到索尼中国位在上海的创造中心。

　　在两年培训期内，让宋晓峰触动最大的是索尼“洗练”的设计方式。依靠技术起家的索尼，在设计时考虑的不仅仅是产品外观，还要求将高科技融入产品。设计师的使命是用实体产品将抽象的技术用设计呈现出来。
　　索尼推崇的设计精神是在现有条件下，更精简结构、更省材料、更省成本地设计产品，这种一层层精简下来的过程被索尼称“洗练”。“这需要相当功力，在日本这种精神叫匠人精神。”宋晓峰说。

　　与此同时，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还需考虑产品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呈现，用户如何更帅、更酷地去使用它。“对于细节的关心和处理，对功能表现的关注，在这方面我培训后也理解得越来越深。”宋晓峰说。以Xperia?的设计理念为例，索尼的要求是Omni balance（简洁全对称），要保证产品的美观，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要美观。因此手机的四个边角是没有棱角的，非常平滑。

　　了解年轻人

　　索尼希望用这样的设计征服年轻人。平井一夫将之称为“Generation Remix”。他认为这一代人与之前任何一代用户都不一样，在蹒跚学步时就会使用触摸屏、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数码摄像机，是真正的数字达人。
　　为更好地理解用户，尤其是新一代用户，平井一夫倡导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直营店。他认为营销的本质就是产品与顾客的距离。2008年索尼拿到外商独资零售执照之后，就将上海淮海路的索尼展示店改为直营店。这是索尼全球第四家大规模直营店，此前三家分别在纽约、东京和大阪。
　　目前，索尼在中国已开设八家直营店，以及两家线上直营店，这些直营店由索尼中国线上与线下直营市场与渠道总监江舵负责，他同时还负责索尼线上业务、索尼会员和加盟店，通过基于顾客与商圈的数据分析索尼产品与营销决策。
　　江舵告诉《环球企业家》，已在中国拥有稳定庞大销售渠道的索尼，开设直营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与消费者互动。

　　开设每一家直营店，索尼都会详细地调研。2009年，索尼在北京将第一家索尼直营店开在东方广场时，就聘请了专业的市场调研公司，并在内部派遣三人进行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负责索尼产品与顾客活动的刘晓萌是索尼北京第一家直营店店长，当时，他带着直营店初期团队的两位同事，在东方广场蹲点整整半年之久。

　　索尼首先调研的是客流，刘晓萌和同事经过踩点测算出王府井商圈客流量达到10万人/天，与北京官方给出数据9万人/天相似。其次他们会观察消费者的着装、手表，也会到地下停车场查看有哪些汽车品牌，以此分析商圈消费者的品味和喜好。最后，他们会尾随消费者在商场行走，观察他们会进哪些店，进行哪些消费，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线和购买力。
　　如此扎实的调研持续了半年，调查组平均每周会出一份调研报告，详细到天气、季节变化对消费习惯的影响。比如下雨天商场客流量反而更大，因为在王府井逛街的人会到商场躲雨。
　　索尼在店面陈设上也颇费心思。江舵介绍，索尼中国顾客体验部门总部有5个专门负责店面陈列的人，也会有专业的第三方设计公司为索尼进行店面陈设设计。每一个直营店均配备一个店长、两个副店长，一个副店长即专门负责店面的陈列。

　　“展台的高度、弧度、产品摆放等都有大量的细节。”江舵解释说。例如索尼的展台会比苹果Apple Store高出10厘米，目的是让产品离顾客更近一点。此外，索尼展台下面会给脚留出空间，不会挡住脚站立的位置。直营店每季都会更换调整橱窗，除了产品以外，店内还有不少基于顾客体验的创意。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直营店就推出了“lonely Xmas”（一个人的圣诞节）的主题，从情感上照顾城市里的单身一族；即将到来的春节橱窗则利用国际象棋的马。
　　情感与魅力营销，都是索尼直营店力求呈现的。产品陈列也务求精致。在智能手机的展台上，索尼产品会有不同的色系，白色的展台会展示6寸的商务机。而彩色的展台则展示Z系列的手机，颜色也更活泼。

　　“零售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一个字：变。”江舵解释称顾客、气候、环境、消费行为都在变化，以固定的店面来面对消费者很容易过时，店面的变化和调整必须每日一变。由于高效的设计团队与供应链支持，现在索尼产品的调整从设计到落地只需要三天。如此一来，店面陈列的灵活性就能大大增加。由于智能手机的销售量成倍增长，手机在上海淮海路直营店里手机所占的空间就由10%增加到了30%。

　　江舵希望能够将索尼直营店打造成一个听、看、拍、玩的体验地点，他正计划给国内直营店赋予不同的主题后重新装修。比如消费群体更年轻化的北京悠唐直营店的主题是Freedom，东方广场直营店的主题则是Passion。在一些店面将出现更为大胆的设计，以悠唐直营店为例，未来的设计将出现天空和大海中的船。

　　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到直营店来。巨大的投入带来巨大的产出，上海淮海路直营店两层店面和第三层的服务楼层，高峰期的客流是1500人/天，在南京东路更大的直营店最高峰时能够有5000到7000人/天。

　　除了促进索尼的产品销售，直营店还为索尼提供了一个直接观察和了解顾客的机会。比如江舵发现有年轻男孩拿着两万现金到店里买相机，这让他很费解。沟通后他才得知，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发烧友，会找身边朋友借款购买相机，现金购买是为避免女朋友查到刷卡消费记录。这些独特的消费习惯有助于索尼更加了解顾客的群体特征。

　　直营店和线上的早期销售情况，对索尼大面积地推广产品有着非常直接的帮助。例如索尼曾推出VAIO Pro Red的笔记本，非常轻便，并可待机7小时。这款笔记本的材料是由东丽纺织提供的碳纤维，红色涂层需经历七道工序，其售价不菲，高达2万元。
　　最初索尼将该红色笔记本的目标人群定义在年龄30岁以上的高端精英女性，但经过索尼直营店和线上的销售统计后，结论却大相径庭。

　　直营店的红色笔记本主要购买对象是女性，但80%顾客的年龄在30岁以下，购买的最大驱动力在于外形。最让江舵意外的是，这款红色笔记本在线上销售中，70%购买者是男性。索尼调研分析后得知，这部分购买者是极客，喜欢收集新奇的产品。这款红色笔记本让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碳纤维之上的复杂的涂层技术。

　　于是，江舵调整了产品的宣传策略。在线下销售时，这款红色笔记本的宣传总会和玫瑰联系在一起，吸引的是30岁以下注重外形的女性顾客。线上销售则主打涂层技术，目标受众是对技术热爱的极客。
　　栗田伸树希望上述举措能覆盖到更多的人群。索尼在中国的市场营销最看重两个群体：一是高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二是年轻人群，比如90后。就品牌而言，索尼对90后群体的影响力并不能令栗田感到满意。“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的孩子都已经超过30岁了。但年轻群体是文化潮流、生活方式潮流的创造者。为了将来的发展，我们会着重来关注这个群体，避免将来在竞争中落伍。”栗田伸树说。

　　栗田本人也会通过各种机会与年轻人交流，在直营店时，他会观察年轻人的购买喜好。如果大学生来索尼上海创造中心参与设计工作，栗田伸树会跟他们当面进交流，例如了解他们每天花多长时间上网。
　　“索尼品牌在历史上已经根深蒂固，现在的重点是，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下，如何更时尚、年轻。”黄国强说。眼下，中国热正弥漫在东京总部。宋晓峰最近几次去索尼东京总部，发现在放的都是关于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的片子。

　　徐毅也曾感受到这种冲击。在＂One Sony”会议上，他曾分享自己对过去15年华语音乐市场的变化，例如五月天、苏打绿这样过去曾被广泛认定是独立、小众的音乐人，如今已声势斐然，徐毅将其称为“新主流”。“跟以往主流音乐不同的是，他们有比较独立的音乐精神。”徐毅说。他认为透过音乐市场的变化，也可以了解当下年轻人的性格和时代情绪。“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也是与此契合的，它将越来越有性格，设计也越来越有趣。”徐毅对《环球企业家》说。

（本刊记者史寅昇对本文亦有贡献）

隈研吾混凝土盒子讓我渾身難受＠People

“我想讓死亡重新回歸建築。看著20世紀那些由混凝土和鋼筋建造的華麗建築，生物會忘記死亡，忘記了死亡就會失去對自然的敬畏” 

喜瑪拉雅美術館展區內，隈研吾將兩層樓高的SHARE HOUSE 1：1模型介入其中，闡述如何在共享空間中保留獨自發展的“隙間”（圖/郭一）
“有沒有一句話能夠形容現代建築師？” 

“不得已奔走在國際競標會這個賽場上的賽馬。”
隈研吾比常見的日本男人高大，五官有點像北野武，著裝和他的建築作品一樣低調。黑西裝、休閒褲、米色麻鞋，他依然沒打領帶，並且執拗地認為打領帶會減少壽命。
他非常珍惜時間，沒有一天不在工作；專訪前一分鐘，他還在與團隊討論建築方案，面對白色模型和工地照片，一臉嚴肅地塗塗畫畫。 

據說，這位日本建築大師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有六十多個同時進行的項目。即將在2014年完工的中國項目，包括浙江杭州的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雲南騰沖的旅遊地產等。 “現在每個月基本都要來一次中國，算起來大概來一百多次了。” 

這幾年，隨著個展及諸多項目在中國開啟，在安藤忠雄與磯崎新之後，更多中國精英開始讀他的《負建築》，並懂得欣賞他那些有著樸素美感、充滿盎然禪意的建築作品。
“我想讓建築成為一個不斷變化的現象，隨著氣候、季節、地點不斷發生變化，甚至在不同人眼中，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移動速度中，都能夠有對建築不同的感受。”
隈研吾善於利用環境特徵進行設計，正如他在中國最廣為人知的作品“長城下的公社•竹屋”，及其代表作三得利美術館、蓮屋、“水/玻璃”等。這些作品體現了他對建築的深層思考與其建築理念的嬗變：不局限於建築本身，而更側重於建築與人類、與自然的關係。 

“建築自身存在的形體是可恥的。我想讓建築的輪廓曖昧化，也就是說，讓建築物消失。”
從其著述及訪談來看，酷愛讀書的隈研吾有時更像是一位思想者。他曾有專文提及凱恩斯經濟理論對建築設計產生的影響；他將民主主義與建築流派結合來談；他探究建築師品牌及其現像對社會創造力的傷害；他對住宅委託人和建築師的關係有一針見血的批判……
“我們的慾望希望我們把建築物從周圍環境中分割出來，我們忘記了建築的本意是讓我們容身、居住得更舒服，但我們卻一味將建築當成'物'，在其身上畫滿各種符號，直至將我們自身淹沒。”隈研吾認為，21世紀，看似很弱的“負建築”才是人們真正需要的。 

今天，不止專業領域在談論隈研吾。影視作品中，志明與春嬌的愛情在他設計的“竹屋”中昇華；日劇《最後的灰姑娘》裡“女漢子”篠原涼子所寄居的住宅也是隈研吾的手筆。這位建築界“新彌生派”的代表人物，早已受到各方的“跨界”青睞。 

“後現代旗手”低調轉身
 
生於1954年的隈研吾，見證了日本建築發展的黃金年代。
1964年，小學四年級的他，踏進了大建築師丹下健三設計的代代木體育館（東京夏季奧運會主場館）。 “陽光沿著美麗的房頂曲面從天而降的樣子，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清清楚楚。”
那時的東京，民用高層建築極其少見。這座史詩般的奧運場館讓隈研吾感受到建築物強烈的存在感。 “那時別人家的房子很多都是用新型建材搭建的，只有我家是木結構的平房，又舊又暗……我帶著自卑情緒開始思考'家'到底是什麼。” 

隈研吾的父親生於明治年間，喜歡修繕工作，隈研吾記得，在他小時候，一家人的愛好就是改建房子。 “在家庭會議上，家里人會說出自己的意見和願望，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就算是小孩也會收集數據進行論證，如今（我的工作模式）也是如此。”
在 東京大學建築系學習時，隈研吾追隨的都是深受現代派及柯布西耶影響的日本建築師。他的授業老師原廣司，繼承丹下健三的現代派脈絡，研究及建造密集城市。在 留美歸日的建築師楨文彥那裡，隈研吾學習到日本新陳代謝派的設計營造方式。 “有次在楨先生事務所裡做模型，楨先生指出模型有尺寸錯誤，我答'我認為那是您的錯覺'，現在想起來還會臉紅。” 

1979年獲得建築學碩士學位後，隈研吾前往哥倫比亞大學訪學。 “去紐約前，其實我對日本文化並不感興趣。那裡一位美國朋友對我的背景非常好奇，常常問我有關日本文化的問題，我才開始認真研究起來。我清楚記得，那時我 有個榻榻米，我和那位美國朋友坐下來享受簡單的茶道，其間我們開始談論美日文化差異，那是我走向日本建築傳統的轉折點。”
他回到日本時已是1986年——日本建築業的蓬勃期。 “那是後現代主義盛行的時代，差不多30歲，就可以設計一座建築，大批的年輕建築師以設計特立獨行的建築為榮。”回顧事業初期，隈研吾不無遺憾，“1991年設計的M2大樓是自己最不喜歡的建築。” 

“M2”大樓位於東京世田谷區，外觀充斥著古典主義立面與玻璃鋼的“混搭”，中央還有一根突兀的古希臘愛奧尼柱式巨柱。隈研吾曾因這座建築的奇詭創作被奉 為“後現代旗手”，但“M2”建成不久，因泡沫經濟幻滅，很快變身殯葬廠。時代一轉身，隈研吾立刻被視作“建築罪惡集權化”的始作俑者，此後12年間他沒 接到過一個東京的工程項目，只能“被發配”到建築地緣政治的邊疆——四國島上做設計。
也正是這一低潮期，接手高知、愛媛等地工程時，這些 小城不盡相同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狀況讓他首次考慮建築的適用性和生態性，獨特的理論和風格隨之形成。 1994年至2000年間，這些地方工程屢獲日本各大建築設計類獎項，2001年“石博物館”獲得國際石造建築獎，次年自然木造建築精神獎為他贏回國際聲 譽，他得以重新開展東京的工作。 

“'M2'的問題在於它過強，造出來後勝過周圍環境。”“M2”以後，他的風格逐步“弱”化：開闊的庭院、半透明的空間感、以牆壁柵欄或玻璃建起的通透立面，加之適度引入水、竹等裝飾元素，那些能呼吸的建築極受歡迎。
“我喜歡那些柔軟、自然間本身就存在的材料，參與地方工程時，我嘗試將木材、紙、土、玻璃等材料用到建築中，它們的使用對弱化建築物的觀感起了重要作用。 ” 

在建築的隙間呼吸
 
“混凝土盒子這樣封閉的形式讓我渾身難受。待在這樣的盒子裡，呼吸不暢、身體拘束、體溫也好像被吸走似的。”
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貴賓室，隈研吾坐在沙發上，身板挺拔、態度謙和。貴賓室外是前來觀看“隙間——隈研吾2013中國展”的眾多觀眾。
所 謂“隙間”，是隈研吾在十多年來的作品中一直在嘗試的概念。他認為，物與物擠在一起、沒有縫隙的狀態，不僅會顯得透不過氣，更重要的是難以應對環境、狀態 以及使用方法的變化。 “20世紀為了追求強度和精度，建築放棄了隙間，最終令其難以適應社會和生活的變化，變得脆弱、不自由。打造擁有隙間的建築，就是為了令建築重獲自由。” 

展區內，隈研吾將一個兩層樓高、類似群住房的1:1實驗模型介入其中，在0.25cm厚的結構合板上打口，令其相互咬合，以簡單的連接方式搭建出整件作品。隈研吾設想，居民可以隨意使用這種規格化的材料，搭建屬於自己的share house（共享住宅）。
“我想建造一座像森林一樣、擁有足夠隙間的share house。”
隈 研吾表示，在寫《十宅論》時，他已考慮到，在私人住宅和集中式住宅中間應該有一種存在，它就是share house。 “此前高速發展時期，日本受歐美影響，強調個人，大家都希望自己有個私密空間。隨著人口結構變化，日本出現很多這類共享場所，最典型的是老人院等福祉設 施，針對原本家庭破裂的人員，將他們重新組織在一起。每個人既有自己的私密空間，也有一個大家共同參與的場所。在這過程中也許會孕生出更多家庭、社會結構 的可能性。我希望這種結構可以對社會產生些積極的推動作用。” 

多年來，隈研吾用石頭、木材和竹子在留出隙間的前提下打造建築，發現全新可能。
“一個臨靜水、在深山的房子。我在房子和河流中間注入清水，種上蓮花，從而使得這個居所藉由蓮花表達它的存在，通向河流，並繼續通向河流對岸的森林。”隈 研吾介紹作品“蓮屋”，這座建築由洞形露台和西洋棋棋盤般的輕型多孔牆面組成。 “我希望用石頭來襯托蓮花花瓣的輕盈，我以厚重的材料，石頭，來創造一面靈動的牆，風可以從中吹過。”
隈研吾最為國人熟識的“竹屋”也是 “結廬在人境”的名作。 “我們拿到一塊長城邊上的坡地，我設計的竹屋完全是因山勢而建，正中像有一個個洞，是竹子的縫隙，我稱為建築物的窗戶，通過它，建築和周圍環境融合一體。 張藝謀奧運會宣傳片裡所拍攝的景象，就是通過這個窗戶來體現的。”設計過程中，好友坂本龍一的電影配樂也對他產生影響，“'竹屋'中選用的大量竹材、空間 佈局以及室內的黑色地面，呈現的是我對《末代皇帝》的理解。” 

每次接手一個項目，隈研吾都會花上很長一段時間對環境進行考察研究，從中找 到一些基本元素。 “環境不僅是物理的也是文化的，'竹屋'我找到的基本元素是竹子，三里屯SOHO項目我用到的基本元素就是'胡同'結構。”三里屯項目設計中，隈研吾採取 中國傳統格窗式樣，試圖通過中等高度的建築在城市中再造一個具有人文尺度的、迷宮般的空間。
“我們歷史中，通過吸收中國建築的設計哲學，日本人數次修復了他們的建築史。中國的傳統建築，像蘇州園林、北京四合院，它營造出來的氛圍令人感動，讓人覺得非常平和。 ”
隈研吾對東方建築美學的營建離不開他的謙遜，他的負建築，也是需要“噤聲”感受的。 

讓死亡重新回歸建築
 
2011年“3•11”大地震後第三週，隈研吾行走在宮城縣石卷市，原本能夠容納4萬噸級船舶的世界貿易重要港口，瞬間只剩下潮水退卻後的瓦礫。他意識 到，現代建築的起點或許一開始就弄錯了，鋼筋與水泥的建築交響樂，在自然的咆哮聲中，一無是處。 “很多在水邊的混凝土結構被水沖垮了，而海拔水平稍微高一點的木質結構反而倖存了下來。”
有人問他，“經過了地震，今後你會建造什麼樣的建築？”
他答，“能夠令人聯想到'死亡'的建築，我想讓死亡重新回歸建築。看著20世紀那些由混凝土和鋼筋建造的華麗建築，生物會忘記死亡，忘記了死亡就會失去對自然的敬畏。”
過去20年，隈研吾在持續建築實踐的同時，從未停止過對於建築本身的思考和詰問，《十宅論》、《負建築》、《反造型》等書記錄了他的思考歷程。 2011年4月他曾在媒體上撰寫了一篇《日本地震所展現的另一面》。 

“自古以來，日本人就因面對天災時表現出的宿命主義反應而聞名。他們對最近災難的平靜反應令外國觀察人士驚訝不已。但這種令人敬畏的傳奇表現也有著更為陰 暗的一面。這場災難不僅讓人注意到，傳統上被描繪為富國的日本存在著經濟不平等，還讓人注意到了城市精英面對貧困地區時那種高高在上和漠不經心的態 度。…… 9•11恐怖襲擊暴露了摩天大樓的弱點，而摩天大樓正是城市社會的象徵。3•11日本天災顯示出眾神對城市生活之自負和傲慢的憤怒。”
地 震讓隈研吾認識到，建築師的職責不再是去考慮舒適度、風格，或者形態空間的標新立異，而在於對“地點”的解讀，了解當地的自然條件，才能造出“真正結實的 房子”。 “效仿東京、巴黎或紐約毫無益處。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以及潛在的風險。每個地方都應當採取適於應對當地特殊風險的設計風格。建築師必須重新 研究指導我們規劃的地圖，評估各個地方的風險和潛力，重新思考該如何為特定的地方設計建築。只有通過評估這些因素，我們才能拿出對建築、城鎮乃至我們國家 的真正有力的設計。這次地震震醒了我們，讓我們認識到自己的自負之處：城市人輕視地方已經太久。” 

對於中國這片外國建築師的大試驗場，隈 研吾也提出了中肯建議。 “中國現在很多重大建築項目都請國外設計師來做，但恕我直言，從目前來看，那些作品挺讓人失望的。實際上，這些設計師​​只不過是把自己曾經做過的作品， 在中國做了一次復制，就像LV 的包袋一樣，彷彿做的是品牌生意。”
但他毫不掩飾對中國“特立獨行”的建築設計師王澍的喜愛。 “我非常喜歡王澍先生的作品。從歐美的建築風格去看，封閉性是一種主流，但王澍的作品，是室內室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風格獨特新穎，我非常喜歡。 ” 

高聳奇特的建築物更容易被遺忘
 
人物周刊：我們現在就在浦東，窗外可以看到上海中心，不知你對這座高聳的建築怎麼看？
隈 研吾：在日本有這樣一個說法，越是高層的建築，往往最後成為銀行不良債券的根本原因。我並不贊同樓越建越高的趨勢，包括迪拜和其他國家，我也接到一些建高 層建築的委託，但我一般都婉言謝絕。在日本國內，一些有名的開發商，也想建非常高的、顯眼的建築物。但我感覺，從長遠的發展來考慮，這些追求奇特、高聳的 建築物，在歷史中往往沒有留下非常深的痕跡，10年後就被慢慢遺忘，或者說，被更高的建築取代了。反過來，留在歷史長河中的，都是一些非常堅實的、接地氣 的建築。例如哈佛建築系主任Preston Scott Cohen認為，在地面15米以內的建築物，才能顯示一個建築師真正的實力。 

人物周刊：在中國工作期間，你覺得中國和日本的區別在哪裡?
隈 研吾：中國是老闆文化。對於一個項目，老闆自己做決定是企業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東西。害怕承擔風險的日本工薪族體係是無法建出真正有意思、能夠永垂青史的建 築的。像“竹屋”，不僅用了在日本只有不怕被起訴才敢用的材料，它的造型也很大程度上依託了中國的文化。對於建築，我通常都抱著“輸”這樣一個態度。如果 說輸給誰的話，是周邊的自然環境，還是輸給社會需求？但更高的追求的話，是如何和周邊的環境相融合，彷彿它已經消失掉了，隱去了，這裡體現出一種禪意的心 思。
當今中國，因為經濟高速發展，只要有些才能的設計師，基本都處於一個不會缺活的狀態，但在我看來，這其實是很危險的狀態。在這個時候，希望大家能夠保持一種批判性，時常問下自己，做這樣的建築真的可以嗎？而不是為了建築而去做建築。 

人物周刊：你在《十宅論》中提到，今天的中國和1980年代的日本很像，是否有一些前車之鑑？
隈 研吾：確實是。 80年代初日本的狀態和現在的中國非常像。當時日本處在經濟飛速發展時期，老百姓非常想擁有自己的房子、車子，喜歡住在體面的高樓大廈裡，感覺這樣才能彰 顯身份。房地產業因此發展非常迅猛，之後把地價房價帶到一個高位，但同時它也帶來一個負面效應。按理說民間資本投入、房價地價上漲後，應該給整個社會、城 市的公共設施帶來一個非常大的發展；公共設施起來後，反過來又會映托著整個民間的房地產，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但當時的日本忽略了公共設施的建設，可 能你去看單體的某個建築非常有意思，但整體來講，並不是做得很好，今天的中國也存在相似的問題。應該說，重視整個民間建築、個體建築的同時，也要重視公共 設施的投入和整體發展。當年買房買車這股熱潮過去後，日本出現了一種新的更為豐富的生活理念。人們開始尋求新的連接、溝通和交流模式。若干年後，想來中國 也會像今天的日本一樣向這個新方向發展。 

人物周刊：《負建築》中你稱私宅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態。
隈 研吾：首先私宅這個東西是來自於美國，美國為了整個經濟發展提出了個人住房，提高了一個政府的推廣、政治的程度在全美國進行推進。但日本製度有不同的地 方，相對於那樣的方式在日本並不是說以那樣的居住方式就能得到幸福，為個人住宅花那麼多錢去購買一個私人住宅，其實買的是你的夢想。建設者在並沒有那麼好 的考慮入住者的夢想的情況下，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好一個個樣式讓你去挑選，這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我覺得是不平等的，在我的建築上希望有一種更加平等的 方式出現。所以我對私宅精神的批判，並不是說私宅的形式不好，而是我覺得私宅應該以更加人性、更加親和、更加能溝通的方式出現。 

人物周刊：印像中大牌建築師都在為富人服務，建築師應該怎樣為廣大的民眾營造更好的環境？
隈 研吾：確實有這個傾向。但實際上，越有名的建築師給富裕階層設計別墅、高檔社區，這應該是其中極小一部分。說句心裡話，當時可能非常流行、很時尚，但過了 10年之後，這些建築可能就落伍了，永遠趕不上時代的發展。所以，越有名、有能力的設計師，就應該在整體公共設施方面投入力量和想法。我有時候刻意拒絕一 些有錢人的委託，把更多精力放到公共設施上。 

人物周刊：媒介蓬勃的時代，越吸引眼球的建築物似乎越能得到大眾的認可。傳媒會對你產生影響嗎？
隈 研吾：媒體會對民眾產生非常大的影響。設計時，我會重點考慮兩個方向：一是這個作品或者這個建築會坐落在什麼地方，他周邊的居住或相關人員對這個建築的看 法和意見，這個首先要考慮的。還有一個就是，要讓媒體特別容易理解，因為只有他們理解了，才會把建築介紹到更廣的範圍，讓更多人能了解這個建築。如何通過 媒體去傳播自己的想法、設計理念，這裡不是單單吸引眼球，所謂吸引眼球是這個建築的照片非常光鮮，但這個光鮮之後更深層次的哲學概念、設計理念，你有還是 沒有？這點非常重要。我覺得，庫哈斯等人很多建築只是外表非常光鮮，實際上背後是空的。 

人物周刊：說說你對時尚的理解？
隈研吾：時尚這個詞，在日語裡面偏向時裝方面。引申為一種潮流的話，我感覺首先我們不能忽視潮流的方向，但同時，你也不能老去追隨它。你如果去追隨，往往你就落後於這個潮流。只有在潮流的方向當中去發現一些本質的東西，這樣，你才能做到引領潮流。
我 認為服裝、建築、工業設計從哲學上來說都是共通的，隨著新材料的孕生，實際上一種新的建築模式，包括影響到我們普通人的居住的模式，都會產生比較大的變 化。在現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最重要的應該是環保，大家都這麼說，但環境之所以這麼重要，是由於環境和人的關係十分重要。從我的建築哲學來看的話，實際上就 是如何去設計環境。 

人物周刊：你眼中，未來建築的發展會是怎樣？
隈研吾：未來的一 些建築，應該更結合我們人的本身，甚至是我們的身體。因為社會在發展，物質越來越豐富，人們對物質方面的追求也會越來越高，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是返璞歸 真的，環境在物質環境極大豐富的過程中被破壞，人們更反過來珍視自身。所以，將來的建築，應該朝更加服務於人類的方向去發展。
（實習記者楊楠亦有貢獻）

@Source: 南方人物周刊

高圓圓傾城之魅＠People

“別跟我談戀愛，虛偽，有本事咱們結婚吧！” 

從10月9日轉發這條微博開始，直到12月15日落幕慶功，高圓圓跑完了宣傳新劇的馬拉松。兩個多月，她密集接受采訪，微博內容幾乎都沒離開新劇《咱們結婚吧》（以下簡稱《結婚》）。
12月10日，《結婚》迎來首輪播出的收官之夜，在央視一套的收視達到4.113，刷新國產劇年度紀錄。拿下該劇首播權的兩大平台，央視一套與湖南衛視，連續20天蟬聯全國收視冠亞軍。此外，突破四十億的網絡點擊量，也創下紀錄。
這是高圓圓時隔6年再度接拍電視劇。作為女一號，她完成了闊別之後的驚艷回歸。 

喜歡的劇都不來找我
 
假如有個角色，漂亮、乾淨、人氣高且接地氣、鄰家女孩般不失親和力，相信絕大多數人心目中都會有一個共同的人選。這個角色是《咱們結婚吧》女一號楊桃，監製王彤和很多人一樣迅速有了答案，她嚮導演劉江推薦了高圓圓。
“她一說我就眼前一亮。”劉江說，“圓圓身上有一種很質樸的氣質，她沒有沾染圈子裡的一些習氣，也不是飄在空中的那種感覺。而且她這麼久沒有拍電視劇，大 家都會有新鮮感。”當他把這個想法跟電視台溝通時，對方同樣興奮。 “那段時間正好我的編劇孟瑤在練瑜伽，她聽完之後說自己冥想了一下黃海波和高圓圓的搭配，就一個感覺：美妙至極。”
談及《結婚》之所以大 火，劉江每次都會提及高圓圓的回歸對電視台和收視的刺激作用。 “我自己真的不認為這是一個原因。”高圓圓說，“導演會這麼鼓勵，但是我還是比較冷靜和理智。其實我對於電視機前的觀眾來說，熟知程度有限。除了《倚天屠 龍記》以外，我並沒有一個家喻戶曉的電視劇作品，而且我6年沒有拍了。” 

高圓圓一直不是高產的演員，她早年接戲的頻率差不多一年一部，工 作強度最多也就是半年拍戲半年停工。 2004年，她拍了9個月，最後一部是電影《青紅》。 “對我來說，這樣的強度已經是一種反作用力，所以2005年我就一年沒有接戲。”那年5月，她和《青紅》主創一起，踏上了戛納紅毯，並且最終和導演王小帥 一起登台，捧起了評委會大獎。
正在當地宣傳《神話》的成龍後來邀請高圓圓參與了新片《寶貝計劃》的拍攝。她的護士角色戲份不重，短暫的合 作中，最讓她觸動的是成龍在片場和收工之後完全判若兩人的狀態：只要開工，成龍永遠像打了雞血一樣精力十足。危險動作不用替身，而且不厭其煩，反复拍攝， 直到滿意為止。一場跳樓的戲，片場鋪滿幾百個箱子，成龍帶頭，幾分鐘全部搬完。
“他整個人沉浸在工作裡，非常有魅力。我在現場總是哈欠連天，覺得無所謂。我覺得我拍戲是被逼的，根本不是自己主動。所以我開始想，我接每一份工作時，到 底應該用怎樣的狀態去投入？拍攝的這幾個月，到底是我糊口的一份工作，還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又不能重來的一段時光？後來我接戲就變得越來越慎重，也確實沒 有看到特別好的劇本。我最後拍的電視劇是2007年的《愛無悔》，但實際上是三四年前籤的合約。”高圓圓說，“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原因：我喜歡的電視劇類 型，都沒有來找過我。” 

高圓圓1979年中秋節出生在北京丰台的航天部大院裡，故得名圓圓。這位地道的北京姑娘非常喜歡一部講述北京胡同 里姐妹情感經歷的家庭劇《空鏡子》，反复看過後還找了原著來讀。 “楊亞洲導演的每一部戲我都喜歡，除了《空鏡子》，還有後來《浪漫的事》、《家有九鳳》、《八兄弟》……我很喜歡這種家庭劇，但是當時找我的不是古裝劇就 是年代戲。”
不拍電視劇的這些年，高圓圓基本不看電視劇。但近年有一部戲吸引了她，讓她安安心心坐下來從頭看到尾，這就是劉江3年前拍攝的《媳婦的美好時代》。當與劉江合作的機會出現，楊桃一角順理成章成為高圓圓復出電視的不二之選。 

可能會把自己丟掉
 
接拍《結婚》時，高圓圓剛和陳凱歌合作完《搜索》。昔日電影旗手們紛紛開始征戰票房高地，越來越多的新戲開機，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越來越多的電影劇本交到手裡，高圓圓卻覺得“越來越崩潰，越來越焦慮”。
“很多過去一些比較底層的從業者，現在都陸續成為核心主創。能給大家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當然是好事，但是經常會聽說一些人，能力確實還很欠缺，拉一幫人組 個班子，戲就開機了。所以我很悲觀，覺得再也遇不見陳凱歌這樣的導演和《搜索》這樣的戲了。我這個人基本不去想太好的事，總覺得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 它很可能就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次。”高圓圓對自己一直的要求是：接一個戲，就自我證明一回。
“清嘴女孩”，這是無數觀眾對高圓圓最深的印象。這個反复滾動播放的含片廣告不是她的處女作。高中的一個寒假，她和同學在王府井附近逛街時被廣告公司的人 發現，後來哥哥陪她前去拍攝了第一個廣告，那個冰激凌廣告最終在央視播出。這些大同小異的廣告形象和早期眾多清純靚麗的角色一起，將她牢牢定位在“鄰家女 孩”上。甚至在另一部分人眼裡，高圓圓跟很多女星一樣，就是不必討論演技的花瓶。 

“後來接《南京！南京！》，我就是想拼命跳出我自己，努力證明我自己。陸川也不斷跟我灌輸，你就是跟別人看到的不一樣，你不能偽裝，你得把真實的自己拿出 來。”高圓圓的角色是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女子學院安全區的歸國女教師姜淑雲。做功課時她一直在讀明尼·魏特琳的《魏特琳日記》和張純如的《南京暴行》，全 然不知接下來自己的生命中將要發生什麼，只是一直心存疑問：為什麼苦難都挺過來了，她倆卻都選擇結束生命？
那段時間她因參演話劇《艷遇》 被一則猝不及防的負面消息困擾，和陸川的初次合作也是各持己見、彼此較勁，清純玉女在現場大聲咆​​哮著和人爭論，負面狀態讓她更深地墜入了1937年冬 天南京城裡那段黑暗的往事中。拍完後，她找到了內心那個巨大疑問的答案：無論親歷還是重溫，在那個過程中，她們都不能退縮。但是當事情過去，她們已經被侵 蝕得體無完膚。那麼深入地經歷一次之後，作為一個女性很難消化。高圓圓回憶：拍攝的那一年，我接觸到的全是沒有尊嚴的死亡。
關機後，高圓圓被嚴重的失眠所困擾。躺在床上腦子裡怎麼也靜不下來，想很多事情，越想越絕望，不願意跟任何人交流。 “好演員應該進得去出得來，但是我當時想的是我先進去再說吧。因為我首先進去就有難度。” 

心病還得心藥醫。在那段艱難的自救裡，她每天聽郭德綱的相聲。 “我把尊嚴什麼的看得太重，但是在他的相聲裡，生死榮辱一切都可以拿來開玩笑，一切都是不嚴肅的。生活本來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作 品打死的結，還得靠作品來解。幫她走出來的另一副藥是林兆華執導的話劇《建築大師》，高圓圓曾在他復排的莎翁名劇《哈姆雷特》裡出演女主角奧菲利婭。 《建築大師》是易卜生64歲時創作的爭議之作，主人公索爾尼斯被認為是易卜生的自畫像，他嚮往青春，又懼怕青春，為達野心不擇手段，在道德邊緣苦苦掙扎。
“建築大師到了晚年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太多錯誤，他後來發現，我這輩子這麼有名，建了這麼多建築，但是到頭來自己連個家都沒有。我就在想我自己未來的可能。 我為了成為一個所謂的好演員，可能會把自己丟掉，再想把自己找回來，可能已經來不及了。我以前堅持的那些東​​西也不是錯的，我那時已經29了，當時我就 想，沒到30的時候，盡量打開自己，看看更多的可能性吧。”高圓圓說。
“不是說以後拍戲可以不投入，但至少生活裡我可以讓自己再自由一點。所以從那之後我就不斷給自己灌輸一個意識：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錯事情。” 

我一路過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從 1996年拍攝第一條廣告到2002年大學畢業，高圓圓用了6年時間，才決定把表演當作職業。 “那6年我有很多工作機會，包括高考時要不要考電影學院，每一次面對這樣抉擇的時候我都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會把它當成職業。我一直覺得這只是我學生時代打 零工，或者一個課外實踐而已。”
高三那年，班主任專門把高圓圓的父親叫到學校。因為已經拍攝了電影《愛情麻辣燙》和不少廣告，老師希望父親勸說女兒報考電影學院。 “我們老師知道，就你這成績，也考不上別的好大學。”父親回家後，隻字未提這件事。 “他覺得我想做什麼，是我自己的事情。”
父 母對這對兄妹採取的是完全自主的教育方式：上小學時，多數孩子每天晚上都在父母催促下做完功課按時睡覺，高圓圓經常玩到9點過後，回來甚至父母已經睡了； 從第一次拍廣告開始，父母從來沒有陪過。 “我就沒有叛逆青春期，因為從小父母就尊重我每一個選擇：你想幹什麼就去幹。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絕對不會替我們收拾爛攤子。做錯任何事情就自己承受吧。” 高圓圓說，“所以我不像《結婚》裡的楊桃，在媽媽逼婚下恨嫁，我一路到現在，過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在出道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高圓圓覺得 自己一直不是用功的演員，合作的導演也都告訴她：你演自己就行了。即便憑藉《十七歲的單車》已經有了直通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機會，站在紅毯上她依然沒有任何 內心的滿足感。直到2002年接拍金庸古裝劇《倚天屠龍記》，演慣了鄰家女孩的高圓圓要扮演心路和性格變化跨度都很大的周芷若。那是她從藝以來第一次感受 到表演吃力，每天到現場，導演看到她都會搖頭皺眉——對方眼神的內容她全都懂，“哎，又要拍她……”
工作人員那些不言自明的內心戲強烈地 刺激了她，“我心裡就憋著一口氣，我就不信我做不好。所以在那4個月裡，我第一次非常投入地鑽研表演。後來我越來越多地發現了表演的樂趣，導演對我的態度 也發生了根本轉變。那個戲讓我獲得了很大的滿足感，​​就是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一個人的認同。”
“在正確的方法下，沒有不會演戲的演員。”《結婚》的導演劉江說，“圓圓不是一個感性的演員，她更偏理性。理性的演員需要想明白，我為什麼做這個事。有了答案支撐，得到鼓勵之後她會如魚得水。” 

在 《結婚》中，黃海波飾演的果然向楊桃求婚的段落是一場重頭戲，那場戲主要動作全部在黃海波這裡，高圓圓在鏡頭下呈現的全是反應。在劉江看來，這場戲隨著果 然不斷表白，楊桃需要準確詮釋出意外、恍然大悟、驚喜、感動這些逐漸遞進而且層次豐富的表演。還有一場在KTV中互訴衷腸的戲，也是非常需要演員走心和投 入的高潮戲。
“這兩場戲難度都很大，但是都是一條過。我當時4台機器同時拍攝，圓圓的反應都是真實和準確的，兩位演員的表演都非常成功。”劉江說，“表演的本質是交流，而不是擺Pose。演技是個虛的概念，把它丟掉我只看人。”
讓 劉江滿意的表演在贏得觀眾的同時，也給高圓圓帶來了新的煩惱。越來越多的觀眾希望高圓圓和黃海波假戲真做走到一起，兩人越澄清，有些觀眾意見越大：你們讓 我相信這樣一個故事，現在又各自撇清關係，這不是欺騙我們嗎？高圓圓哭笑不得，她在去年便公開了和台灣演員趙又廷的戀情。 

他的出現，讓我覺得我的人生很重要
 
“我不喜歡主動去談起自己的感情，”高圓圓無奈一笑，“但是當時我們已經被拍到了，正好又廷在宣傳《痞子英雄》，不回應是不可能的。可能他站在男生角度， 覺得應該給我一個交代吧。其實我沒有想隱藏什麼，公開是早晚的事，選擇公開也是我們共同的決定。這一點並不是我在媒體面前最不能承受的，我反感的是不實報 導。兩人相處細節我不想談，至於事實部分，沒有什麼隱瞞的。”
因為《結婚》熱播引發的新困擾，是趙又廷從網上先關注到的。他提醒高圓圓心態平和，不要太較真。 “他出道時也承受過很多誤解，一路走過來，現在能夠很成熟地應對這些事情。”
趙 又廷比高圓圓小5歲，這份因《搜索》結緣的姐弟戀也受到了質疑。 “但是在我們平時相處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更多的還是他給我力量，對我更包容。而我所有的耐心基本都給我媽了。”高圓圓的媽媽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工作之餘絕 大多數的時間她都陪伴在側。劉江透露，《結婚》拍攝期間，“圓圓每天收工之後來不及吃晚飯，就要趕到醫院陪媽媽，然後再趕回劇組開明天拍攝內容的創作 會。”
“又廷成熟度很高。”高圓圓說，“其實這兩年，我在照顧媽媽情緒很極端或者體力付出很大的時候，都是他在精神上帶給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是他一直的包容，在精神上給了我很大的緩衝。” 

假 如高中那年寒假不在王府井被廣告公司發掘，她的心願是畢業後做一個朝九晚五的白領，所以後來她選擇了公關文秘專業。六七年前，她早已不是圈中新人，但是被 拍到衣服穿幫還是會回來痛哭一場。 “現在基本上三天兩頭就有一個花邊新聞出來，可我已經沒有感覺了。現在我把這些看作是一個遊戲，自己不較真，就沒有什麼能影響到我。”
高圓圓的微博頭像是一隻伸展四肢如同滿帆的貓。她很喜歡貓，“貓比狗更善於安撫自己的情緒。頭像上這只像在奔跑，又像跨越。那種自由的氣質，就像是可以不依附任何情感去飛翔，我很喜歡。”
她 以前從來不敢想像離開北京去另一個地方如何生活。 “如果晚上不回北京的床上睡覺，我覺得我快死了。但是現在離開一兩天，我都覺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兒。我會期待這個過程。過去我膽小，有太多牽掛，所以我把 自己封閉起來。現在我越來越學會把自己放下。這個世界太大，太瘋狂了，你有太多的遠方應該去看看。” 

這種變化，是不是跟趙又廷有關？
“我想到處走走，這個可能跟他沒有絕對關係。可能還是跟我自己慢慢成長有關，開始膽大，好奇心重了，想要看到更多的世界。”她說，“但是跟他有關的部分可 能是，你會覺得更重要的是有個人在那裡。其實也是因為他的出現，才讓我覺得我的人生很重要。我應該珍惜我自己，因為有一個人對你那麼好。因為那個人那麼愛 你，你也必須愛自己更多一點。”
（實習記者張萌明對本文亦有貢獻）

@Source: 南方人物周刊 

5萬啤酒罐打造的啤酒住宅@Arch

地鐵與日本移動互聯網＠Trend

如果說中國的春運是每年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那麼日本東京的上下班時間可能就是全球每天在發生的最大規模人口遷徙。
每天早上，日本人穿著整齊的西裝，腳穿擦著發亮的皮鞋，提著公文包，整齊劃一地擠上各種軌道交通工具，從郊區來到東京市區上班。在日本，乘****通工具往返於住宅和工作地點被稱作“通勤”。

人 們從東京周圍的神奈川、橫濱、埼玉、橫須賀、靜岡、千葉等城市來到東京上班。白天，東京市區的人口會猛增到3000萬。許多人都對北京上海上下班時候擁擠 的地鐵記憶猶新，但實際上，日本的地鐵擁擠程度比北京上海更加厲害。日本交通高峰時段電車的最高負荷將達到正常的220%以上，擁擠程度可想而知。
官方數據顯示，東京都的人口為1301萬，而大東京圈人口達3670萬，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圈。東京同時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財富500強公司總部的地區，因此在東京上班的人群以白領為主。
每 天早上，當日本人穿著整齊的西裝，提著整齊劃一的公文包走進電車的時候，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壯觀的移動互聯網同時在使用的景象，這也是移動互聯網發展的黃金 時期。放眼望去，電車裡滿是手拿手機的日本白領，人們在這段時間用手機玩遊戲、上網、看新聞、上社交網絡、看漫畫、聽音樂……
軌道交通，和日本的移動互聯網，究竟有哪些淵源呢？

日本人為什麼坐地鐵而不開車？
 
每次去日本，總是感嘆東京怎麼很少堵車。我曾經多次在日本早上8、9點的上班高峰時期在東京打車，但奇怪的是，這時候街上的車輛很少，至少和北京上海比起來，其密度要低很多很多。

日本是全球房價最貴的國家之一，昂貴的房價使得許多上班族只好把家安在東京郊區或者周邊的橫須賀、神奈川等地。

日 本的軌道交通非常發達，東京早在1927年就建成了亞洲第一條地鐵線路。日本的第一條鐵路交通線建成於1872年，第一條新幹線開通於1964年，經過 100多年的發展，日本兩級鐵道網絡日益完備，主要包括新幹線網絡系統和國鐵的東日本鐵路、西日本鐵路，日本民營鐵路會下的日本私鐵，都營、私營的地下 鐵，地方性小規模鐵路等鐵道網絡系統。各類鐵道系統相互連通，鐵道車站系統完備，線路之間換乘便捷，尤​​其是大都市的鐵道交通網絡尤為方便。
東京火車站地下的鐵路線有5層，包括新幹線、機場快線、地鐵、城鐵等多種軌道交通在此交匯，基本上，在日本城際交通和市內軌道交通高度融合，無縫連接。而新宿地鐵站則是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地鐵站，每天有350萬人經過這裡。

在東京早高峰時的市中心區，有91%的人乘坐軌道交通工具，而很少有人選擇開車。東京開車的成本非常之貴。我問過日本朋友，東京火車站附近的停車費是一小時1000日元左右（相當於人民幣60多元，還是在日元嚴重貶值後）。
而在日本，公務員開車上下班被認為是佔用交通資源的表現。日本的大企業也不鼓勵員工開車上下班，許多公司的老總甚至帶頭做地鐵上班。日本的打車費用同樣十分昂貴，所以綜合以上，大部分日本白領都選擇坐軌道交通上下班。

軌道交通大大推動了日本移動互聯網的發展
 
日本所有的地鐵（電車）、火車的車廂內都禁止大聲說話或者打電話。車廂內安靜地出奇，人們自覺地把手機調成靜音，開始漫長而略顯單調的趕路行程。
據 計算，日本人平均每天花在上班路上的時間是70分鐘，正是這段無聊的時間，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年長一些的日本人仍然習慣在電車上看書或者 看報紙。日本人非常喜歡看書，因此很流行那種開本很小​​適合隨時攜帶的口袋書，而現在的年輕人則都喜歡在電車上玩手機。
日本是以電子郵件替代GSM系統中的短信服務。因此在電車車廂裡，人們頻繁利用手機郵件來溝通——這也是日本最大運營商NTT DoCoMo早年推出的i-mode服務紅遍日本的很重要一個原因，因為i-mode早期就是以手機郵件為基礎的。

手機對日本人的生活改變非常之大。最早，人們喜歡在電車裡面看報紙，而現在許多人都改用手機上雅虎等網站看新聞。日本人曾經很喜歡在電車裡面看漫畫，而現在iPhone等智能手機普及後，許多人改用手機看漫畫。
在玩遊戲方面，日本的電車中曾經一度是索尼的PSP和任天堂的Gameboy遊戲機的天下，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在手機上玩GREE、DeNA或者Gungho的卡牌遊戲。
有人可能會感嘆，一個小小的日本，總共1億多人的市場，怎麼能夠養的出GungHo這樣150億美金市值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呢？ （幾乎相當於新浪+搜狐+網易的市值之和）
由於地鐵的發達也帶動了“地下”經濟的發展。遍布地下的各種時裝店、雜品店、飲食店，使人們足不出地面就可購物、美食的樂趣。

發達的地鐵商業也推動了移動支付的發展。人們普遍使用東日本鐵路公司發行的Suica交通卡或者Pasmo公司發行的Pasmo卡坐車。而日本的鐵路運營者又將這些電子卡片推廣到了幾乎所有的地鐵商家，人們除了可以用這些交通卡坐車，也可以到各個地鐵商家買東西。
此後，日本的運營商開始發展手機錢包業務，這些交通卡被逐步整合到了手機裡面，人們出行不需要再攜帶交通卡，只需要把帶有近場支付功能的手機在地鐵檢票機上刷一下就好了，也可以用手機直接到地鐵商店買東西。

啟發：中國的大城市未來會更像日本而不是美國
 
筆者曾經多次去美國和日本考察，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中國的大城市未來會更像日本，而不是像美國。
大部分美國人每天開車上班，而坐地鐵、公交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在日本，90%以上的人是坐公共交通出行的。
之所以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更像日本而不是像美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人口密度。美國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大部分美國人散居在城市周圍的一些小城鎮上，所以有著發達的汽車文化。
以 矽谷為例，這裡就像是一個一個小村子組成的，人們住在Santa Clara、Palo Alto或者Cupertino等小鎮上，這裡很少看到高層建築，人們往往一周開車去附近的沃爾瑪，或者奧特萊斯購物一次，買足自己的生活用品，可以說， 汽車就是美國人的腿腳，在美國，沒有車的生活是很難想像的。

但是中國和日本的人口密度比美國要高很多。中國的各級城市，不管是北京上海，還是某個三、四線小城市，往往都開始陷入交通擁堵的煩惱當中。北京、上海、廣州已經陸續出台了各種變相的汽車限購政策。
在中國，買輛車已經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很快就會有許多人開不起車。小區的停車位越來越貴，有時候還不是你拿錢就能買到的，上海市區的停車價格已經漲到20塊錢一小時以上，汽油的價格越來越貴。在上海，一個車牌已經漲到近10萬人民幣……
美國的大城市，例如舊金山，到了晚上，除了少數市中心的地方，大部分地區商業活動並不發達，大部分商店都關門。
而在日本，尤其是東京、大阪這樣的大城市，城市化的水平非常之高。東京街頭滿大街都是7-11、羅森這樣的24小時便利店，一些超市、餐廳也是24小時的。到了晚上街上依舊人潮湧動，獨自走在街上絕對不用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

從 城市發展形態上，中國正在產生幾個像東京那樣的超級都市圈。以上海為例，上海目前有2300多萬的常住人口。大量人口居住在外環之外的新興居住區和市郊城 鎮，通過軌道交通方式、公交和私家車的方式每日來往於城區和居住區之間。而且每天還有大量的人口由周邊的蘇州、崑山、嘉興、無錫、杭州等地湧入上海上班。 隨著城際鐵路越來越發達，今後這樣的人群只會越來越多。如果這種通勤需求大量上升，主要依靠私家車的話，公路和停車資源將不堪負荷，使用成本的大幅度提升 是必然趨勢。
我在上海的許多朋友，他們都買車了，但是他們開車的次數越來越少，有時候一個星期都開不到一次。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再過10年，中國的大城市可能真的會變的像日本一樣，一般人都只在周末外出遊玩的時候才會開車，這是城市交通資源過於擁擠後的必然結果。
截止到2013年初，中國的軌道交通總里程已經達到2100公里，居世界第一，中國的城市軌道交通正處於高速發展期，按照發改委的規劃，中國還將修建6000多公里的城市軌道交通路線，一個全球規模最龐大的軌道交通網正在中國建成。
僅在上海，每天就有超過600萬人乘坐地鐵出行。中國完全可能像日本那樣，由軌道交通演化出發達的移動互聯網文化。
在玩遊戲方面，日本的電車中曾經一度是索尼的PSP和任天堂的Gameboy遊戲機的天下，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在手機上玩GREE、DeNA或者Gungho的卡牌遊戲。
有人可能會感嘆，一個小小的日本，總共1億多人的市場，怎麼能夠養的出GungHo這樣150億美金市值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呢？ （幾乎相當於新浪+搜狐+網易的市值之和）
由於地鐵的發達也帶動了“地下”經濟的發展。遍布地下的各種時裝店、雜品店、飲食店，使人們足不出地面就可購物、美食的樂趣。

發達的地鐵商業也推動了移動支付的發展。人們普遍使用東日本鐵路公司發行的Suica交通卡或者Pasmo公司發行的Pasmo卡坐車。而日本的鐵路運營者又將這些電子卡片推廣到了幾乎所有的地鐵商家，人們除了可以用這些交通卡坐車，也可以到各個地鐵商家買東西。
此後，日本的運營商開始發展手機錢包業務，這些交通卡被逐步整合到了手機裡面，人們出行不需要再攜帶交通卡，只需要把帶有近場支付功能的手機在地鐵檢票機上刷一下就好了，也可以用手機直接到地鐵商店買東西。

啟發：中國的大城市未來會更像日本而不是美國
 
筆者曾經多次去美國和日本考察，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中國的大城市未來會更像日本，而不是像美國。
大部分美國人每天開車上班，而坐地鐵、公交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在日本，90%以上的人是坐公共交通出行的。
之所以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更像日本而不是像美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人口密度。美國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大部分美國人散居在城市周圍的一些小城鎮上，所以有著發達的汽車文化。
以 矽谷為例，這裡就像是一個一個小村子組成的，人們住在Santa Clara、Palo Alto或者Cupertino等小鎮上，這裡很少看到高層建築，人們往往一周開車去附近的沃爾瑪，或者奧特萊斯購物一次，買足自己的生活用品，可以說， 汽車就是美國人的腿腳，在美國，沒有車的生活是很難想像的。
但是中國和日本的人口密度比美國要高很多。中國的各級城市，不管是北京上海，還是某個三、四線小城市，往往都開始陷入交通擁堵的煩惱當中。北京、上海、廣州已經陸續出台了各種變相的汽車限購政策。

在中國，買輛車已經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很快就會有許多人開不起車。小區的停車位越來越貴，有時候還不是你拿錢就能買到的，上海市區的停車價格已經漲到20塊錢一小時以上，汽油的價格越來越貴。在上海，一個車牌已經漲到近10萬人民幣……
美國的大城市，例如舊金山，到了晚上，除了少數市中心的地方，大部分地區商業活動並不發達，大部分商店都關門。
而在日本，尤其是東京、大阪這樣的大城市，城市化的水平非常之高。東京街頭滿大街都是7-11、羅森這樣的24小時便利店，一些超市、餐廳也是24小時的。到了晚上街上依舊人潮湧動，獨自走在街上絕對不用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
從 城市發展形態上，中國正在產生幾個像東京那樣的超級都市圈。以上海為例，上海目前有2300多萬的常住人口。大量人口居住在外環之外的新興居住區和市郊城 鎮，通過軌道交通方式、公交和私家車的方式每日來往於城區和居住區之間。而且每天還有大量的人口由周邊的蘇州、崑山、嘉興、無錫、杭州等地湧入上海上班。 隨著城際鐵路越來越發達，今後這樣的人群只會越來越多。如果這種通勤需求大量上升，主要依靠私家車的話，公路和停車資源將不堪負荷，使用成本的大幅度提升 是必然趨勢。

我在上海的許多朋友，他們都買車了，但是他們開車的次數越來越少，有時候一個星期都開不到一次。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再過10年，中國的大城市可能真的會變的像日本一樣，一般人都只在周末外出遊玩的時候才會開車，這是城市交通資源過於擁擠後的必然結果。
截止到2013年初，中國的軌道交通總里程已經達到2100公里，居世界第一，中國的城市軌道交通正處於高速發展期，按照發改委的規劃，中國還將修建6000多公里的城市軌道交通路線，一個全球規模最龐大的軌道交通網正在中國建成。
僅在上海，每天就有超過600萬人乘坐地鐵出行。中國完全可能像日本那樣，由軌道交通演化出發達的移動互聯網文化。

@Source: 福布斯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