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014

巴黎世家大師之魂@Fashion


Alexander Wang,這位任Balenciaga藝術總監僅一年半時間的設計師,為北京奉上“Balenciaga中國限定”時裝發布——含13款靈光四射的設計,令Balenciaga經典創作手法得以融入全新語境。同時,一場旨在回顧品牌創始人Cristóbal Balenciaga設計傳統的展覽同步舉行。這是有史以​​來Balenciaga在巴黎以外舉辦的規模最大的活動。對此滿懷期盼的Wang接受了《週末畫報》的採訪。採訪中,我們談到了他職業生涯中的閃亮時刻,他對時裝屋的未來展望,以及他將如何以設計裝扮全世界的現代時尚男女。著名攝影師Paolo Roversi則受邀創作了一組時裝攝影。
作為Balenciaga的藝術總監,Alexander Wang在談及自己初次接到集團CEO Isabelle Guichot和集團母公司Kering總裁Franois-Henri Pinault的職位之邀時,率性地說道:“我記得,那時我認為我的創造力已經得以充分展現,我對自己當時的狀態感到非常滿意。”這位設計師當時已擁有兩個自屬品牌,一個是Alexander Wang,另一個則是T by Alexander Wang,他覺得頗滿足。 “不過,來自Balenciaga的邀約絕對可以說是百萬分之一的機會,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這位華裔美國設計師隨後補充道。


Balenciaga創始人Cristóbal Balenciaga先生生於西班牙,生活在巴黎。要成為他的後繼者,接替他成為這一著名時裝屋的主設計師,看來確是一個令人生畏的重任。如果說,時年30歲的Wang感到任何一絲猶豫,都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要知道,Cristóbal Balenciaga本人是與Coco Chanel、Christian Dior、Pierre Balmain和Hubert de Givenchy等同一代時裝大師齊名的設計師,他甚至在6歲就已經剪裁出了自己設計的第一件大衣。野心和志向,是他的DNA。


Balenciaga對於時裝領域的貢獻不言而喻,其根源深埋於20世紀巴黎時尚之精華。要掌管這樣一個擁有如此豐富歷史傳統的品牌,絕非易事。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Wang有著非常自我的時裝理念,而且,他來自紐約,來自摩登都市。 Cristóbal於1895年出生於西班牙的格塔里亞,Wang於1983年生於加州,舊金山。“我對設計的許多認知以及我的工作方式,全都來自於我的個人經驗,因為,我從沒做過其他任何工作。”Wang說道,“所以,當我在巴黎見到Balenciaga的歷史資料檔案時,我覺得自己立刻受到了觸動,那完全改變了我對設計的感覺 當你看到這麼豐富的歷史積澱,而且,還可以擁有一個嶄新的工作平台,我覺得,對我而言是一個轉折點。我開始認真地考慮起是否接受這個職位。我曾經一直心裡在想,假如我要涉足其他的品牌或計劃的話,那麼,一定要完全不同於我已經在做的事情。”


2012年11月,他在工作合約上簽了字,並在接下來的那個月正式被任命為Balenciaga藝術總監。 2013年2月,他為該品牌設計的2013秋冬系列首度亮相。 “第一個系列是向品牌致敬,那是一次全新的開始,我覺得這個系列應該著重體現Balenciaga歷史中具有代表性的特色。”Wang解釋說,“我希望自己能從我們以往的經典設計中汲取精髓,將其與今天我身邊普通大眾的穿著喜好和需求相互聯繫起來。”


那一場秀的舉辦地是在巴黎Georges V大街10號的Balenciaga沙龍,現場,模特們沿著人造大理石T台走向觀眾,Cristóbal Balenciaga作品的靈魂在她們衣服上依稀可見:大體積廓形和簡潔的線條,出現在一系列繭形夾克、花瓣裙及羊毛馬海毛分體套裝中。 “我還記得展秀舉辦的那天,那真是個非常超現實的時刻,感覺就好像是透過我在四季酒店的窗戶看著Georges V大街,驚呼一聲'哇噢'。”他回憶說道。


如今,Wang將他的時間一分為二,一半在紐約,一半在巴黎。然而,他坦言自己的​​法語始終頗為生疏。 “我努力了,真的努力了!我只是希望能夠有一種學會時裝用語的捷徑。”他開玩笑地說。隨著一季接一季的工作,他正試圖讓自己不斷地進步和成熟起來。 “對我來說,這仍然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進程,比起一年半之前,我已經成長了許多,但最重要的是,我在和我的團隊一起學習的同時,也仍然能夠清楚地傳達我想要的東西,清楚地定義和區分我在紐約為自己品牌所做的,和為Balenciaga所做的究竟有什麼不同。”


2014年春夏系列中,Wang在他為Balenciaga設計的首個系列的基礎上,用更為輕快、活潑和感性的筆觸,掙脫開了墨守成規般的束縛。 “第一個系列的設計比較樸素,而我希望在新設計中註入更多層次感和流動性。”Wang說道,隨即又進行補充,“設計主要體現的是展示、拆解和重構的過程。”基於該系列,他為中國內地市場特別創作了13款專屬設計,名為“Balenciaga 中國限定”——源自2014春夏系列的核心主題和靈感,包括光影對比、透明質感等理念,此番被重新置入了一種全新的語境,並在5月15日,以時裝秀的形式,呈現於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的教堂之中。


全新的“Balenciaga 中國限定”中,我們可以看到具有龜裂塗層的網眼短上衣、橙玫瑰紅和杏仁綠色淺色系網眼迷你西裝、帶有刺繡的塑型裙、“羊腿袖”真絲緞長袍和具有華美細節的經典晚禮服,從5月16日開始,這些單品將會在Balenciaga位於北京三里屯的店鋪中發售,並在5月24日登陸上海芮歐百貨的Balenciaga店鋪。


與此同時,Wang與他的團隊共同策劃了一場旨在體現Cristóbal
Balenciaga作為時裝設計師之偉大的經典作品展。 5月16日和5月17日,從Balenciaga檔案庫中選出的約40套服裝和各種珠寶飾品一併展出。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盛大活動,因此最重要的,便是將品牌的根基—Cristóbal 本人,以及所有最具標誌性的歷史性設計和產品作為故事的開端,正本清源地向世人展示這個品牌的文化和精神。”Wang如是說道,“至於時裝秀,我希望以更有意義的形式來呈現。既然春季系列大部分都已經上架,那麼我們應該在這次活動中展出哪些更符合時宜的東西呢?”重新設計2014春夏系列的構思由此而生。 “給這個系列加入不同的新意,但卻不會讓顧客們再等上6個月。就好像是再舉辦一次小型的秀,但卻選用了新的面料和刺繡圖案,因此必須重新審視一遍,所有的圖案是否彼此和諧。”


在今年2月於巴黎發布的2014秋冬系列中,Wang業已開始展現出更多的個人風格。 “整個系列的出發點和基礎仍舊不變,即在Balenciaga的傳承和我個人的風格之間找到共享的平衡點。”他說,“我是從針織服裝起步的,因此它在我的設計中一直都佔有很大的比重,但從我們對品牌的研究來看,針織服裝的地位並不突出,也不是重點。但我仍舊希望能把這樣的元素帶入設計。因此,從2014秋冬季系列開始,幾乎每款設計都帶有一些針織設計的元素,或針織圖案,抑或在完成階段加入類似針織紋理的筆觸。”這些細節層面上的創新,都是Wang式設計的核心所在,作為時裝設計師,他總能游刃有餘地把毛衣和針織服裝的美麗和舒適度完美結合。 “這些看似平常的針織服裝,在乳膠塗層和鐳射鏤刻的彈力面料裝飾下,變得更為前衛。”Wang解釋道。而Balenciaga本身的魅力,也正是體現在精細的手工、前衛的剪裁和超凡脫俗的製作工藝中。


或許,Wang正試圖在Balenciaga的歷史中書寫下獨屬於他的篇章。從1968年至19​​87年,這個法國品牌一直處於不太活躍的時期(Cristóbal Balenciaga於1972年逝​​世),直到1997年,Nicolas Ghesquière的接任才使這一狀況出現轉機。 “Nicolas是真正將


這個品牌帶回人們視野中的人,他也是我非常尊敬和追隨的前輩。”在評論這位Balenciaga的前任設計師時,Wang這樣說道。他也知道,在他前面的道路並不好走。 “我們的品牌享有盛譽,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若是細想的話,它其實也曾沉寂多時。就像Chanel和Christian Dior一樣,Balenciaga擁有許多標誌性的設計,我們擁有發展迅速的產品線,例如男裝、女裝和配件。但在每一條支線都曾獲得成功時,你又該如何帶領它邁向更高水平?如何讓它進步?如何在已經井然有序的基礎之上再得以繼續發展?這是擺在我面前的問題。”

歸根結底,這位藝術總監仍憑著直覺和觀察能力來判斷他是否成功,並讓自己保持在最高標準。 “第一點,它會暢銷嗎?大家會穿嗎?他們會買嗎?質量如何?耐久性如何?”他自問道,“第二點則是無法用語言準確描述的,但你必須擁有一種勇往直前的直覺和信念,比如'這是對的,這是正確的選擇,它符合我們這個系列的審美方向和創意定位'。有時,事情的發展是難以預測的,你或許不知道你現在正在做的意味著什麼,或許也不知道它會不會成為能夠令人產生共鳴的東西。但這也正是其有趣所在。”


Wang,這位猶如神童般擁有點石成金魔力的設計師,至今還從沒有嚐過,失敗究竟是什麼樣的滋味,除了還沒能成功地說一口流利法語之外(且不說他還有著大把時間可以學)。是的,他一直都是設計領域的寵兒,乘風破浪的職業生涯可謂一帆風順。他在Balenciaga的工作正高歌猛進,不論其個人的命運還是專業工作成果,都將意味著一段值得世人共同見證的非凡旅程,你我只需拭目以待。


@Source:周末画报 [804期 C16]

草間彌生世間萬物,皆是圓點@People


2014-03-03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如今的創作熱情比此生任何時候都強烈。通過藝術我明白了生死,以及這個世界上綿延存活的眾生;作為人類,通過創作,我不斷學習愛與和平的真諦,宇宙萬物的奧秘,我迫不及待要把這些都展現在畫布上,可以說,我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在創作” 

草間彌生,日本國寶級藝術家,1929年出生於長野縣松本市,1960年代在紐約成名。 1973年回到日本,因患精神病住進了清和精神病院,後來就住在那裡了。如今的她是在世藝術家中身價最高之一,仍在持續創作。她還是個優秀的作家,著有 《曼哈頓企圖自殺慣犯》《克里斯多夫男娼 ​​窟》《如此之憂》,以及自傳《無限的網》等。

草間彌生在《我喜歡的地方》中寫道:我是一個求道的人後來人再等等我喲在歷史的長河里希望你們留意我的光輝人生在橫亙千年的時空中懷抱著永恆的愛我要跨越世紀宇宙萬物再等等我喲我要讓你們看到我戰鬥的身姿
 
“若不是為了藝術,我應該很早就自殺了。” 

85歲的草間彌生,過著精神療養院和工作室之間兩點一線的生活。她入住的醫院就在工作室對馬路,步行僅5分鐘。醫院生活相當規律,早上起來7點檢查體溫,晚上9點就寢。她早上9點半到工作室開始創作,午飯5分鐘完成,然後接著畫,直到傍晚7點。 

緊握畫筆的草間彌生,彷彿在跟時間搏鬥,像草一樣頑強生長。 

這個瘦小的日本老太太,套一件寬鬆鮮麗的長袍,上面綴滿她那些標誌性的波爾卡圓點。
若是出席公眾活動,她會戴一頂亮粉色假髮套,吩咐助手,“把我的'帽子'拿來。”
面對鏡頭,她佝僂著背,嘟著小嘴,瞪著一雙大圓眼,煤精般的眸子幾乎不怎麼轉動;她自顧自囁嚅著塗鴉著,根本沒心思搭理問話的人。 

圓點和她的精神病一樣,成為草間彌生身上最深的印記。藝術天后、精神病患者、圓點女王、日本怪婆婆等諸多標籤​​加在一起,都不足以概括她複雜多變的一生。
1960年代,亞洲女子草間彌生是紐約前衛藝術的先鋒人物,影響力堪與波普藝術領袖安迪•沃霍爾匹敵。 40年前,她回到東京,住進精神療養院,銷聲匿跡。 1993 年,她獨自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重出江湖,確立了自己在國際藝術界的地位。 

國 際上對草間彌生作品的認定——涵蓋五十多年來的水彩、拼貼、繪畫、雕塑、裝置及行為藝術——是最近幾年當代藝術史上的事情。在長期被認作精神異常的放逐者 之後,草間彌生如今被視作日本現存的國寶級藝術家。她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不斷證明自己,和小野洋子等人共同見證了當代藝術史,並被選入全球百大藝術家(亞 洲僅兩位入選)。 

2009年6月底,英國《泰晤士報》公佈20世紀最偉大的200 名藝術家調查結果。畢加索、塞尚名列第一、第二,中國無人入選,日本有4 位藝術家上榜:草間彌生、村上隆、杉本博司和野口勇。相比村上隆等人,“怪婆婆”草間彌生比他們提前了整整三四十年,用她自己的話說,“我比村上隆好多 了,壓倒性勝利!” 

去年年底,上海當代藝術館帶來草間彌生在中國的首次大型個展“草間彌生——我的一個夢”,開幕當天館外就排起長龍,展 覽火爆至今,每次都要排隊兩三小時才能進館,但絲毫沒有消磨粉絲的熱情。經典的南瓜雕塑將藝術館里外佈置得艷麗時尚;巨大的、重複的、紅白相間的圓點,在 展廳各個角落蔓延。一百多件展品中,包括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大尺幅裝置、繪畫、雕塑和視頻,讓觀眾不知不覺中掉入草間彌生創造的神秘幻境中。 

“活到如今,我愈發感到沒時間攀登各個藝術領域的高峰了,我現在不能浪費哪怕一分鐘。”因忙於創作,草間彌生本人沒有親臨上海展覽現場,回答本刊記者書面 專訪時,她解釋道:“我如今的創作熱情比此生任何時候都強烈。通過藝術我明白了生死,以及這個世界上綿延存活的眾生;作為人類,通過創作,我不斷學習愛與 和平的真諦,宇宙萬物的奧秘,我迫不及待要把這些都展現在畫布上,可以說,我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在創作。” 

花朵、圓點、南瓜,沒人看見草瘋長
 
草間彌生1929 年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一戶富裕家庭,家族經營種子生意一百多年。 “當時溫室還很稀有,但我們家就有6間,常常會有學校帶學生來參觀。我家算是資產階級,會贊助當地畫家,可是一旦我想要成為畫家,那又另當別論。” 

10歲那年,她用鉛筆劃了一個安靜、憂鬱的小女孩,這是她的童年寫照。
“我很小的時候,經常帶著素描本跑去家裡的採種場玩。那裡有一大片槿花,我會坐在花圃里胡思亂想。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樣擺出不同表情開始和我說話,它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大到我的耳朵開始痛。” 

為了抵​​抗幻覺帶來的驚恐,她拿起了畫筆,畫了許多張牙舞爪類似花朵的植物,後來做得越來越龐大。植物主題在她的創作中延續,反映的就是她對童年的回​​憶。 

然 而,她的精神疾病和對繪畫的興趣,遭到母親的無視和嘲諷。在母親看來,草間彌生所謂的幻覺都是胡說八道,畫畫更不是富家女應該做的事,她毀掉了草間彌生的 畫布,罰她和工人一起幹活,還經常把她關起來打罵。 “母親常跟我說,沒生你就好了,還打到我幾乎失聰。我經常離家出走,晚上站在街頭希望過往的車輛結束我的生命,我曾企圖臥軌自殺,但那時的我太小太輕,風 太大,我的身子飄了起來。” 

草間彌生的父親是入贅到她母親家的,他的放蕩生活導致妻子歇斯底里。 “每次父親出去找情人,母親都叫我去跟踪,我在冬天的寒風中流鼻水,一邊發抖一邊走,由於年紀小,我一下就被父親甩掉了,結果回到家,母親又對我大發雷 霆。在這慘淡的家庭裡生活,只有畫畫能讓我清醒。” 

1941年,積年累月的戰爭擴大演變至太平洋戰爭階段,大約這時候,草間彌生患上了神經性視聽障礙,她經常出現幻覺,看到的世界彷彿隔著一層斑點狀的網, “身邊出現薄紗一樣的灰色帳幕將我蓋住”。強烈的恐怖感讓她的精神接近崩潰,於是她開始畫這些斑點,自那以後,圓點成了她作品中的標誌性圖案,她把它們看 成來自宇宙和自然的信號,“地球也不過只是百萬個圓點中的一個。” 

1948年,19歲的草間彌生進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 “我一點都不喜歡古板且保守的學校。老師什麼也不教,只要我們拼命把圖畫得精細,我實在受不了,大部分時間都在逃課自己作畫。而且,我也很討厭京都那種給畫家排名,或者是搞師徒關係之類的麻煩事。”
逃 課期間,她住進山里打坐冥想,畫了不少“和人頭一樣大”的南瓜,“日本人用'唐南瓜小子'來批評長得很醜的男人,或者用'南瓜長眼鼻'形容人又矮又胖,感 覺南瓜的形象並不太好,但南瓜的外型實在太可愛了,我完全無法抗拒。南瓜這種形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脂粉未施的大肚子,還有它強大的精神安定感。我和南 瓜對坐著,就像達摩面壁10年那樣,我可以花一整個月畫一個南瓜,甚而廢寢忘食。” 

由於逃學過多,京都的美術學校準備將她開除,於是她返回長野老家,“當時我非常清楚,如果想在藝術上走得更遠,必須逃離日本這個封閉的地方。我必須越過家鄉這座高山,才能觸摸到外面的世界。” 

1955年,26歲的草間彌生在舊書店發現了美國女畫家喬治亞•歐姬芙的作品。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幫助下,她寫信給歐姬芙尋求幫助。 “雖然我在遠方,我在藝術道路上才剛起步,我還是懇請您為我指路……”深受感動的女畫家給她回了信,表示願意在美國推薦她的作品。兩年後,她拿到了前往美 國的簽證,離開之前,母親給了她100 萬日元,告訴她永遠不要踏入家門。 “我到美國後,即使窮到快要餓死,也沒有再去求她。” 

臨走時,草間彌生在家外河堤上毀掉了數千件畫作,“我一把火全燒了,就是想和當下生活告別,並且激勵自己,一定要畫出更好的作品,我就是抱著這個覺悟前往美國的。” 

無限的網,陽具挺立“千船會”
 
1957年11月28日,草間彌生帶著60件和服與2000件畫作前往美國。 “當時攜帶外匯出國有很多限制,我把那100萬日元換成了美金,把這些錢縫進洋裝、塞入鞋尖,我還想著賣掉那些畫能夠換錢過活。” 

剛到紐約時,她住在一個禪僧經營的留學生宿舍,3個月後搬入一個閣樓。
“紐約的生活太恐怖了!專注的學習生活一天天過去,口袋裡的美金一天天用光,最後,我陷入了貧窮的谷底。每天要找東西吃,想辦法對付畫布、畫具的賬單,解 決移民局的護照問題,工作室的窗戶隨它去破,撿了一塊壞掉的門板當床睡,毯子也就一條,每晚冷到肚子痛,完全睡不著,只好爬起來繼續畫畫。” 

她 在工作室立起巨大的黑色畫布,大到不踏上梯子就夠不著邊,她在上面用纖細的筆觸畫滿數百萬個圓點,完全不留空隙地編織起一面白色之網。 “惠特尼美術館舉辦徵選那天,我背了這張比自己還要高的畫,沿著紐約市中心大馬路走過44個街區。惠特尼美術館現在很前衛,不過那時風氣還很保守,像美術 館館長那種沒用的傢伙怎可能了解我的作品?結果正如我所料,我落選了。我又得背著那個榻榻米一樣大的畫作,走過44條馬路回去。” 

1959年10月,草間彌生攜這幅黑底白面的《無限的網》等5件作品,參加下城區第10街布拉塔畫廊“純色執念”年輕藝術家群展,她的圓點受到紐約知名評 論家的注意,唐納德•賈德成為第一位買她作品的人,並在《藝術新聞》中給予高度評價:“草間彌生是一位極具原創性的畫家,這5件白色巨幅作品,無論概念還 是形式上都是前衛而有力的。” 

《紐約時報》評價:“她的作品完全排除個人情緒,以一種偏執的重複令人感到迷惑。”
重複 性的圓點對於草間彌生而言,既是她與世界溝通的途徑,也是一種治療。這些視覺特色都來自她的幻覺,她認為這些點組成一張無限的網,讓她“從自己的位置,度 量宇宙的無限”。 “我的生命也是一個點,是億萬粒子中的一點。斑點和網眼的詛咒,拉上魔法的簾幕, 用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神秘力量將我包圍,我把一切都押在圓點上,想要跟歷史造反。” 

由於精神疾病的影響,草間彌生將極度重複擴展到雕塑和裝 置藝術領域。有趣的是,這竟引領了未來美國波普藝術的潮流。 “1961年左右,畫布上的那張網越來越大,最後湧出畫布,蔓延到桌椅、地板和牆上……” 1962年10月,草間彌生在格林畫廊的聯展上首次發佈軟雕塑作品:一張刷白的扶手椅和一張八角長椅,上面覆滿陽具型的突起物。那次聯展後,這間開張才一 年的畫廊成了紐約舉世聞名的波普藝術發源地。 

“如果有人問我,為何一開始創作軟雕塑會做成陽具的形狀,那是因為我對其恐懼。我非常害怕性行為和男性生殖器,怕到要躲進壁櫥裡發抖。所以我要拼命製造這些形狀,讓自己處於慌亂的核心,把驚惶變成熟悉,以此進行自我治療。” 

1963年年底,草間彌生舉辦了“千船會”個展,展廳內,密密麻麻的白色陽具突起物爬滿一艘真實比例、全長10公尺的小船,周遭所有牆壁和天花板則封上999張這件作品的單色印刷海報。站在陽具挺立的“千船會”展廳,人們淹沒其中,暈眩出神。 

安迪•沃霍爾來到展覽現場,驚叫道:“哇!彌生,這,是什麼東西?簡直太棒啦!”安迪•沃霍爾類似形式的展覽“牛首交錯”出現於1966年,草間彌生多次指出,“這明顯就是在重複或者模仿我當年'千船會'的創作手法。” 

“自戀庭院”,裸體乍現
 
“大部分美國人認為日本女人就像溫室裡的花朵,所以當我看到草間彌生的作品時,真是耳目一新!她強悍有力,簡直就像一台創作能量和藝術成就的發動機!”紐約評論家、《藝術之聲》總編戈登•布朗曾將草間彌生比作“執念藝術的領航者”。 

1965年,草間彌生受邀前往歐洲,她一身猩皮黑衣,艷紅緊身褲搭配靴子,奇裝異服的打扮奪走了所有人的目光。這年年底至1966年,她留在米蘭,籌備威尼斯雙年展作品。為回報一位朋友幫她在米蘭設立工作室,她送給對方“一個長滿陰莖的行李箱”。 

1966年6月,草間彌生“非法”參加了第33屆威尼斯雙年展。那件名為《自戀庭院》的環境裝置,用1500個塑膠製的鏡球,鋪滿展館前的綠色草坪。 “當時我以一顆球1200里拉(約兩美元)的價格在現場出售,想要批判藝術界太過商業化,可是這種和觀眾互動的表演,震驚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單位,他們 以'藝術品不該像熱狗或冰激淋那樣叫賣'的​​理由禁止我的行為。”在被雙年展組委會請出去後,她穿著金色和服攤開雙臂躺在1500個鏡球中間,風頭超過 了所有參展藝術家。 

近30年後,草間彌生獨自代表日本參加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日本政府為她專設主題館,以此向這位前衛女王致敬,她在國際上的藝術地位得以重新確立。 

儘管當年“千船會”展覽轟動一時,但那時的草間彌生未被紐約主流藝術圈認可,財務上仍深陷困境。 1967 年,當得知無法獲得預期的展出機會,她開始自己演出,那標誌性的圓點蔓延到千奇百怪的物體表面之後,又鋪展到現場行為表演的裸體之上。 

“在華爾街的紐約證交所旁,4個裸女正隨著鼓手敲出來的節奏扭動著,草間彌生在律師的陪同下,正向她們裸露的身體上噴著藍色的波爾卡圓點。警察迅速驅散了 他們。”1968 年,草間彌生瘋狂組織裸體集會,她化著濃妝,穿著自己改制的怪異服裝,依傍“自由女神”像,或在中央公園,帶著一群男女浩浩蕩盪脫光,然後在他們身上畫 畫。每個觀眾需付兩美元“門票”。藉此行為藝術,她迅速成為美國媒體追逐的對象,“猛烈”、“神秘”、“嬉皮女王”、“全能創作者”……各種名號紛至沓 來。 

“我的出現每次都違反10到15條美國法律。在大眾面前做愛、燃燒國旗這種事,說嚴重很嚴重,可這種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刻板印象,雖然我去的地方一定有警察跟去,但我還和往常一樣平靜,我身旁總是跟著一大群嬉皮給我當保鏢,同時還有五六位法律顧問。” 

草 間彌生在美國的十幾年,正值波普藝術興盛期。多年後,當評論家們重新梳理她的創作歷程時,把草間彌生式的瘋狂歸位於復雜的社會環境:“那是一個'嬉皮'橫 行的時代,草間彌生很快意識到這個國家正在流行什麼,他們抗議越戰、吸食毒品、崇尚性解放、追逐東方神秘,尋求外來宗教的庇護。很多人開始以打破常規為 生,一些人因此變得富有、出名。” 

在格林威治村,安迪•沃霍爾和草間彌生兩間工作室離得很近,因為非主流的公眾形像差不多,兩間工作室在 紐約分庭抗禮,吳越同舟。 “我在自己的工作室是女王蜂,身邊聚集的全是長得好看的男同性戀,安迪那裡也聚集了一大堆漂亮的女模特,我們彼此互相競爭,看對方到底可以聚集多少俊男靚 女。安迪是個好對手,我和他很熟,他剛起步還沒成名時就給我打過電話:'我想用你身上畫有圓點、臥姿全裸的那張照片來做絲網印刷,你覺得怎樣?'” 

我已到達天堂
 
在紐約期間,美國藝術家約瑟夫•柯內爾的出現給草間彌生的人生增添了浪漫色彩。 

柯內爾是美國著名藝術家、雕塑家和實驗電影先鋒人物。 “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穿著一件奇怪的外套,我被嚇壞了,以為自己見到的是一個幽靈。” 

兩人相識於1962年,根據草間彌生的描述,他們“在毫無概念的狀況下相遇”。
那天,草間彌生的經理人來找她,讓她穿得漂亮點,去見個奇人。 “根據她的說法,那是個超級怪人,平日不和人來往,過著隱士般的生活。無論藝術經理人多想要他的作品,他都不賣,除非他們帶著漂亮的女生去見他。” 

草間彌生披上和服,系上銀帶,和她的經理人一起拜訪柯內爾,這個“東方超級美少女”的到場立刻吸引了柯內爾的注意。 “他每天給我寫信,打無數個電話,以至於別人打不進來,總問我電話是不是壞掉了。”草間彌生後來回憶,柯內爾有天竟然給她寫了14封信。 

“我的愛人死前告訴我,死亡並不可怕,就像從這個房間去到另一個房間那麼簡單。”自上世紀60 年代認識後,兩人一直相伴,直至1972 年柯內爾去世。愛人的去世給草間彌生以沉重打擊,她的精神問題愈發嚴重。 1973 年,柯內爾去世後第二年,她從紐約回到日本,離開藝術家與評論家,逃出媒體視野,獨自一人在精神療養院生活,在助手攙扶下創作至今。 

“在我抵達日本當天,車站階梯上的人潮就讓人感覺非常不舒服,我發覺大家的表情、服裝都毫無個性,和我想像中的日本人簡直有天壤之別,偶爾發現有亮眼的 人,但其實對方也只是在模仿美國和法國的時尚雜誌。走在路上,毫無個性的醜陋建築全部擠在一起,氾濫的外文和進口的舶來品多到令人生厭,日本失去了傳統的 美感,所謂的現代化,讓人民的心和自然環境都被公害和噪音擾亂了,這種現像還以暴力的方式不斷擴大。面對17年不見的日本、東京和故鄉,我真感到徹底失 望。日本的體制和成規太過堅固,團體虛偽的人性、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戰爭導致的人性喪失與混亂、大眾媒體的暴力……如此種種都讓我痛苦。” 

“在日本生活很難,除了在精神療養院。”回國後,草間彌生在療養院旁買下一棟樓做工作室,“那是我一生最大一筆開銷。”白天,她到附近的工作室“上班”,晚上又回到療養院。她極少外出,也避免會客,不逛商店,不會使用電腦和手機,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 

在 精神療養院裡,草間彌生有間私人臥室。即便在深夜,從工作室回來後,她仍然可以在這里工作:寫小說、寫詩,或者作一些小畫。蔡康永在為她的小說《克里斯多 夫男娼窟》中文版作序言時,表達了他對這位傳奇藝術家的認識:“草間彌生不知是在哪面牆上鑽了一個洞,窺知了造物者的某個手勢或背影,她從此寄居這面牆 上,在兩個世界間來回顧盼。” 

這位85歲的老太太,有的是一顆8歲女孩的心,常稱自己是“現代版的愛麗斯”。她那些極具裝飾性的南瓜系列已成為經典。她的圓點圖案備受頂級奢侈品牌的青睞,印有波爾卡圓點的手袋、服飾都在商場大賣,昔日紐約轟轟烈烈的“前衛女王”至今依然引領時尚。 

“時尚反映了穿著這些衣服的人的思想和個性,是一種純粹的語言,是日常生活的反映,它體現人的尊嚴和深度,我覺得這是值得珍惜的,生命富於創造力,時尚則是一座路標。” 

幾 十年在療養院生活,草間彌生的創作再次回歸架上繪畫和雕塑。 “過去我的創作主題多聚焦'生與死',現在我更關注的主題是對宇宙神秘性的敬畏,幸福社會、愛與和平的願望。這裡面還包含著對於人類使命、對愛的認識,我 經歷了一個經過光、爬上樓梯、進入宇宙的過程,我多年來的痛苦和辛苦都在這一刻得到解脫。中文成語'生老病死'是我喜歡的詞,我一直在想自己的生命會以怎 樣的形式結束,希望上天看我,是完美的人生。”

@Source: 南方人物周刊 

時尚插畫家操刀 凱特摩絲往2D界發展?@Fashion

 Rimmel London 請來時尚插畫家 Hayden Williams 操刀漫畫版「凱特摩絲」,詮釋了包括波希米亞風、豪華嬉皮風、夏日搖滾風等造型 Look。圖/擷取自glamourmagazine.co.uk

 時尚插畫家 Hayden Williams 筆下的凱特摩絲。圖/擷取自haydenwilliamsillustrations.tumblr.com

 Rimmel London 請來時尚插畫家 Hayden Williams 操刀漫畫版「凱特摩絲」,詮釋了包括波希米亞風、豪華嬉皮風、夏日搖滾風等造型 Look。圖/擷取自glamourmagazine.co.uk

 Rimmel London 請來時尚插畫家 Hayden Williams 操刀漫畫版「凱特摩絲」,詮釋了包括波希米亞風、豪華嬉皮風、夏日搖滾風等造型 Look。圖/擷取自glamourmagazine.co.uk

時尚插畫家 Hayden Williams 筆下的凱特摩絲。圖/擷取自haydenwilliamsillustrations.tumblr.com 

 2014/05/16 記者陳于婷

身為職業婦女的超模凱特摩絲老是忙個不停,現在甚至得在插畫的 2D 世界裡擺好姿勢擔任模特兒?
英國平價彩妝品牌 Rimmel London 為了新系列 Idol Eyes collection,請來時尚插畫家 Hayden Williams 操刀 「漫畫版」凱特摩絲,詮釋了包括波希米亞風、豪華嬉皮風、夏日搖滾風等造型 Look,成功將這位超模的美麗氣質再現在畫紙上。
Hayden Williams 表示,身為一個英國時尚插畫家與設計師,他很榮幸能與 Rimmel London 和凱特摩絲合作,這是他事業上的亮點與成就,也期待可以向他的粉絲與品牌的顧客們分享這些畫作。
其實凱特摩絲也是這位插畫家的粉絲,「我真的很興奮能和 Hayden 合作第一個眼妝系列。我愛他的畫,而且和他一起工作非常有趣,他可以完美地將我們的模樣與想法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紙上。」而這位超模與 Rimmel London 也合作超過十年了,打著凱特摩絲的招牌,這次的眼妝系列或許又會掀起一波購買熱囉!

Source: udn

5.05.2014

中天新聞3/15 23:00 微熱山丘一小時@Videos


微熱山丘 介紹

Amanda Burden: How public spaces make cities work@Videos

More than 8 million people are crowded together to live in New York City. What makes it possible? In part, it’s the city’s great public spaces — from tiny pocket parks to long waterfront promenades — where people can stroll and play. Amanda Burden helped plan some of the city’s newest public spaces, drawing on her experience as, surprisingly, an animal behaviorist. She shares the unexpected challenges of planning parks people love —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SANDO music披露宴編@Advertisements




TOSANDO music クロステラスセンター 2014.3.30 OPEN http://www.tosando.co.jp/school.php 

ロケ地協力:ノートルダム盛岡
 衣裳協力:イワテブライダルセンター 無料体験レッスン随時募集中 
株式会社:東山堂 音教事業部

5.04.2014

藝術伴眠 台北寒舍艾麗酒店@Arch

 一走進酒店大廳,抬頭一望,便是藝術作品《狂風驟起》,宣示著這家飯店與眾不同。

 酒店六樓餐廳La Farfalla有著搶眼的藝術作品,Crazy Ball,充滿義大利式的幽默趣味。

為讓旅人睡臥之見,也有藝術相伴,業者特挑作品《Butterfly》,營造美感。

撰文/黃玉蓮;圖片提供/台北寒舍艾麗酒店

為了讓旅人在台北這個都市叢林中,找到一個優雅的休息空間,台北寒舍艾麗酒店特別請到寒舍空間董事長賴英里,耗費三年的光陰,蒐集了來自義大利、英國、波蘭、中國、日本及台灣等知名藝術家總共六百件的藝術品,讓走進這裡,不只是走進一家豪華酒店,更走進了蘊藏豐富藝術品的博物館。

如走進一樓的迎賓大廳,視覺焦點一定會被英國藝術家Paul Cocksedge的作品《狂風驟起》所捉緊;Cocksedge在空中懸掛了許多紙張大小的導電發光板,當強風吹起,片片紙張被捲起飛舞的瞬間,觀賞者除了驚呼之外,也能擁有一種如置身幻境般的詩意享受。

而六樓義式餐廳La Farfalla的入口,則可以看到由各種經典座椅匯集而成的裝置藝術,這就是義大利藝術家Paola Pivi的作品《瘋狂的球》,Pivi將名家設計的經典座椅等比微縮,再搭配燈光,形成一個特殊的燈光裝置藝術,帶領觀賞者進入一個摩登現代的視覺空間,呼應著餐廳提供的當代義式料理風格。

艾麗酒店除了使用許多國際藝術家的作品,也沒忘了讓本土藝術家有發揮的空間,像是接待櫃檯電梯前方牆上的水墨文字《Ah》,就是目前活躍於國際的台灣藝術家蔡佳葳的作品;它不但是個水墨書寫文字,更搭配了反覆的「啊」背景音,這個作品藉由聲音和影像的共振,強調了人所處的環境與精神性的互維關係,正符合艾麗酒店企圖詮釋的「藝術即生活」和「生活即藝術」的品味哲學,讓人們不僅是住進了一個頂級新飯店,更像是住進博物館般,享有與藝術共過一夜的奇幻感受。

Data:
台北寒舍艾麗酒店Humble House
電話:02-6631-8000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8號
網站:http://humblehousehotels.com/

4.20.2014

友達前總經理、微熱山丘執行長陳來助 賣完面板賣鳳梨酥@food





文/彭漣漪

友達前總經理陳來助轉任微熱山丘執行長,掀起話題。從科技業跨進烘培業,51歲的他要開創新人生。
沈悶許久的科技業,最近的熱門話題,是友達光電前總經理陳來助轉任微熱山丘執行長的消息。從科技業轉戰到烘培業,從做面板轉做鳳梨酥,從管一家年營業額超過4000億的公司到管10億的中小企業,中間的落差,真的很大。
擔任執行長後的第一個正式記者會,大批媒體都到場,面對閃個不停的鎂光燈,陳來助幽默表示,鳳梨酥原料是「麵」粉,面板也有「面」,他還是在同一個產業。

到南投散心 聊出事業第二春
「我從美國回來後,有超過20個科技業的工作找上門,」陳來助透露,要待在科技業,他有太多的選擇。但是一、兩年前,他已有轉行的想法,將這種想法變成行動,是聽了微熱山丘創辦人許銘仁談到台灣農業未來發展的種種可能性,並說了一句話:「我們一起來創業吧!」
2013年6月,陳來助先答應擔任微熱山丘顧問,今年更直接挑起大任。之前陳來助已經「拒絕了N次」邀請,這次連許銘仁都沒料到,他會願意加入一個這麼小的企業。
「我大來助兩歲,都是人生下半場,理想性多一點,不實際一點,」許銘仁表示,他和陳來助現在最關心的是如何幫助台灣農產品,正研究循微熱山丘操作品牌的模式,好好善用台灣的芒果、梅子、甘蔗等。
許銘仁和陳來助這樣的奇特組合,最終能成真,有段特別的因緣。2010年,陳來助以友達總經理身分前往美國作證,結果因面板官司在美國受困20個月,期間美國政府讓他回台灣四次。在某次回台灣期間,朋友帶他到南投的微熱山丘散心。現年51歲的陳來助,是清大化工所博士。帶他散心的朋友與許銘仁因微熱山丘開發鳳梨酵素產品而有合作,三個人因此坐在一起談天。

過去是降低成本 現在拚增值
那一天,許銘仁就在總部所在的傳統三合院裡,簡報微熱山丘的故事,如何經營事業又照顧到當地的農民……。「當時覺得這是家奇怪的公司,有個奇怪的老闆,完全顛覆傳統做生意的方法,」陳來助回憶當時的感想。
他比較,科技業是做規格化的產品,追求成本下降,將100元不斷下降,降到1元;但農產品要做的,是把1元的產品做出100元的價值,兩者完全顛倒。
這段期間,許銘仁和陳來助接觸不少次,許銘仁一直邀請陳來助加入。「品牌對我而言是黑盒子,剛開始還擔心會幫倒忙,想法太『利』,」陳來助陳述他的思考,做品牌比管8萬人更有挑戰性。
然而,陳來助看著台灣科技業從「毛三道四」發展到「獨一無二」,利潤不斷下降,非常感慨,想想這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扭轉的,興起離開科技業的念頭,辭掉友達總經理。

科技追求效率 食品業要優雅
離開友達,陳來助原本準備空一段時間,「讓子彈亂飛一下,想下一步,」不急著決定未來人生怎麼過。有次,許銘仁再向他提出邀請:「看你閒閒的,來幫我吧。」陳來助最後點了頭。他又開始很邏輯地思考新局面:我們的血統是異業結合,是左腦和右腦的區別,陳來助說自己對效率、邏輯敏感度很高,在科技業,一頓飯15分鐘就吃完了,但在食品這個行業,能慢、能文、能優雅。
他必須學習從「數位思惟」轉「類比思惟」。例如微熱山丘在日本銷售的鳳梨酥,使用歐洲一個知名品牌、倍受日本人喜愛的奶油。這款鳳梨酥在日本的價格是90元台幣,台灣為35元。「奶油竟然也可以做品牌!」陳來助開始「類比」起來,仔細品嘗奶油味道的差異。做了這一行,他最大的樂趣是到處吃鳳梨酥,然後打分,這家50分、那家60分,心境完全不同。
進入微熱山丘後,陳來助也試圖將從科技業所學功夫用到鳳梨酥上。微熱山丘品牌長謝禎舜觀察,陳來助找事情脈絡的速度很快,會將科技業產業價值鏈那套搬來糕餅業。
例如農業的價值鏈可以拆成種植、加工、行銷、品牌,必須深化每一段價值鏈,例如在種植這段深化的方式,是將契作、產地、季節都納入管理;在生產這段,思考鳳梨酥加工要用什麼樣的模具等。
國際化也是科技業很習慣的元素,陳來助同樣帶進糕餅業。2013年,陳來助帶團到印尼考察當地鳳梨田,面積大得不得了,開車3個小時都看不到邊,他心中想著:未來東南亞都是微熱山丘的市場。
然而,有些科技業的習慣,陳來助開始放棄。例如他必須學習從「工作狂」變成「偏執狂」。在科技業擔任高階主管的日子裡,會議從早上8點開到晚上8點,彼此戲稱是「會人」。現在,他還是住在新竹,每星期到台北幾天「工作」,但不「開會」,上班時間做的事就是聊天、談有趣的新想法。

勇敢拋棄過去 重啟新生活
他甚至開始實踐服務業的精神。今年除夕前幾天,有位以色列公司的執行長來台灣,臨走前跟陳來助說,他知道微熱山丘很有名,想帶幾盒回去。陳來助後來自己開車到南投工廠,拿到鳳梨酥後再開車回去,親手交給即將搭機的執行長,讓客人感動得不得了,直誇台灣服務業做得真好。
未來,許銘仁決定將公司重要業務交給陳來助。他說,微熱山丘協助南投農夫轉型成功,是場美麗的意外。但是要壯大、國際化,得找專業經理人。「要問微熱山丘未來怎麼走,就問來助,我也不知道,一切還在萌芽,」許銘仁說。
「過了50歲可以挑戰自己的想像力、可能性,真是棒得不得了,重點不在金額大小,而在機會及想像力的大小,」陳來助勇敢拋棄過去累積的一切,開始另一段不同的生活。

陳來助
出生:1963年生
現職:微熱山丘執行長
經歷:友達總經理
學歷:清華大學化工系博士、美國Thunder Bird學院EMBA

@Source: 《遠見雜誌》4月號

香港新派涼茶 遍地開花@food


位於鰂魚涌的鴻福堂,面積只有百多呎,燈光明亮,設有數個存放飲品、中式湯品的冷凍櫃,供顧客選購心儀的飲品。地方細小的店鋪總是擠滿了人,客戶選好貨品後便付款離去,恰似一家便利店。「我不喜歡喝可樂或其他現成的飲料。」今年26歲,在外資銀行後勤部門工作的王希艾說。她每天待在辦公室長達十多小時,每個月會花數百港元,在公司附近的健康工房和鴻福堂買入不同款式的樽裝飲品,基本上每天平均買1至2枝。「工作時間長,睡眠不足,容易感到喉乾,但根本沒時間煲湯水,所以會喝健康工房的百香果川貝枇杷和鴻福堂的雪梨茶,喝完會覺得舒服點,」王希艾說。

健康潮流在過去10年席捲全球,令可樂等碳酸飲料的地位開始出現動搖, 數據服務公司Beverage Digest於3月底發表的報告指,去年美國碳酸飲料整體銷售量已經連續第9年下跌,跌幅達3%,大於2012年的1.2%及2011年的1.1%。這情況並非美國獨有,太古可口可樂香港總經理李家強於本月初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九十年代香港可樂廠生產的飲料,80%是汽水,20%是其他飲料如樽裝水、果汁等,但現時已變為五五之比。在這潮流下,以健康為旗號的涼茶店,以方便易攜的包裝將「涼茶」改頭換面,於過去10年乘勢興起,在香港遍地開花。

這種儼如便利店的新派涼茶店於過去10年間遍佈全港各區;鴻福堂及健康工房的分店,分別多達95及24家,鴻福堂更已進駐廣州及上海。然而,在這片繁花盛放之前,香港的傳統涼茶店亦曾苦苦掙扎求存。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於2007年出版的學術年刊《香港人類學》內,一篇名為《香港涼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便記錄了香港傳統涼茶店的興衰:「20 世紀 20 至 50 年代是涼茶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涼茶店在香港的街巷中甚為常見。除傳統涼茶外,當時的涼茶店已兼售火麻仁、五花茶、小食如馬荳糕等,是平民百姓的平價娛樂場所。」然而,涼茶的發展一直延續到 70年代起便開始有式微的趨勢。西醫普及化,以及租金隨著經濟發展不斷上升,傳統依存中藥學的小涼茶商戶的生存空間被收縮。商業大財團可通過大規模的量產降低成本,像涼茶生意這種民間經濟乃屬小本經營,相對來說便處於劣勢。不少香港傳統的涼茶店相繼被迫收縮經營,甚至結業。

轉型前的鴻福堂亦未能幸免,集團執行董事司徒永富告訴《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我們早年是賣涼茶起家,是一般的廿四味、菊花茶,很簡單的。為了吸引青少年,以前店內有收音機,就像電影《亞飛正傳》裡的涼茶店。之後就放些咖哩魷魚、蔗汁,開始加入一些新的飲食文化。」但眼見市場不斷萎縮,鴻福堂想辦法轉型,於90年代中開始研發「涼茶入樽」技術,在 2000年推出膠樽涼茶,進駐超市及便利店。其後開始在地鐵站沿線開設專門店「健康快線」,並創出「自家湯」入袋,方便上班一族。而原名為同治堂的健康工房,於2000年改名並進行革新,更於2004年被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正式收購其包裝飲料生產線,結合成策略性伙伴,由健康工房負責產品研發。

除了把產品變成方便易攜的樽裝飲品外,鴻福堂和健康工房亦大幅增加產品種類,擴闊了「涼茶」的定義。「過去沒有很好的系統管理產品,現在我們賣涼茶是賣健康,產品都是來自大自然的,除了傳統涼茶主要使用的植物根部外,另外也有果實如羅漢果、柑桔、檸檬、雪梨,於是便開始慢慢延伸。」司徒永富解釋,除了涼茶之外,中國人也會飲湯水,主張藥食同源,用「健康」的主題綑綁產品,不斷擴張。而健康工房亦根據中國廿四節氣,推出適合不同體質的飲品,如現時踏入潮濕春天,他們便推出了鮮金橘薏米水和木棉花茵陳祛濕茶。健康工房創辦人吳紀嬅接受訪問時說,「我會到世界各地尋找合適的食材,然後再根據食材的特性作全新的配搭,」去年底她便到了喜瑪拉雅山附近緯度高的地方,找到了優質的杏甫,「我拿回香港化驗,發現成份比美國的杏甫更優秀,決定引入香港做飲品的材料。」

「注重健康是全世界的大趨勢,都市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健康,特別是年輕人,這個趨勢帶動著整體的需求,」香港大學商學院市場學系教授嚴志堅分析,「香港的新派涼茶店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夠重新包裝傳統的概念,產品裡既有舊的元素,那些我們從小就在父母身上知道的草本知識;同時亦加入了新的元素,如山楂加上蘋果(健康工房產品),新與舊的結合,以全新的包裝,加上豐富的圖畫標籤,是很吸引人的。」嚴志堅指出,健康工房的創新產品製造了潮流,之後更得以與全球最大的飲料製造商可口可樂合作,有了很強的後盾,所以發展得很快。

有系統地向顧客解釋中國醫學的概念,亦成功吸引客人光顧。在新派涼茶店內的每枝飲品,都附有一張小小的標籤,標示了飲品的功效,如:健脾祛濕、清肺理氣等,亦寫上飲品的屬性:涼、熱、平。健康工房更於每一季出版一次小冊子,介紹節氣對人體的影響,供顧客免費取閱。所有員工亦需每季接受培訓,為顧客提供選擇飲品的意見。王希艾也是經店職員的介紹,選擇了百香果川貝枇杷飲品,舒緩了喉嚨不適。「教育是我們的第一位,要不然就會停留在100年前的涼茶事業。」吳紀嬅說。

然而,新派涼茶店開始遇上發展上的瓶頸。「他們的銷售點必須要人流多,而且要廣佈在不同地方,所以租金一定高,如果想繼續擴張的話,一定要將產品更多元化,」香港中文大學市場學系高級講師郭慧儀說。他們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司徒永富指出:「未來可能租更細小的鋪位,只有一百呎,以便利店的形式經營,當健康成為一種文化時,地點多更加重要,形成『梗有一間在附近』。」除了本地市場外,更放眼海外,「海外發展是我們一個重點,雖然現在歐美的華人市場已有我們的產品,但仍未受當地文化接受。日本的玄米茶、綠茶已經成功進入了西方文化,受歐美國家主流市場接受。我們會以這個為目標。」司徒永富說,所謂的「中、西」方只是由地球人界定,如果從大地的角度,只有地緣、土壤的不同。「我們喝的菊花茶,是寒菊,但歐洲也有洋甘菊,而柑桔就兩地都有。所以我們一定會找到一些口味,外國人也會喜歡的。能否成功推廣,就要看未來的力度了。」

@Source:  2014/04/18

4.17.2014

日本帆布包傳奇 從水泥匠工具袋到東京LV@Design


「一澤信三郎帆布株式會社」社長 一澤信三郎 (攝影者.陳炳勳)

文/李莘于
台灣這幾年從南到北風行帆布包,而眾布包的終極目標都指向同一個——被稱為「京都LV」的「一澤信三郎帆布」。這家自1905年創業的老店,讓世界各地的帆布迷遠道京都朝聖。不但木村拓哉曾經在日劇中拎過,據說連日本天皇、皇后都是愛用者。
堅持只在京都開店,不對外展店,在帆布迷眼裡,它代表百年工藝精品的堅持;它讓平凡的帆布包擁有日本古書裡出現的美麗顏色、和服的印染技術、開發出獨特的材質,不停的創新進化,其社長一澤信三郎成為大家眼中的日本帆布包天王。
雖然信三郎社長謙虛的說:「我們就是一家在京都的小店。」但是它卻依舊是許多人心中極品帆布包的代表。

西洋洗衣店起家
看一澤家族的歷史,也像看帆布在日本的興衰。19世紀中葉,鎖國200年的日本終於打開門戶迎西風,第一代社長一澤喜兵衛開了京都第一家西洋洗衣店,購入十分稀有且高價的家用縫紉機,為自己以及家人做衣服,也開始做少量道具袋,這就是一澤帆布的開端。明治38年(1905年),一澤帆布正式創業。

開始製作工具袋
到了第二代的一澤常次郎,因為做木工、水泥的工匠需要堅固耐用的工具袋,於是縫製厚帆布,這些短柄、四角形的道具袋也就是一澤帆布經典托特包的原型。
一次大戰後,第三代一澤信夫所承接的一澤因為登山運動的風行,而聲名大譟。一澤帆布從道具袋,搖身一變為戶外登山用品的代名詞。

從四色走向多彩
一澤信夫有四個兒子,長男信太郎畢業後就到名古屋的銀行上班。三男信三郎在報社待了9年後,1980年回歸家業繼承父業。
待過大企業的信三郎發現光靠登山品撐不起來,帆布包必須推廣到一般大眾才行。天然材質又耐磨的帆布與牛仔、休閒風不謀而合,於是他尋思開發一些不分男女、可供日常生活使用的帆布包款。
信三郎對顏色十分講究,帆布顏色從上一代的4色,陸續增加到21個顏色。與他合作20多年以上的染布廠曾笑說:「一澤要的,全是很難染的顏色!一般人都是拿色票來跟你溝通,他們家是拿日本的古書、繪卷來跟你形容,要求的標準很高。」

二份遺囑 兄弟鬩牆
2001年,一澤信夫過世後,律師根據其二年前立下的遺囑宣布,帆布家業由信三郎繼承。沒想到同年年底,長男拿出了一張「新遺囑」,宣稱父親在過世那一年寫下,要把經營權交給他。
當時法庭以時間先後判定新遺囑有效,信三郎夫婦被迫交出工廠與店面。沒想到,店內70位職人,其中包括親叔叔一澤恒三郎,全都力挺信三郎而集體出走。
2006年,「一澤帆布」依法交給了長子。信三郎率領眾職人以「信三郎帆布」重振旗鼓。拋開過去白底紅框,楷體為記的商標,換上由他自己撰寫的「信三郎帆布」、「信三郎布包」布標。
「布包」二字,其實是信三郎絞盡腦汁自創的一個漢字。「日本的包包,漢字寫成『鞄』,但是我們家的包包是布做的,不是皮革,所以寫成『布包』,搞不好一百年後,這個字也會出現在字典上。」信三郎擘想的前景,很遠。

重掌「一澤帆布」
另一頭,少了職人的「一澤」得重新徵聘職人、店員,一停就是半年。雙方纏鬥至2008年,信三郎的妻子惠美再次向法院提出遺囑無效的訴訟一案,結果逆轉勝!一澤信三郎重掌「一澤帆布」,這部百年世家的大戲終於落幕。
現在的「一澤信三郎帆布」,布標有三種系列,延續傳統的「一澤帆布製」、經典改款的「信三郎帆布」、闊斧革新的「信三郎布包」,也猶如他人生的三個階段。信三郎幫粉絲簽名時,他寫下了「夢」字,「人不管到了多老,都不要放棄做夢的權利。」

http://www.ichizawa.co.jp/

@Source: 

Celine包包不囧了 來個彩色微笑吧!@Fashion

 蘿西杭庭頓也是Luggage的愛用者。圖/CELINE提供

 亞曼達塞佛瑞以撞色方式拎出Celine Luggage Nano的趣味。圖/CELINE提供

 Luggage Nano系列三色拼接小牛皮肩背提包,71,000~86,000元。圖/CELINE提供

Luggage Nano系列鮮黃色小牛皮肩背提包96,000元(左)、鱷魚皮肩背提包86萬元。圖/CELINE提供
2014/04/16 記者陳若齡 提供者/udn

極簡風格代表的 CELINE,經典的 Luggage 系列包款卻是一點也不簡單,2010年推出以來始終是時尚圈的IT包,尺寸變袖珍後的 Nano 更是讓是搭配趣味升級,中外女星皆愛不釋手。
設計靈感來自 CELINE 骨董旅行袋的 Luggage 系列,包身正面以精緻立體的流暢弧線帶出波浪結構,凸出的彎形手提把,搭配置中的窄拉鍊袋設計,正面看來像是一張笑臉,不僅擁有極高辨識度,還因而獲得微笑包之稱。Luggage Nano 尺寸雖然變得迷你,但容量仍十足,需要隨身的長夾、鑰匙包、太陽眼鏡、手機甚是小化妝包都能一次放入,充分滿足女生愛漂亮又要實用的需求。
Luggage Nano 系列色彩多元豐富,能隨個性或服裝搭配變化,如偏愛「黑白配」的歌手范瑋琪在微博上秀的是黑白牛皮拼接款;包包向來愛買同款多色的關穎,新歡是亮綠色滑面牛皮款;亞曼達塞佛瑞讓鮮紅色 Luggage Nano 與一身藍、黃色裝扮撞色,蘿西杭庭頓則偏愛百搭黑色。
Luggage Nano 系列春夏推出更多鮮豔色彩、不同拼接材質,以及珍稀皮革的新包款,如亮藍或亮橘色拼接黑色牛皮、黑灰帆布拼接麂皮,以及亮橘紅鱷魚皮手提肩背包。

4.04.2014

五月天讓歐美聽到 來自亞洲小島的聲音@News


文/馬岳琳;圖片/相信音樂提供
五月天總是說,他們想當每個人的背景音樂。其實他們的音樂,早就成了許多人心中的主角,甚至成了台灣的代表。

二○○○年,青澀大男孩的五月天,是天下雜誌群旗下《Cheers》雜誌創刊號的封面人物。○九年,五月天出道十週年,五個人一起來到《天下雜誌》辦公室接受專訪,笑鬧卻真誠理想。
五年之後,他們愈飛愈遠,《天下》直擊倫敦現場,見證他們把華語搖滾唱進披頭四的故鄉。在進軍國際、做音樂和人生轉變的諸多問題當中,有一個問題總能讓快言快語的五個人沉吟許久。這個問題是:「哪一首歌最能代表五月天?」以下是專訪摘要:

主唱阿信:愈精緻完美的內容,需要愈多人協力
數位音樂時代的來臨改變了一些事,以前學生時代坐公車就只能聽音樂。那時卡帶式隨身聽傳出來的音樂就是你的世界,音樂裡的一字一句都變得非常巨大,但現在卻有很多事會瓜分你的注意力。
終究,音樂還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到目前為止,演唱會幾乎是唯一能夠吸引一個人百分之百注意力的方式。這次在倫敦,是「諾亞方舟」第七十四場,過程之中,還看不到終點的時候,會有一種遙遙無期的感覺。

巡迴演唱會最可怕的一點就是,一開始所設計、排練的全新節目,新鮮感慢慢消失。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辦法找些方法活化自己的心。例如,發了新專輯就換上全新曲目,再加上團員們喜歡在台上不按牌理出牌,大家互相考驗。
五月天以前上台就沒有所謂的歌單,愛唱什麼就唱什麼,看下面觀眾的反應,互相丟炸彈。可是巡演時,愈精緻完美的內容,就要跟愈多人協力完成。任何改變,不要說換一首歌的順序,有時走位走到不一樣的點上,燈光師就會瘋掉,所以變得比較格式化。

不過,我們的團隊已有五年默契,所以如果五月天在台上臨時作亂,大家還是跟得上,雖然很頭痛,但沒什麼大問題。
我還滿感謝這幾年有音樂之外的生命經驗(例如:創辦潮牌Stayreal、與其他藝術家共同創作、任公視董事),讓我有機會去接觸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世界。我都跟我Stayreal公司裡的人講,希望有一天看到美國總統穿我們的衣服,我們就成功了。我喜歡把目標設定在最遠、最不可能的位置,因為這樣最有趣。
哪首歌最能代表五月天?《千里之外》很符合現在的狀況,哈哈,但那是周杰倫的歌。
這題其他人應該都想很久吧?我就選《傷心的人別聽慢歌》。雖然歌的內容本身不代表五月天,但這首歌應該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首會有中、英、日三種語言演唱版本的歌。用這首歌來代表五月天的現在,應該還滿有趣的。

團長兼吉他手怪獸:愈不被看好愈倔強

一個人一輩子可以找到一個好朋友都很難得,但我們找到五個,所以絕對是有運氣成分的。但我們在彼此相處之間,也有付出努力的部份。
很多玩音樂的人,自己很有主見,容易跟團員有摩擦,一吵架就散團了。但相信你的團員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一直很努力在音樂上互相溝通和信任。作為團長,我沒有維持這個團的祕訣。我的想法就是,想辦法做更多的事。

例如,錄音時,我會在電腦前花最久的時間;錄鼓的時候,我會在;錄貝斯的時候,我會在;錄吉他的時候,我會在;混音、整理檔案的時候,我都會在。
所有東西如果有問題,我會抓出來、修正到好。你如果在每個細節裡去做到你能想像到的所有事情,大家也會跟著這樣子做。

最能代表五月天的一首歌,我覺得是《倔強》。因為五月天到現在做的事情,都很常是一開始就不被看好的事。要玩音樂,家人會說你不可能靠這個養活自己。加入滾石發第一張唱片,也很多人說樂團唱片怎麼會賣成功?
所有種種,在一開始的時候也許都不被看好,但有時你不倔強地想辦法去做,這件事的可能性就是零。

@Source: 天下雜誌》542期

《紙牌屋》所想像的政治@Thinking

2014-03-10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世界的時空基本重合。故事發生的時間是2013年,劇中將要舉行的中期大選是2016年,地點在華盛頓。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平行的時空,與其若即若離,卻又背道而馳。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當下現實政治的想像,還引起了人們集體情緒的共鳴:進步主義在現實中受挫的政治危機時代,人們嘲諷人性,嘲諷政治,於悲觀中滋生出憤世嫉俗來。


美劇《紙牌屋》劇照


美劇《紙牌屋》編劇鮑爾·威利蒙


2月13日,Netflix首席內容官泰德·沙蘭多斯(左)與女主角羅賓·懷特(中)、導演大衛·芬奇出席美劇《紙牌屋》第二季洛杉磯特映會

權力與人性

巴爾的摩9月的一天,抽完了若干支煙的鮑爾·威利蒙(Beau Willimon)來到《紙牌屋》的拍攝現場。他留著絡腮鬍,頭髮亂蓬蓬地往後梳著,面色焦慮,好像正操心著一件國家大事。那是一場劇中主角、政治家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與他的妻子克萊爾(Clair)走出房子,在戶外草坪的講台前對華盛頓記者團發表講話的戲。這一集的導演朱迪·福斯特(Jodi Foster)正在安排所有的道具、演員和後勤,她有4.6萬個細節需要思考和處理。對威利蒙來說,一季13集,意味著,他得操心的細節數還得乘以13,而他對每個細節都孜孜以求。 2003年,他在荷華德·迪安(Howard Dean)的總統競選團隊工作時,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與記者團打交道。他今年36歲,寫過一部喬治·克魯尼主演的電​​影劇本《總統殺局》(TheIdes of March),得過奧斯卡提名。 《紙牌屋》就是他這4年來的全部人生:他在巴爾的摩翠貝卡的一間寫作室裡不斷寫作、重寫,偶爾打個盹,成果就是這部暗黑的政治劇。即便在美國這波憤世嫉俗加虛無主義的政治劇新浪潮中(同期還有《醜聞》和《國土安全》),它也暗黑得出類拔萃。

片首,陰雲襲來,籠罩住華盛頓的地標:國會山,白宮,華盛頓紀念碑,杜邦圈的使館;黑夜降臨波多馬克河,橋上亮起夜燈……這組華盛頓掠影充滿象徵意味,彷彿要把現實世界的權力中心捲入令人壓抑的、陰森森的黑暗中。劇情也的確如此​​:這部Netflix的美劇比福克斯的《美國人》更憤世嫉俗,比AMC的《行屍走肉》對人性更加悲觀,比《醜聞》更精於權謀詭計。華盛頓貪婪,腐敗,人性黑暗,瀰漫慾望與野心,控制和背叛,與“好萊塢自由派”對國家政治的想像謀合。這與戲劇演員出身的主演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對華盛頓的觀感相去也並不遠。為了演這部片子,他跟著眾議院多數黨黨鞭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thy)在國會待了一段時間,史派西得出的結論是,那裡的政客“都是些演技拙劣的演員”。 

《紙牌屋》裡,從南卡羅來納小巷裡走出的民主黨黨鞭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因沒有獲得許諾的國務卿職位,開始冷酷地追求權力和展開報復。第一季,他利用並睡了一個年輕的記者,把一個酗酒的議員拉下水,在利用完後誘使他自殺;用一篇大學時的右翼文章扳倒現任國務卿,用敲詐手段把自己的棋子安排到國務卿的位置上;與總統的商界密友鬥智斗勇,登上副總統寶座。接著,在第二季裡,他安排“自己人”接替黨鞭,將調查議員死因的年輕記者推下火車軌道,引導總統夫婦秘密接受婚姻諮詢,用與中國的商貿關係離間總統和國務卿,用能源危機離間總統和商界密友,接著爆出商界密友捲入中國商人洗錢並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向美國政治輸送資金的醜聞;他利用總統的婚姻隱私,將醜聞的輿論矛頭導向總統,總統被迫辭職(這段彈劾劇與克林頓時期兩黨與總統的關係很相似),安德伍德當上總統。

在副總統就職典禮上,安德伍德對著鏡頭說:“大家對民主的評價過高,我不經任何選舉就當了副總統”;還喜歡說“權力之路由虛偽和犧牲者鋪就” ,以及“爬到食物鏈頂端的人沒有仁慈”,乃至“屠宰開始了”。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很欣賞林登·約翰遜強硬的執政和談判風格,同為民主黨自由派的安德伍德(雖然實際上他與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都沒有密切聯繫,是個完全的權力現實主義者)身上有締造了“偉大社會”的約翰遜總統的影子,與美國政治的現實若即若離,既相互並行,又背道而馳。在國會山做了多年政治記者的克里斯·尼爾森(Chris Nelson)告訴本刊,安德伍德還令他想起共和黨黨鞭湯姆·德雷(Tom Delay)的形象,“他非常危險,有點精神錯亂,總覺得自己是來履行上帝使命的,反對他你就是有罪。但哪怕是德雷,也遠比不上安德伍德,更不可能會有謀殺。安德伍德是個虛構的人物”。但有一點是與現實政治準確對應的:“權力關係——白宮,國會,兩黨,媒介,權力外圍的遊說集團,金錢,它所聯結起來的商界,以及如何玩轉這種關係。”

在現實的權力關係框架下,威利蒙要創造的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人性。在他的寫作室裡,大部分的對話不是圍繞著如何解開一場複雜的陰謀展開的,而是對人物角色反复的斟酌。威利蒙不斷追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她要那麼做?動機是什麼?無論有多少詭計和背叛,這部政治劇歸根結底,探索的是人物角色,其驅動力是人性。安德伍德與妻子克萊爾的關係構成了故事的主軸,克萊爾這個充滿了麥克白式邪惡感的枕邊人,成了美劇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還為扮演她的羅賓·懷特(Robin Wright)贏得了金球獎。權力,成了威利蒙迷戀的非常個人化的表達和慾求:婚姻中、辦公室中、生活中、政治圈中無所不在的權力。 

2012年美國大選期間,由於“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誕生,商界巨額的遊說資金湧入華盛頓;一場接一場的籌款晚宴不斷創造籌款數額的紀錄。 “每個人都想獲得接觸權力的通道。”熟悉華盛頓政治運作的人都這樣告訴我。而每個來到華盛頓的人,“都曾怀揣理想主義。但還是有不少人逐漸忘卻了初衷,熱衷追求權力”。尼爾森說,這種隨年齡漸長的憤世嫉俗在1999年(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中體現得更適度一些,也很受民主黨自由派喜愛。

與原著作者邁克爾·道布斯(Michael Dobbs)相似,威利蒙也有過參政的經歷,雖然這種經歷與身為英國貴族、政治上更資深成熟,也更世故的道布斯相比,也許要膚淺一些。但道布斯告訴本刊,他對威利蒙的改編非常滿意,“才華橫溢,極好”。美版《紙牌屋》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家大多都曾在'二戰'中打過仗,擔任政治要職時都已高齡,現在的美國政治家大多大學畢業,年紀輕輕”。威利蒙曾在2003年親歷過總統競選,那時他才26歲。他所支持的總統候選人霍華德·迪安在艾奧瓦州的一次講話中,聲嘶力竭地失態,那聲“迪安尖叫”就此斷送了他為競選做出的所有努力。這件事很深地影響了威利蒙對政治的看法。 “我們未能用有效的進攻來做出回應。當時我們想,對這件事要做冷處理,這相當於說,那些抓住這點詆毀我們的人,沒有能力影響我們。但事實上,因為沒有及時做出回應,這件事最終的結局是,權力被沒收。”威利蒙在一次採訪中回憶道。他開始思考這件事:“這就像我站在街角,等了15分鐘,想招輛出租車。一輛車停下來,我剛想鑽進去,另一個人趕在我前面搶了先。那一刻我有很多種選擇:我可以打開車門,把那個人拽出來;我可以猛敲車玻璃窗,做個威脅的表情,但放他走;我也可以什麼都不說,悶在自己的憤怒裡;我還可以超級忍,讓他們走,反正還有下一輛。”這種交易非常吸引威利蒙,在他看來,這就是偉大戲劇的靈魂所在:“出租車事件中,誰是掌握權力的一方?我是否因為沒被這件事惹惱而更有權力?還是那個搶車的人更有權力,因為我讓他插了隊?當你把它搬上政治舞台時,那就要動真格的下賭注了。”“迪安尖叫”讓威利蒙開始探索個性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正是在霍華德·迪安的總統夢破滅的講台上,誕生了美國版《紙牌屋》里安德伍德版馬基雅維利的主動進攻型政治哲學:如何在那種脆弱的時刻反擊、包抄,智勝那些試圖定義和打敗你的人,這是安德伍德一刻不停思考的問題。 《紙牌屋》中貫穿了這樣的“安德伍德式”權力模式:抓住對方弱點和把柄,了解對方欲求,談判,主動提供好處,要求做出某種放棄,否則以弱點威逼,達成交易;如此縱橫捭闔,有時圍魏救趙,有時聯曹攻吳,隨時掃清障礙,冷酷無情,精確算計,每個人都成為他棋局裡的一步棋。

威利蒙對人性與權力關係的沉醉,使他的角色行為時常超越制度的法律框架:把未公開的法案交給記者,通過華盛頓警察局長抹掉議員的醉駕和招妓記錄,謀殺或誘使他人自殺……安德伍德這樣“反英雄”的反派角色在權力階梯上的步步攀爬,引起了一些不安,到第二季結束時,他已經爬到了美國總統的位置上。哪怕懷疑和批判政治權力是好萊塢自由派的一貫傳統,但讓一個邪惡的角色登上總統的寶座,還是暗黑得太離經叛道,挑戰了憤世嫉俗的底線,其虛無主義的透徹悲觀,也有悖好萊塢一直宣揚的美國式樂觀主義。第三季應該讓這個角色傾覆消亡,最終讓有道德感的人來統治,回歸到邪不勝正的主旋律上,還是讓他繼續壯大,按照達爾文主義式的權力邏輯,成為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顛覆民主的信念?至少後一種如此挑戰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結局,還沒有過先例。

危機時代的政治劇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時空基本是重合的,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若即若離的平行簡化版政治世界:同樣是一位民主黨總統,相似的政策議題(劇中是教育改革和福利改革,奧巴馬是醫療改革和就業法案),同樣的自由民主黨進步訴求(劇中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民主黨自由派亦主張財政擴張),同樣面臨政府關門的財政赤字危機,同步發展的中美關係和日本問題。有趣的是,劇中事件的發展走向與現實時常背道而馳:現實中的兩大黨發生了深刻的分裂,即使在預算赤字的懸崖邊,共和黨與民主黨人也無法達成任何妥協,哪怕讓政府關門,也不願意踩下剎車;民主自由派的進步主義政策議題,如奧巴馬醫改,舉步維艱;社區人權律師出身的奧巴馬,有溫和的魅力,平易近人,道德上無可指摘,卻更像個人權律師而不是政治家,不具備比爾·克林頓那樣高超嫻熟的政治技巧,也不具備林登·約翰遜那樣的強硬手腕,白宮和國會山效率低下。而在劇中,安德伍德可謂無所不能,雖然是個無情的權謀家,但卻能秉持實用主義,隨時做出妥協,高效地贏得了兩黨共識,通過了很多法案,做了很多實事。

《紙牌屋》能夠脫穎而出,正因威利蒙對人性和權力的著迷,恰好契合了公眾對當下政治的集體印象。 1999年,阿倫·索爾金(Aaron Sorkin)的電視劇《白宮群英》就像是對克林頓第二任期民主黨自由派的大聲抗議,索爾金虛構的美國政府,由充滿道德正義感的自由派總統領導,麾下則是盡心盡責的干練官僚,與現實中背離了自由派政治原則、深陷性醜聞、即將面臨彈劾的克林頓政府平行對立。 《白宮群英》為被克林頓性醜聞所困擾、陷入公共道德危機感的大眾提供了想像的、可以信任的政治領袖。 《紙牌屋》則相反。威利蒙想像出來的充滿權力慾望和權謀手腕的反派總統,與現實中的奧巴馬截然對立:安德伍德散發著不可遏制的野心,完全不把道德原則當回事,手段老辣,殘忍無情,卻很高效,總能把事情搞定;奧巴馬則溫文爾雅,理想主義,有道德情懷,卻缺少那種捕食者的進攻性和世故的手腕,缺乏決斷,易受攻擊,倒像是被安德伍德搞下台的虛弱總統。安德伍德的夫人克萊爾則更像希拉里·克林頓,野心勃勃,強硬幹練,輔佐丈夫事業,為達目的同樣不擇手段,這與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的形象完全不同:米歇爾也是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人,對創造歷史的鍾情勝過對權力的慾望,時刻提醒奧巴馬忠於民主自由派的道德原則,不喜歡政治鬥爭,與白宮的關係時常處在緊張狀態。

想像世界的政治通過和娛樂業的聯姻,與民眾發生了比現實政治還密切的對話:網絡視頻Netflix的用戶有3300萬,《紙牌屋》的收視率極高,社交媒體的好評率63%,名人推薦無數;這與人們對現實政治越來越漠不關心,選舉投票率不斷降低,奧巴馬政府民意測驗得分不斷下降對比鮮明。也正因如此,平行時空裡的想像的政治與現實政治發生了奇妙的交匯:2012年12月,距離第二季開播還有兩個月,在白宮舉行的一次高科技公司座談會上,一位觀眾主動去找Netflix的老闆瑞德·海斯廷斯,半開玩笑地提出希望能提前看到第二季。這位觀眾就是奧巴馬。他半開玩笑地感慨,要是現在的華盛頓真的像《紙牌屋》裡那樣有效率就好了,“凱文·史派西辦成了很多事”。無論作為眾議院的多數黨黨鞭,還是作為副總統,安德伍德都顯示出在施政和立法進程中的執行力,而這正是爭鬥白熱化、矛盾不可調和的兩大黨所缺乏的。由於茶黨的崛起和共和黨內溫和派的式微,共和黨把阻止奧巴馬再次當選作為奧巴馬第一任期的首要任務,導致了白宮與國會沒能在任何重大國家事務上達成共識,從醫改法案、就業法案、移民改革、環境保護到槍支控制,奧巴馬在癱瘓的國會前動彈不得,更是在2011年的“債務上限”與2012年的“財政懸崖”中僵持不前,最終因預算談判破裂而關閉了聯邦政府。正如凱文·史派西所言:“在國會效率低下的時候,美國公眾看到的是一個派系林立卻又非常有效的國會,這事非常有意思。”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美國,心態上有種霸權衰落的失落感,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英國有幾分相似。美國需要一個有遠見卓識的變革型總統,完成金融、福利、財政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但華盛頓的人一致告訴我,奧巴馬不是這樣的總統。

好萊塢娛樂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大眾與精英政治的鴻溝,它甚至引發了現實世界嚴肅的政治討論,與現實政治發生了交集與互動。但電影、電視還是把迎合大眾口味擺在了嚴肅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之前。 《紙牌屋》裡的安德伍德最終還是更像莎士比亞的理查德三世,而不是美國總統,其中的醜聞暗殺和政治虛無主義,也讓華盛頓的現實政治家很不舒服。眾議院多數黨黨鞭凱文·麥卡錫就取笑《紙牌屋》的情節荒誕無稽,他說:“如果我能謀殺同僚,那就不用每天為推動議案發愁了。”但它的確比​​白宮更有效地征服了大眾的情感:在華盛頓無休止的僵局外,人們渴望一位能把事情搞定的實幹總統。

紅白機與8位元的復古記憶@Design

環顧日本電車之中,不管是站著還是坐著、不管是上班族還是學生,幾乎每個人都在低頭努力地與手中的遊戲奮戰著。在日本這個科技遊戲的天國裡,不管是購物還是吃飯,幾乎生活中的每個部份,都可以看見遊戲的元素。回顧三十年前,一間京都老字號紙牌遊戲商所製作的劃時代商品,引爆了日本的遊戲熱潮。這間公司便是任天堂,而他們所推出的第一台家用遊戲主機「任天堂(Family Computer,因其配色而被暱稱為紅白機)」,更是帶領世界走入遊戲時代的最大推手。

席捲世界的紅白機魅力

回憶起當年的盛況,負責紅白機研發的上村雅之懷念地說道:「原本以為會賣不出去的,沒想到居然會這麼地受到歡迎。」1980年,任天堂成功地打造了日本第一台掌上型遊戲機GAME &WATCH。這台僅有固定動作的簡易掌上機發售後,大受小學生歡迎,並一舉突破了1300萬台的銷售量,成為暢銷一時的熱門商品。看著GAME &WATCH的成功,當時任天堂的山內溥社長決定,將掌上型遊戲機進一步改良,讓所有熱愛遊戲的人在家也可以享受電動遊戲
終於,山內溥社長的夢想實現了,全球第一台高性能電視遊樂器「紅白機」誕生了。新時代的「紅白機」,採用卡帶式遊戲軟體與遊戲主機分開銷售的方式,確保了主機同時擁有高性能與低價位(售價1萬4800日圓)的特色。此外,任天堂將遊戲製作授權給其它公司,藉此獲得大量暢銷遊戲的支援。而遊戲開發公司也得以利用軟體售出後的收益,投入下一款遊戲的開發,因而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商業循環,「遊戲產業」也因此逐漸成型。
當時,有不少輿論認為:「如果孩子們太熱衷遊樂器,會導致他們不再念書、也不會出去運動。」確實,累計了6191萬台銷售量的紅白機,改變了日本以及整個世界。在日本,平均每兩戶人家當中就會擁有一台紅白機,遊戲軟體更在全世界賣出了5億部的銷量。回想紅白機剛剛興起的時候,整個世界的遊戲市場僅有2千億日圓規模,但到了90年代已成長至2兆日圓,如今則高達6兆日圓。

無止盡的全面進化

在紅白機的年代,只要少數幾個人,就能開發出新的遊戲軟體。但隨著三十年的時間過去,如今的遊戲開發,已經演變成需要數百名研發人員、耗費數年時間才能完成的巨大計畫。而隨著更加夢幻的遊戲表現,現在的開發團隊也成為了分工詳細、各種專業人員的聚集地。
名為「HAL大阪」的這座專門學校,於1994年設立了遊戲學系,並在學系中設立了遊戲製作、遊戲開發、以及遊戲設計等三個專攻。如今,遊戲學系已經是「HAL大阪」規模最大的學系,並吸引了不少美國、台灣、大陸、以及泰國等地的留學生前來就讀。
即將於今年春天進入遊戲開發公司工作的山內亮磨,就是這個學系的四年級學生。也許是受到父母也喜歡遊戲的影響,從有記憶開始,山內就一直是個遊戲的愛好者,並在國中時代決定將來要成為一名遊戲設計人員。雖然系所內大多數的學生都像山內一樣,以遊戲研發人員為目標不斷努力,但也有一些學生決定走上另一條非正規的遊戲人生,譬如今年22歲、就讀遊戲設計專供四年級的高橋步美,今年在春天畢業後,進入一間專門製作與企劃星象儀的影像公司工作。這些由遊戲製作出發走向世界的年輕人,懷抱著內心的遊戲性思維,讓各個專業的領域,多了一些遊戲的輕鬆色彩。

@Source: 新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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