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10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世界的時空基本重合。故事發生的時間是2013年，劇中將要舉行的中期大選是2016年，地點在華盛頓。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平行的時空，與其若即若離，卻又背道而馳。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當下現實政治的想像，還引起了人們集體情緒的共鳴：進步主義在現實中受挫的政治危機時代，人們嘲諷人性，嘲諷政治，於悲觀中滋生出憤世嫉俗來。
美劇《紙牌屋》劇照
美劇《紙牌屋》編劇鮑爾·威利蒙
2月13日，Netflix首席內容官泰德·沙蘭多斯（左）與女主角羅賓·懷特（中）、導演大衛·芬奇出席美劇《紙牌屋》第二季洛杉磯特映會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世界的時空基本重合。故事發生的時間是2013年，劇中將要舉行的中期大選是2016年，地點在華盛頓。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平行的時空，與其若即若離，卻又背道而馳。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當下現實政治的想像，還引起了人們集體情緒的共鳴：進步主義在現實中受挫的政治危機時代，人們嘲諷人性，嘲諷政治，於悲觀中滋生出憤世嫉俗來。
美劇《紙牌屋》劇照
美劇《紙牌屋》編劇鮑爾·威利蒙
2月13日，Netflix首席內容官泰德·沙蘭多斯（左）與女主角羅賓·懷特（中）、導演大衛·芬奇出席美劇《紙牌屋》第二季洛杉磯特映會
權力與人性
巴爾的摩9月的一天，抽完了若干支煙的鮑爾·威利蒙（Beau Willimon）來到《紙牌屋》的拍攝現場。他留著絡腮鬍，頭髮亂蓬蓬地往後梳著，面色焦慮，好像正操心著一件國家大事。那是一場劇中主角、政治家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與他的妻子克萊爾（Clair）走出房子，在戶外草坪的講台前對華盛頓記者團發表講話的戲。這一集的導演朱迪·福斯特（Jodi Foster）正在安排所有的道具、演員和後勤，她有4.6萬個細節需要思考和處理。對威利蒙來說，一季13集，意味著，他得操心的細節數還得乘以13，而他對每個細節都孜孜以求。 2003年，他在荷華德·迪安（Howard Dean）的總統競選團隊工作時，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與記者團打交道。他今年36歲，寫過一部喬治·克魯尼主演的電影劇本《總統殺局》（TheIdes of March），得過奧斯卡提名。 《紙牌屋》就是他這4年來的全部人生：他在巴爾的摩翠貝卡的一間寫作室裡不斷寫作、重寫，偶爾打個盹，成果就是這部暗黑的政治劇。即便在美國這波憤世嫉俗加虛無主義的政治劇新浪潮中（同期還有《醜聞》和《國土安全》），它也暗黑得出類拔萃。
片首，陰雲襲來，籠罩住華盛頓的地標：國會山，白宮，華盛頓紀念碑，杜邦圈的使館；黑夜降臨波多馬克河，橋上亮起夜燈……這組華盛頓掠影充滿象徵意味，彷彿要把現實世界的權力中心捲入令人壓抑的、陰森森的黑暗中。劇情也的確如此：這部Netflix的美劇比福克斯的《美國人》更憤世嫉俗，比AMC的《行屍走肉》對人性更加悲觀，比《醜聞》更精於權謀詭計。華盛頓貪婪，腐敗，人性黑暗，瀰漫慾望與野心，控制和背叛，與“好萊塢自由派”對國家政治的想像謀合。這與戲劇演員出身的主演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對華盛頓的觀感相去也並不遠。為了演這部片子，他跟著眾議院多數黨黨鞭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thy）在國會待了一段時間，史派西得出的結論是，那裡的政客“都是些演技拙劣的演員”。
《紙牌屋》裡，從南卡羅來納小巷裡走出的民主黨黨鞭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因沒有獲得許諾的國務卿職位，開始冷酷地追求權力和展開報復。第一季，他利用並睡了一個年輕的記者，把一個酗酒的議員拉下水，在利用完後誘使他自殺；用一篇大學時的右翼文章扳倒現任國務卿，用敲詐手段把自己的棋子安排到國務卿的位置上；與總統的商界密友鬥智斗勇，登上副總統寶座。接著，在第二季裡，他安排“自己人”接替黨鞭，將調查議員死因的年輕記者推下火車軌道，引導總統夫婦秘密接受婚姻諮詢，用與中國的商貿關係離間總統和國務卿，用能源危機離間總統和商界密友，接著爆出商界密友捲入中國商人洗錢並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向美國政治輸送資金的醜聞；他利用總統的婚姻隱私，將醜聞的輿論矛頭導向總統，總統被迫辭職（這段彈劾劇與克林頓時期兩黨與總統的關係很相似），安德伍德當上總統。
在副總統就職典禮上，安德伍德對著鏡頭說：“大家對民主的評價過高，我不經任何選舉就當了副總統”；還喜歡說“權力之路由虛偽和犧牲者鋪就” ，以及“爬到食物鏈頂端的人沒有仁慈”，乃至“屠宰開始了”。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很欣賞林登·約翰遜強硬的執政和談判風格，同為民主黨自由派的安德伍德（雖然實際上他與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都沒有密切聯繫，是個完全的權力現實主義者）身上有締造了“偉大社會”的約翰遜總統的影子，與美國政治的現實若即若離，既相互並行，又背道而馳。在國會山做了多年政治記者的克里斯·尼爾森（Chris Nelson）告訴本刊，安德伍德還令他想起共和黨黨鞭湯姆·德雷（Tom Delay）的形象，“他非常危險，有點精神錯亂，總覺得自己是來履行上帝使命的，反對他你就是有罪。但哪怕是德雷，也遠比不上安德伍德，更不可能會有謀殺。安德伍德是個虛構的人物”。但有一點是與現實政治準確對應的：“權力關係——白宮，國會，兩黨，媒介，權力外圍的遊說集團，金錢，它所聯結起來的商界，以及如何玩轉這種關係。”
在現實的權力關係框架下，威利蒙要創造的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人性。在他的寫作室裡，大部分的對話不是圍繞著如何解開一場複雜的陰謀展開的，而是對人物角色反复的斟酌。威利蒙不斷追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她要那麼做？動機是什麼？無論有多少詭計和背叛，這部政治劇歸根結底，探索的是人物角色，其驅動力是人性。安德伍德與妻子克萊爾的關係構成了故事的主軸，克萊爾這個充滿了麥克白式邪惡感的枕邊人，成了美劇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還為扮演她的羅賓·懷特（Robin Wright）贏得了金球獎。權力，成了威利蒙迷戀的非常個人化的表達和慾求：婚姻中、辦公室中、生活中、政治圈中無所不在的權力。
2012年美國大選期間，由於“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誕生，商界巨額的遊說資金湧入華盛頓；一場接一場的籌款晚宴不斷創造籌款數額的紀錄。 “每個人都想獲得接觸權力的通道。”熟悉華盛頓政治運作的人都這樣告訴我。而每個來到華盛頓的人，“都曾怀揣理想主義。但還是有不少人逐漸忘卻了初衷，熱衷追求權力”。尼爾森說，這種隨年齡漸長的憤世嫉俗在1999年（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中體現得更適度一些，也很受民主黨自由派喜愛。
與原著作者邁克爾·道布斯（Michael Dobbs）相似，威利蒙也有過參政的經歷，雖然這種經歷與身為英國貴族、政治上更資深成熟，也更世故的道布斯相比，也許要膚淺一些。但道布斯告訴本刊，他對威利蒙的改編非常滿意，“才華橫溢，極好”。美版《紙牌屋》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家大多都曾在'二戰'中打過仗，擔任政治要職時都已高齡，現在的美國政治家大多大學畢業，年紀輕輕”。威利蒙曾在2003年親歷過總統競選，那時他才26歲。他所支持的總統候選人霍華德·迪安在艾奧瓦州的一次講話中，聲嘶力竭地失態，那聲“迪安尖叫”就此斷送了他為競選做出的所有努力。這件事很深地影響了威利蒙對政治的看法。 “我們未能用有效的進攻來做出回應。當時我們想，對這件事要做冷處理，這相當於說，那些抓住這點詆毀我們的人，沒有能力影響我們。但事實上，因為沒有及時做出回應，這件事最終的結局是，權力被沒收。”威利蒙在一次採訪中回憶道。他開始思考這件事：“這就像我站在街角，等了15分鐘，想招輛出租車。一輛車停下來，我剛想鑽進去，另一個人趕在我前面搶了先。那一刻我有很多種選擇：我可以打開車門，把那個人拽出來；我可以猛敲車玻璃窗，做個威脅的表情，但放他走；我也可以什麼都不說，悶在自己的憤怒裡；我還可以超級忍，讓他們走，反正還有下一輛。”這種交易非常吸引威利蒙，在他看來，這就是偉大戲劇的靈魂所在：“出租車事件中，誰是掌握權力的一方？我是否因為沒被這件事惹惱而更有權力？還是那個搶車的人更有權力，因為我讓他插了隊？當你把它搬上政治舞台時，那就要動真格的下賭注了。”“迪安尖叫”讓威利蒙開始探索個性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正是在霍華德·迪安的總統夢破滅的講台上，誕生了美國版《紙牌屋》里安德伍德版馬基雅維利的主動進攻型政治哲學：如何在那種脆弱的時刻反擊、包抄，智勝那些試圖定義和打敗你的人，這是安德伍德一刻不停思考的問題。 《紙牌屋》中貫穿了這樣的“安德伍德式”權力模式：抓住對方弱點和把柄，了解對方欲求，談判，主動提供好處，要求做出某種放棄，否則以弱點威逼，達成交易；如此縱橫捭闔，有時圍魏救趙，有時聯曹攻吳，隨時掃清障礙，冷酷無情，精確算計，每個人都成為他棋局裡的一步棋。
威利蒙對人性與權力關係的沉醉，使他的角色行為時常超越制度的法律框架：把未公開的法案交給記者，通過華盛頓警察局長抹掉議員的醉駕和招妓記錄，謀殺或誘使他人自殺……安德伍德這樣“反英雄”的反派角色在權力階梯上的步步攀爬，引起了一些不安，到第二季結束時，他已經爬到了美國總統的位置上。哪怕懷疑和批判政治權力是好萊塢自由派的一貫傳統，但讓一個邪惡的角色登上總統的寶座，還是暗黑得太離經叛道，挑戰了憤世嫉俗的底線，其虛無主義的透徹悲觀，也有悖好萊塢一直宣揚的美國式樂觀主義。第三季應該讓這個角色傾覆消亡，最終讓有道德感的人來統治，回歸到邪不勝正的主旋律上，還是讓他繼續壯大，按照達爾文主義式的權力邏輯，成為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顛覆民主的信念？至少後一種如此挑戰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結局，還沒有過先例。
危機時代的政治劇
《紙牌屋》的戲劇時空與現實時空基本是重合的，它構建了一個與奧巴馬政府若即若離的平行簡化版政治世界：同樣是一位民主黨總統，相似的政策議題（劇中是教育改革和福利改革，奧巴馬是醫療改革和就業法案），同樣的自由民主黨進步訴求（劇中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民主黨自由派亦主張財政擴張），同樣面臨政府關門的財政赤字危機，同步發展的中美關係和日本問題。有趣的是，劇中事件的發展走向與現實時常背道而馳：現實中的兩大黨發生了深刻的分裂，即使在預算赤字的懸崖邊，共和黨與民主黨人也無法達成任何妥協，哪怕讓政府關門，也不願意踩下剎車；民主自由派的進步主義政策議題，如奧巴馬醫改，舉步維艱；社區人權律師出身的奧巴馬，有溫和的魅力，平易近人，道德上無可指摘，卻更像個人權律師而不是政治家，不具備比爾·克林頓那樣高超嫻熟的政治技巧，也不具備林登·約翰遜那樣的強硬手腕，白宮和國會山效率低下。而在劇中，安德伍德可謂無所不能，雖然是個無情的權謀家，但卻能秉持實用主義，隨時做出妥協，高效地贏得了兩黨共識，通過了很多法案，做了很多實事。
《紙牌屋》能夠脫穎而出，正因威利蒙對人性和權力的著迷，恰好契合了公眾對當下政治的集體印象。 1999年，阿倫·索爾金（Aaron Sorkin）的電視劇《白宮群英》就像是對克林頓第二任期民主黨自由派的大聲抗議，索爾金虛構的美國政府，由充滿道德正義感的自由派總統領導，麾下則是盡心盡責的干練官僚，與現實中背離了自由派政治原則、深陷性醜聞、即將面臨彈劾的克林頓政府平行對立。 《白宮群英》為被克林頓性醜聞所困擾、陷入公共道德危機感的大眾提供了想像的、可以信任的政治領袖。 《紙牌屋》則相反。威利蒙想像出來的充滿權力慾望和權謀手腕的反派總統，與現實中的奧巴馬截然對立：安德伍德散發著不可遏制的野心，完全不把道德原則當回事，手段老辣，殘忍無情，卻很高效，總能把事情搞定；奧巴馬則溫文爾雅，理想主義，有道德情懷，卻缺少那種捕食者的進攻性和世故的手腕，缺乏決斷，易受攻擊，倒像是被安德伍德搞下台的虛弱總統。安德伍德的夫人克萊爾則更像希拉里·克林頓，野心勃勃，強硬幹練，輔佐丈夫事業，為達目的同樣不擇手段，這與奧巴馬夫人米歇爾的形象完全不同：米歇爾也是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人，對創造歷史的鍾情勝過對權力的慾望，時刻提醒奧巴馬忠於民主自由派的道德原則，不喜歡政治鬥爭，與白宮的關係時常處在緊張狀態。
想像世界的政治通過和娛樂業的聯姻，與民眾發生了比現實政治還密切的對話：網絡視頻Netflix的用戶有3300萬，《紙牌屋》的收視率極高，社交媒體的好評率63%，名人推薦無數；這與人們對現實政治越來越漠不關心，選舉投票率不斷降低，奧巴馬政府民意測驗得分不斷下降對比鮮明。也正因如此，平行時空裡的想像的政治與現實政治發生了奇妙的交匯：2012年12月，距離第二季開播還有兩個月，在白宮舉行的一次高科技公司座談會上，一位觀眾主動去找Netflix的老闆瑞德·海斯廷斯，半開玩笑地提出希望能提前看到第二季。這位觀眾就是奧巴馬。他半開玩笑地感慨，要是現在的華盛頓真的像《紙牌屋》裡那樣有效率就好了，“凱文·史派西辦成了很多事”。無論作為眾議院的多數黨黨鞭，還是作為副總統，安德伍德都顯示出在施政和立法進程中的執行力，而這正是爭鬥白熱化、矛盾不可調和的兩大黨所缺乏的。由於茶黨的崛起和共和黨內溫和派的式微，共和黨把阻止奧巴馬再次當選作為奧巴馬第一任期的首要任務，導致了白宮與國會沒能在任何重大國家事務上達成共識，從醫改法案、就業法案、移民改革、環境保護到槍支控制，奧巴馬在癱瘓的國會前動彈不得，更是在2011年的“債務上限”與2012年的“財政懸崖”中僵持不前，最終因預算談判破裂而關閉了聯邦政府。正如凱文·史派西所言：“在國會效率低下的時候，美國公眾看到的是一個派系林立卻又非常有效的國會，這事非常有意思。”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美國，心態上有種霸權衰落的失落感，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英國有幾分相似。美國需要一個有遠見卓識的變革型總統，完成金融、福利、財政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但華盛頓的人一致告訴我，奧巴馬不是這樣的總統。
好萊塢娛樂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大眾與精英政治的鴻溝，它甚至引發了現實世界嚴肅的政治討論，與現實政治發生了交集與互動。但電影、電視還是把迎合大眾口味擺在了嚴肅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之前。 《紙牌屋》裡的安德伍德最終還是更像莎士比亞的理查德三世，而不是美國總統，其中的醜聞暗殺和政治虛無主義，也讓華盛頓的現實政治家很不舒服。眾議院多數黨黨鞭凱文·麥卡錫就取笑《紙牌屋》的情節荒誕無稽，他說：“如果我能謀殺同僚，那就不用每天為推動議案發愁了。”但它的確比白宮更有效地征服了大眾的情感：在華盛頓無休止的僵局外，人們渴望一位能把事情搞定的實幹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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