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乃清
“孤獨少年時，詩給了我一個能夠健康活下來的拯救；在生命的中途，詩給了我很多安靜的時刻，讓我可以整理自己的生命；現在，詩教我的是，試試看，也許歷史可以在我們的詩裡面重新活起來”
“十六歲的花只開一季”，68歲的席慕蓉，卻影響了幾代人。
作家蔣勳說，席慕蓉大約從沒想過要領導文風或改革社會，但她“卻是以極其女性的誠實與狂想呼喚起了一整代人的夢想”。
10月下旬，從上海作協到復旦大學，從“詩教我的事”到“原鄉和我的創作”，從40人小會議室到400人大報告廳，席慕蓉受到自“60後”至“90後”的夾道歡迎。
在復旦大學的演講前3小時，會場早已被貼牆而立的學生們擠得水泄不通，加上臨時分會場，共一千多人圍觀，另有2000人守著視頻直播。
“這次，就讓我得意一下吧！”爆棚“青春”撲面而來，點燃了席慕蓉的熱情，但她旋即謙卑道：“你們手上的詩集，可能還是從父母那裡來的；其實，我的詩寫得並不怎麼樣，而是你們讀者的生命增加了詩的厚度，提升了文學的溫度。”
《以詩之名》是席慕蓉第七本詩集，離第一本詩集《七裡香》的面世已隔了整整30年。“時光層疊交錯，當年無人能夠預知卻早已寫在詩中的景象，如今在我眼前在我身旁一一呈現——故土變貌，恩愛成灰，原鄉與我素面相見……”
受訪期間，席慕蓉曾數度哽咽，“對不起，裡頭那個‘我’又跑了出來。”年近古稀的她像小女孩一樣，邊抹眼淚邊自嘲：“我說過我要成熟的。”
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年輕時，席慕蓉就愛讀《古詩十九首》，“相思離亂”的種子，一生伴隨。
“10年前我覺得我寫的都是‘思君令人老’，後來發現都在‘歲月忽已晚’裡；我慌亂無知地錯過了我的人生，還要繼續錯過，怎麼辦？只好寫詩來彌補。”
1943年，席慕容生於抗戰末期的重慶城郊。“那時，年輕的父母離開故鄉，在遙遠的南方把孩子生下，盡所有努力在亂世裡給我們一個安定的童年。”
從四川到南京，由上海南下廣州，再至香港、臺灣。兒時的她，隱約間感到外界驚濤駭浪，卻道不清那抹陰影。“2003年我和弟弟約在香港見面，去找從前的老家。看到弟弟站那裡時，我才忽然間明白為何會害怕。1949年跟著父母到香港，碼頭上，父母給我們穿上厚衣服，裡外好幾層，每個孩子都給個金戒指，5歲的孩子從沒見過金戒指，互相炫耀，但奇怪媽媽為什麼在每件衣服裡都寫上我的名字？後來才明白：如果孩子丟了，有人撿到，會看在金戒指的份上把他養大。”
在香港讀小學，“街上有很多難民，但香港人不排斥”。她一直很愛這地方，努力學粵語，想和同學打成一片，但因年紀小，同學笑她“白癡”，“這讓我終身帶有自卑感。”搬去臺灣後，她考上初二插班生，“但站在門口，總覺得我永遠在那個團體外面，因為他們都有了各自的朋友。” “因為寂寞”，她開始在日記本上寫詩，因為那是“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能讓我健康成長”。
1956年進入臺北師範藝術科習畫後，她以筆名“夏采”在校刊上發表詩文，“開始是好玩，30歲以前都是學別人”1978年，她給《皇冠》寫專欄，開始用“席慕蓉”這個名字。
詩人瘂弦曾是她的領路人。當年席慕蓉曾把詩稿投給瘂弦，投稿刊登了，“收到他的回信簡直受寵若驚。”後來，她又“很不懂事地”給瘂弦寄了30首，請他看下，“他給我每首詩打勾，喜歡的打3個，還有打一兩個的，不喜歡就完全不勾。他一直警醒我，不要因為別人的要求而大量寫，這對你是個傷害。”
如今，她還會把新作拿給瘂弦看，“他說我是不知不覺地回到故鄉、進到這個境界裡，很鼓勵我。”瘂弦的話，她銘記在心：“唯一可以跟時光抗衡的，恐怕只有詩了。”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席慕蓉的外婆孛兒只斤•光濂公主，是位能騎擅射槍法精准的舊王族，屬於吐默特部落，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歲月裡，她和我父母一起，為我指引原鄉。”
外婆常和她說起一條“希喇穆倫河”，事實上，她的蒙文名字穆倫•席連勃，就是“大江河”的意思，慕蓉即穆倫譯音。
“我會說國語、粵語、英語和法語，可是卻不能用蒙古語唱完一首歌。”與原鄉隔離，曾令她憾恨，直到1989年8月1號的解禁。“解禁二十多天后我就回大陸了。臺灣的朋友不解：你為什麼要回去？我說，對不起，我等了四十多年，非回去不可。”
她先坐飛機到北京，“一早跑到西直門火車站，然後坐草原列車到張家口，路上聽人說宣化到了，我就想到以前媽媽說宣化的一種馬奶葡萄最好吃了。”
從張家口往蒙古高原走，“走一段平地，上一段陡坡，再走一段平地，再上陡坡。周圍的風景好像跟我平常看到的沒什麼兩樣，可是突然之間就到了蒙古高原。它不是平的，是起伏的，長滿了青草，然後我在車上就叫起來，一直叫。”
站上“父親的草原”，她才明白，為何父親在德國時懷念“眼前一無阻擋的風景”。“幾十公里外，有人騎馬過來，寶藍色的蒙古袍子，圍著金紅色的腰帶，我看不出馬兒的顏色，看不出他的五官，但我看到他的腰帶在閃光，就像針尖在太陽下發出光芒一樣。”
那是一位堂兄來接她，遞上一碗奶茶，“一嘗我就知道小時候喝過，過去每到冬天，外婆怕我冷，就給我喝奶茶。我突然想到，如果沒有這些‘二手經驗’，我到蒙古就只是個觀光者。”她豁然開朗，“故鄉，是一個需要時間來培養的空間。”
從第一次返鄉至今，22年間，她每年都回去1到4次。2006年出書時，她發現自己在高原至少已消耗了2萬多張底片。在復旦演講時，她展示了“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近百張照片，聽到座下驚歎聲，她像孩子般欣喜，“美吧？畢業旅行你們去草原吧！”
整整兩個小時，她分享尋找蒙古原鄉的喜悅，也表達她的憂憤和痛苦。
“每次有人說我們蒙古民族能歌善舞，我就很生氣，能歌善舞沒錯，但它有好多特色，大家只是從一種觀光消費的角度得出這種概念。”
她去了8次大興安嶺，遇見了“無知的慈悲”下的犧牲者。“2003年‘封山育林’，讓中國唯一的使鹿鄂溫克族群下來，當地政府說，下來後給你們房子和錢，你們就不用受苦了，享受我們的現代文明。好像這是一種慈悲，實際卻是一種無知的慈悲。有個男孩搬下山後，可能因為長得不好看也不合群，其他男孩就揍他，揍得滿頭是血。過兩年我再去，他就在一個篝火旁——當地官員發現消費森林文化有利可圖，就叫這些人下來，假裝這裡有篝火，搭個帳篷叫人來看——我們好久不見，還合了影，但沒幾天後，就聽說他自殺了。在我們這個社會，自殺被認為是弱者的行為，但這裡有很多是無法溝通而選擇自殺。下山的人能不能回到原來那個家呢？回不去了！因為林務局監管。他們真是‘封山育林’嗎？不是！他們搭了很多奇怪的房子，拿來做官方用途。”
2006年7月，席慕蓉在蒙古高原看到了“闕特勤碑”。“我到這個碑的面前才發現，以前在教材照片上看到唐玄宗題寫的漢字碑文是在背面，而它的正面是古突厥文。這給我一個反省：原來漢文化裡關於遊牧文化的教育，就連一個碑文也是‘背面’的。”
2007年，她開始給虛擬的內蒙古男孩“海日汗”寫信。“文化被惡意曲解是我兒時受到的痛，現在我豁然了，每個民族都應該本位。年輕人沒經驗，他們的苦悶就像我小時候不必要的自卑或過分的自信，我比你大幾十歲，你的痛我也受過，所以我想慢慢跟你說，不要怨怪這個社會，要自己想方法找到自己的文化。在這個大文化裡要有不同的文化，大家才能健康成長，如果都一樣，那就是病態了。”
詩人是一種志業，不是一種職業
從師大藝術系畢業，赴比利時深造，回台後任教於新竹師範學院；戀愛、結婚、生子……在現實中，席慕蓉走著一條遵循世俗規則的道路；詩，則是她合理幸福生活中的意外。
“曾有記者訪問我說，按照你寫詩的年份來看，你這時候已經結婚了，怎麼還在寫情詩？我說，你把我當罐頭嗎，標了年份的？我愛一個人才跟他結婚，但並不表示婚後我就突然間變成一個罐頭、跟過往一切分離，我還是原來的人，我的身體、記憶，所有生活都跟著我在走。我意思是，我先生都沒在乎我寫情詩，怎麼外人還在乎？”
她與先生劉海北相識于留學歐洲期間的一段“貓緣”。當年，那個“磁性男低音”悉心照料小貓的情境令她頓生好感；而他則發現，“她最具北國氣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從心到口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沒有一絲拐彎抹角。”
劉海北曾表示，除了偶爾被冠上妻姓稱作“席先生”之外，“很以擁有名妻為樂。”2008年年底，他因病去世。在《以詩之名》扉頁上，席慕蓉以一行小字“獻給海北”寄託對夫君的懷念。“有人問我對時光和愛情怎麼解釋，我說都一樣，一直錯過，只能追悔。它來時你手足無措，不知怎麼把握，其實你永遠把握不住。我可能追悔年輕時候的愛情，我現在追悔的是40年的婚姻，我怎麼沒多愛一點，當時沒有更珍惜這個人？後來才知，原來我錯過的不只是我的青春，我錯過的是我唯一僅有的、整整的一生。”
如今，鄉居淡水的席慕蓉，笑稱自己是“山頂洞人”。“我住山坡上，周圍5公里沒有交通工具，買菜買3天或者有朋友帶過來。”她養了6缸蓮花，有貓為伴，生活安靜而規律：每天吃完早飯，梳洗完畢，喂過貓，澆過花，10點左右開始畫畫、寫字，一直到晚上11點。她說，“詩人是一種志業，不是一種職業。”
遇到原鄉後，她就一直往老家跑，“現在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成了自由的“專業遊民”。她開始學蒙文，以一年5首的緩慢速度翻譯代代口傳的薩滿教讚歌，其詩作題材也漸為深廣。“我找到好幾位蒙古英雄，所以有了《英雄噶爾丹》、《英雄哲別》和《鎖兒罕•失剌》3首組詩。”
來滬那幾天，她正在構思一首關於木華黎的新作，“我要從他父親寫起，木華黎是成吉思汗手下偉大的將士，他的父親曾照顧過年輕的鐵木真。有一次征戰落敗，他們就剩下7個人7匹馬，到了一個山窪裡，木華黎的父親發現鐵木真的馬已累倒在地，他就說，你騎我的馬吧！一個普通人，他並不知道鐵木真以後會是成吉思汗，這是怎樣的領袖人格，讓這麼多人願意為他犧牲？我好想把這個歷史畫面和那種感覺寫出來。”
“孤獨少年時，詩給了我一個拯救；在我生命中途，詩給了我很多安靜的時刻，讓我整理自己的生命；現在，詩教我的是，試試看，也許歷史可以在我們的詩裡重新活起來。”
“怎麼辦”與“捨不得”
人物週刊：在您的詩歌創作生涯中，“七”仿佛是個神秘暗號。第一本詩集取名《七裡香》，新近剛出的《以詩之名》恰恰是您第七本詩集，據我所知，“七”在《聖經》中象徵著完美。
席慕容：我喜歡“七”的原因被你猜到了！在薩滿教裡“七”也是完美的意思。謝謝，你是第一位問我這個數目的人。我常用單數，七、九，蒙古人喜歡單數。但“七裡香”是花的名字，學名月桔，臺灣叫“七裡香”，香氣很野，做籬笆用，開小白花，但很快就謝了。
人物週刊：這讓人想到您早年那句“十六歲的花只開一季”……這麼多年，一路寫詩，不變的是什麼？
席慕容：我不知道。小時候，母親愛花，她常笑我，五六歲的孩子，繞著一把鮮花，一直問怎麼辦、怎麼辦？意思是，這麼好看的花會凋謝。長大後才知道那個“怎麼辦”就是不知道怎麼辦，那我就去畫畫、寫詩，去把這些東西留下來。
我寫過一個短篇《昨日》，那時我剛到歐洲一個學期，暑假到瑞士弗裡堡補習法文班，有個愛爾蘭女孩叫諾拉，因為年齡相近，我們就結伴在山裡走，騎完自行車就躺在草地上，中午不熱，蜜蜂在飛，她手膀子下金色的汗毛在眩目的陽光下直發亮。那個時刻，我們聊得很開心，完全地放鬆和享受。那真是青春，生命仿佛自覺一切都剛剛準備好，一切又都還沒有正式開始。晚上我們回到修道院，在回廊裡走，我就在想，白天去的山全都暗了，明天再起來，太陽再照著草地、花和蜜蜂，那些存在都是“昨日”了，我從書本裡學過的那兩個字，還要從生命裡再學一次。
葉嘉瑩老師說，詩人每個時期因為生命的關係一定有變動，但有個東西會一直不變。我的本質，對於時光的珍惜一直沒變。時光剛到來，我就想它要過了……從頭再看年輕時的作品，現在想法和那時不一樣，人慢慢在走，但不變的就是“捨不得”。
最恨新聞上說無憂無慮的牧民
人物週刊：您提到一位自殺的鄂溫克獵民，我翻查到你們的合影，想請您回憶下和那些獵民的交往？
席慕容：別人告訴我，他當時很寂寞，找不到一個愛人。他快30了，如果從前在森林裡自由自在生活，他們在山裡或和漢人、達烏爾族聯姻也有可能，但被趕下山就變得一無所有，他不敢去追求別人，也得不到別人注意，無法產生自然的感情，找不到伴侶就孤單了。我上山以前，常聽人說他們軟弱，總是自殺，可是從森林的遊獵生活轉到所謂現實的城市生活需要一個緩慢的過程，連幼兒成長都需要學前教育，我真替他難過。
還有，八十多歲的瑪利亞•索是位族群領袖，她堅持不下來，躲了起來，我去看過她兩次，她唱歌給我聽，說我像長了翅膀的小鳥，“我的妹妹怎麼從這麼遠的地方飛來看我？”她的聲音很清亮，歌詞是臨時編給我的，讓我很有感觸。她牽著我的手叫我回來先別走，道別了兩次。我覺得這樣一個睿智的獵人怎麼沒人接近？怎麼沒人去詢問這個遊獵部族的生活呢？
人物週刊：講座中，您曾多次強調信仰對人的重要性，能否介紹一下您個人的信仰以及蒙古族的信仰？
席慕容：我們蒙古人信仰十分自由，我外祖母信佛教，每次到寺廟我都會為她磕頭；我父母是蒙古人，信仰薩滿教，祈求祖先、天地的幫助；我少女時覺得天主教很美，隨姐姐入了天主教，我是天主教友，但回到蒙古高原後就被薩滿教迷住了。
很多人認為薩滿教愚昧、黑暗，但是它說“萬物有靈，眾生平等”，沒有比這更先進的環保理念了，20世紀中我們讀《寂靜的春天》才開始說環保，但草原在惡劣生存條件下幾千年都沒敗壞，這環保觀念就在薩滿教裡：人的小宇宙要和大宇宙和諧。我們從不敢說人定勝天，在草原上手無寸鐵，冷的時候就是氈房中間的一盆火，風雪來時，男人在外要靠自己的遊牧經驗、膽量、判斷力。我最恨新聞上說無憂無慮的牧民，牧羊人面對羊群之外還要面對狼群，判斷力需瞬間決定。氈房裡的女人睡眠很淺，她關心羊群，非常警覺，周圍一點聲響都會醒。
這二十多年深入草原後我發現，薩滿教還活著。在《敖包相會》的歌裡，敖包成了約會的地標，但宗教學者說這是信仰的活化石。敖包就是對天地山川神奇的祭祀，我們往敖包裡放石頭是表示感謝，放火柴是為後來的人留下火種。黑澤明有部電影《德蘇烏紮拉》，是個蒙古的人名，講一個俄國軍官在烏蘇裡森林遇見一個蒙古獵人，靠著這位嚮導渡過一切險惡。有天他們在山中小屋避寒，躲過風雪後，那位俄國軍官發現，蒙古人臨走時將幹肉、火種、打火石放在屋中才關門。他問：我們都要走了，你放這些幹什麼？蒙古人說，後來的人跟我們一樣又餓又凍，我希望為他做點準備。
人說蒙古人寂寞，其實他們不是很久沒見到人才熱情接待客人，我們的祖訓就是善待行旅之人，草原上每扇門都是為陌生人打開的，但在上海，外灘這麼多窗戶這麼多人，哪扇門敢為你打開？蒙古族這種為他人設想的智慧和悲憫之心，以及自古訓練出來的團結互助的美德，都是隱性的文明，而我們這世界宣揚高速、便利的現代生活，看見的只是所謂的顯性文明。
（感謝《復旦青年》提供幫助；實習生郁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Source: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