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2012

王石專訪 /哈佛這一年,我獲得新生@People



/週一妍 編輯/戴敦峰   攝影/覃斯波 圖片由受訪者提

哈佛這一年,我獲得新

2011 年,王石正值耳順之年,這位功成名就的中國房地產行業教父,選擇去哈佛大學當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學,坐地鐵出行,和十幾歲的孩子一起學習語言。我在哈佛這一年,體會到了後進生的滋味。”2011 年的最後一天,回國過新年的王石在萬科總部接受了《外灘畫報》獨家專訪
/週一妍 編輯/戴敦峰   攝影/覃斯波 圖片由受訪者提
上午8:40-11:00,哈佛聽主課;下午100-2:30,英語選修課;2:45-6:00英語語法課。每週兩次晚7:30-9:00口語課;每晚看資料做筆記至淩晨1點。
這是王石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遊學生活,並不像外界所想像的那樣輕鬆隨意,而是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鐘的時間用微波爐熱一杯牛奶,烤一塊麵包,切半個西柚,花3分鐘時間吃早餐,然後步行去上哈佛上課。王石租住的公寓位於劍橋鎮的花園街上,到哈佛主校區最遠的教學樓或者圖書館只需步行15分鐘。王石在哈佛讀書期間拒絕了公司配車,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鐵。

哈佛現代修道院
2011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學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語學校補習英語,下午去哈佛聽各類講座;到了9月的第二學期,他選了三門大課:分別是前哈佛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本傑明-弗裡德曼的宗教如何影響資本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史,以及城市規劃。因為大課的時間是上午,所以王石將英語學校的課程改為下午。
在哈佛上課,如同趕集。王石每天從8:40開始在哈佛設計學校聽城市規劃,臨到結束前幾分鐘,必須不動聲色地把書包理好,一結束就蹭蹭蹭往經濟系跑,跑8分鐘,再一路爬上三樓,放慢腳步,輕輕推開門,坐進去,前哈佛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本傑明-弗裡德曼的宗教課已經開始。
中午,穿過哈佛廣場,步行去對面的英語學校。如今,王石已在學習Advance級課程,這是該校的最高級課程。廣場裡有幾棵大樹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爾會找一間咖啡屋坐下來,吃個三明治,更多時候則是邊走邊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機會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閒的就是遊客,學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說,他唯一會停下來的原因是發現了賞心悅目的落葉,或者在雪地裡覓食的灰松鼠,這時他總會忍不住停下來拍兩張照,傳到微博上。
英語學校放學後,他就在哈佛廣場的速食店花幾美元買一個雞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當第二天的晚飯。在美國的日子裡王石很少應酬,他的夜生活幾乎都是在公寓裡溫書。因為你只要晚上安排應酬,你的學習就得熬到三四點,要不第二天的課就壞事兒,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學的11個月裡,他感覺身處在一個現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簡單,旁邊是一棟教堂式的建築,頂尖是十字架,中世紀風格,就像一個修道院。不管在學校,還是在附近的星巴克,裡面的學生都是一邊吃一邊看作業。這就是一個讀書學習的地方。王石對《外灘畫報》說。
2011年夏季愛琳颶風來襲,王石發了這樣一條微博:收到言及颶風如何厲害的短訊,知趣取消約會。返劍橋公寓已晚。翻書不覺到淩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場,祛除浮躁,心靜讀書。
到英語學校報到的第一天,60歲的王石差點被人誤認為是老師。他的周圍,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開學自我介紹後,發現最大的也才25歲。
為了克服啞巴英語,王石強迫自己每天跟這群比自己女兒還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國課堂強調遊戲互動,由一個學生來比劃單詞,王石來猜。往往一個單詞掛在嘴上,卻怎麼也說不上來。最有壓力的要數每週一次的考試,每次60分鐘,周圍的同學答題30分鐘後陸續交卷,60分鐘後,整個教室變得空蕩蕩,只剩下握著筆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師。
我也經歷過小學、中學、工農兵大學,雖然不是最優秀的,成績也是中等偏上。這次算是體會到什麼叫後進生。王石說,他生平第一次感覺腦袋累,是腦殼裡那種累,半夜兩三點很疲勞,但睡不著。有點像某種病態,一度擔心別哈佛沒學到東西,變神經了,想放棄。但第二天,太陽照常升起,又背著書包去上學。
在哈佛的前三個月,他幾乎聽不懂主講人在說什麼,於是花錢請了一位元翻譯幫忙做筆記,自己裝模作樣地聽,聽懂一個單詞,想一想,接下去,又聽不懂了。三個月後,他開始自己做筆記,讓翻譯糾正,四個月後,他已經能聽懂六七成,便毅然擺脫了翻譯這根無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語發微博,氣候組織創始人吳昌華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復他:以後出國不用給王總做翻譯了。

房地產開發商眼中的美國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業倫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選擇了兩門跟宗教有關的課:宗教如何影響資本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史
我們現在是西學中用。我們學習西方的東西,更多是技術層面,如何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理解、去瞭解、去吸收。到最後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這樣解釋自己選擇與宗教有關課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間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是一名哈佛教授講述二戰後美國信教人口變化。在課堂上,他瞭解到二戰後美國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驟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還瞭解到,二戰後出生的美國人有兩個宗教,一個是出生時家庭給的,第二個是20歲後獨立選擇的。上完那門課,王石形容自己豁然開朗
談到西方文明,就無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總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現在我發現,這不是要點,要點是宗教背後的文化訴求。王石說,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現代企業管理提到的契約精神,可以在《聖經》的舊約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遊學的日子裡,王石無時無刻不在用房地產開發商視角觀察哈佛,觀察波士頓,觀察美國。
在設計學院的城市規劃課上,王石不忘觀察身處的這棟建築:一個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涼,可容納400人。獨具匠心的是,這個學校的教室與教室間沒有視覺上的阻礙,梯田狀從一樓一直到達五樓,五樓高高挑空,將空間串聯成一體,更像開放式的三角形階梯圖書館。低年級學生在頂層,便於觀摩下層學長的設計活動,學生們隨著年級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畢業。
在設計學院,王石瞭解到美國人數百年的城市規劃史。他拿波士頓舉例,波士頓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沒想到,交通是順暢了,卻一下子把城市一分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後來美國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財力,把波士頓重新規劃。如何在城市發展規劃中避免高速、地鐵的劣勢?紐約和芝加哥是怎麼過來的,遇到哪些情況,如何處理,這是可以借鑒的。
在哈佛學習期間,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頓,從其他城市獲取靈感。20113月,王石受邀赴華盛頓拜訪了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總部。該環保組織總部的屋頂綠化引入蜜蜂的設計,讓他印象深刻。他當即他電話萬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總部的綠化中引進蜜蜂。4個月後,萬科總部引進的兩箱中華蜜蜂開始產蜜,每次可割蜜15斤。萬科的員工對自己的辦公室屋頂能產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員工告訴《外灘畫報》:雖然蜂蜜的產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蘭蜂蜜還要好吃,蘊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意識到差距,所以來學習
2011223日,王石到哈佛剛剛1個月,便接受哈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的邀請,在哈佛做了一場名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講。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創立萬科,第二座指兩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遊學。
他對比了登山遊學的差別。你問我那個難?登珠峰當然難,但沒有我想像的難。哈佛遊學也難,比我想像的還要難。王石說,但是最難的,是管理企業。畢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創辦和管理萬科,從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萬科深圳總部的王石辦公室裡,王石的辦公椅背後有一輛精緻的賓士模型車。王石說,這是上世紀90年代初由萬科一家玩具廠生產的,汽車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圖案,車門可以打開。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藝品。它代表著萬科的一段歷史。王石把玩著模型車好一陣,久久不願放下。上世紀90年代,王石的公司業務涉及玩具、服裝、飲料、印刷、K金鏈等十多個行業,1993年,他決心將公司從多元化向專業化轉型,原本計畫五年完成,後來足足花費十一年。但這場轉型無疑是成功的。2007年,萬科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住宅開發商。
其實去美國遊學,一是自我修為,二是為了想清楚,企業的下一步該怎麼走。王石說。
雖然身在美國,跟中國有13小時的時差,但王石幾乎每天晚上都會跟萬科總部開視訊會議。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內部溝通會上,他從美國發回視頻。視頻是在哈佛大學JFK政府學院外的草坪拍攝的,王石的背後,是一群悠閒的大雁。
在哈佛的演講中,王石透露了些許對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國,民營企業生存不難,但相對粗放。王石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全美前三大房地產公司年銷售量相加還沒有萬科大。但是從市場規模看,美國第一大房地產公司的銷售量占美國總量的6%,但是萬科在2010年的銷售量為1千億,只占到中國的2%要沉住氣,不能急於求成。意識到差距,所以來學習。
王石作為萬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讀書,接班人話題自然也是眾人關注的焦點。王石用了一個比喻:我對萬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個作品,而不是我的兒子。王石解釋,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製作者之一,作品的將來如何發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個團隊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僅憑一個人的力量,或者一個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傳志分別辭職,由郁亮和楊元慶接任。三年前,柳傳志重新出山,力挽狂瀾,效果不錯,如果你問我萬科遇到類似情況,我會不會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會。
王石告訴《外灘畫報》,在哈佛他希望學習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維。“1983年,我到深圳創業,看的第一本書是湯因比的《歷史學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圖書館看兩本書:曼德維爾的《蜜蜂的語言》和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管理》,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淺。

60歲的新生
在美國,王石每天會抽出至少40分鐘發微博,他說,一來是方便與國內聯繫交流,二是訓練文字簡潔表達,三是接受各方批評與譴責。
他的微博跟國內其他幾位房地產大亨相比,顯得十分另類,既沒有任志強那樣的火爆脾氣,也沒有潘石屹那樣愛湊熱鬧。他發的最多的照片,是關於他家裡的兩隻貓,1條狗和1頭小香豬。
在微博上,他兩次提出人生抛物線理論。他說,人生就像一顆從槍膛裡飛出的子彈,我的最高點已經過去了,現在處在下滑處,應該逐漸淡出人們視線了。
他的微博頭像是一張坐在電腦前面的照片,帶著眼鏡,嘴角微微下垂,臉龐清瘦,法令紋很深。一位網友指出,這張照片顯老,建議他換一張。他回復說:變老是規律,下次換頭像會顯得更老才對。
“60歲是上老年大學的年紀,卻跟16歲的人一塊兒混,這是另一種對生命極限的挑戰。一種更不動聲色的咄咄逼人的表達。王石說,哈佛的這一年,我感覺獲得了新生。
他調侃自己,剛到哈佛時,我已經是半殘廢了。他指的是創辦萬科後,有司機、有秘書,到哪裡都有人接送,自己在不知不覺退化成城市廢人
而在哈佛,王石伴隨著各種笑話開始了他的新生
去銀行辦信用卡,因為在國內沒有辦卡的經驗,足足跑了五次銀行,花了一個月,才辦成;
去超市買東西,搭地鐵,乘公交,經常搭錯車,搭錯方向;
每天晚上一邊溫習功課一邊燒水泡咖啡,結果那只燒水壺被燒紅了三次,塑膠壺蓋都燒化了……
王石告訴記者,他的三年遊學計畫可能會延長,哈佛大學的一年延長到兩年,接著去歐洲繼續遊學三年。未來10年,他的身影也會更多出現在國內外高校。去哈佛之前,他已經接受香港科技大學的邀請,出任客座教授。此次回國,他已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基本談妥,今年秋季就開始在光華管理學院上課。
一位曾在萬科工作多年的員工評價說,王石讓她聯想到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的一句話:一個人真正的幸福並不是呆在光明之中,而是從遠處凝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時間裡,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實。王石給人的感覺,就是他的前面有一束光,指引著他永遠向前。

B=《外灘畫報》
W=王石
中國人最頑固的,不是頭腦,是胃

B:你去哈佛讀書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選企業倫理作為研究方向?
W: 那是2010年初,哈佛的一個中國基金會在北京辦一個答謝會,當時執行主任問我有沒有興趣到哈佛遊學,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我當時就回答有興趣,一年。到了2010年秋天開會了,我卻猶豫了,當時就害怕語言不行,過了國慶,沒去,過了聖誕,還沒去。人家來催,我聽了話中有話:我們這兒可是哈佛啊。一咬牙,我就去了。
你要說沖著什麼,當然是圓留學夢。當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我接近30,想出去的想法強烈。1983年,32歲,我在深圳創業,想著過渡兩年就出去。當初想去伯克利,覺得它是很活躍的學校,沒想過學什麼專業,只是想去瞭解西方文化。留學的想法,到50歲才打消。
這次去哈佛想學什麼?不是很明確,但有一點很明確,我不會學工商管理。1983年到深圳,我既搞經營,又搞管理,自學能力相當強。我花了3個月讀了經濟學原理、宏觀和微觀經濟學、工商管理。每次到香港,我都是買書,買臺灣的繁體版。比如說會計學、記帳方法,我都是自學的。

B:為什麼選擇哈佛?
W:正好因為哈佛發邀請。只要是名校,伯克利,麻省理工,臺北大學……我都會去。

B:哈佛的學習氛圍究竟有多濃?
W:哈佛是研究型的學校,講座交流特別多,各個系、各個學院都有。比如說,我在亞洲中心,牽涉到亞洲專題。日本海嘯發生,一個月之後,日本中央銀行來了一個副行長,講海嘯之後日本金融政策;比如一個有關2012年臺灣大選的講座,一看主講人:蔡英文。再比如說BP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事故調查總檢查人、麻省理工的教授的一個講座。再比如說,我上一門課叫做資本主義思想史,上課的老師就是《貨幣戰爭》裡提到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羅斯查爾德的後裔。你會發現,哈佛的講座,牽扯到整個世界熱點事件主要的當事人、事後主要的負責人、核心人物。每個禮拜,我都覺得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B:聽說你在國外只吃西餐。為什麼?
W:就吃飯來講,出國吃西餐,不是說這次去哈佛,20多年都這樣。改革開發80年代,我跟大家一樣,一定要吃中餐。但很快,我就決定,只要出國,不吃中餐。飲食文化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國人思想接受西方西方,飲食卻不接受。中國人最頑固的,不是頭腦,是胃。
我們萬科流傳著一個笑話:想懲罰誰,就讓他出國跟著董事長。咱中國人三天不吃中餐,難受死了。

B:在美國遊學一年,覺得自己有什麼改變?
W:昨晚我還跟一些企業家朋友吃飯,他們說感覺王石變得更隨和,更包容,僅此而已。

B:你曾經說如果讓你選擇一個宗教,你會選基督教。這跟你這學期學習的課程有關嗎?
W:這句話直接拿過來講,肯定引起誤會。對於宗教,我的態度是你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那些信的人,接受一神論背後的價值框架、價值體系,它到底對這個社會起到怎樣的作用。
如果你要說必須從眾神當中選擇一個信仰,我選擇基督教,更多是從文化、音樂、藝術上的考慮。我喜歡基督教堂的建築形式,哥特式,陽光從玻璃窗照進來,給人積極、溫暖、向上的感覺。還有基督教的音樂,繪畫,我都非常喜歡。

B:你在哈佛這一年,是瘦了還是胖了?
W:我的身體變化,在過去兩年。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瘦了15公斤,下來的時候是57公斤。2011年初到美國,差不多恢復到70公斤。在哈佛頭兩個月,又掉到67公斤,這個體重,比我1983年剛到深圳創業時,還瘦4斤。很有趣的是,一回到城市裡(回到中國),體重很快就漲了,我現在是73公斤。

我無意當意見領袖

B:你在微博上說你佩服意見領袖,任志強,茅于軾,趙曉,韓寒,在各自領域有獨到見解,敢於發出不同聲音。你覺得自己是意見領袖嗎?他們需要怎樣的智慧?
W:我當然不是意見領袖。首先,意見領袖應該是公共知識份子,比較獨立,二是以公共利益著眼未來,第三是有獨到的見解和影響力,在學術上有一定修為。
我是企業家,本身就有利益衝突。你知道任志強的公司叫什麼名字嗎?很簡單,即便很關心這行的記者也很少能說上來,這說明他更多影響力來自個人,他的言論不會對他的公司有什麼影響。對我來說,任何時候大家提到王石,就會聯想到萬科。意見領袖顯然不適合我,我也無意成為意見領袖。但我是上市公司的公眾人物,更重要的是做了什麼,而不是說了什麼。

B:你曾在微博上寫道:人們很介意自己的歸宿,但其實從宇宙看,每個人只是一顆粒子,在哪裡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去了美國之後,你開始更多以宇宙的眼光看待世界了麼?
W:哈哈,我沒有這麼大的視角。我去美國有兩點感覺。第一,每個人的主流看法:美國標準即世界標準。去美國之前,我還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美國建築標準有LEED,英國的標準比LEED更嚴。但美國人覺得,LEED就是最好的。到了美國,我反而不認可這個了。第二,在美國的環境下你會用另外一個角度,更客觀地看待中國房地產市場。比如說,從全球眼光看,中國發展非常快,中國改革開放需要經濟增長來支撐。就像騎自行車,你速度慢了,就倒了。如今全球經濟一體化,西方經濟蕭條,如果中國把速度降下來,全球都成問題。

B:萬科有建立兒童醫院的計畫。你在美國也考察過好多家兒童醫院。有何借鑒?
W:美國的兒童醫院當然先進。但我覺得發展中國家的例子,更有借鑒意義。比如說曼谷,當地的醫療制度值得借鑒,只要是貧窮的孩子,都可以去看病。第二,醫院的公益性做的非常好,很多孩子從外地到曼谷看病,父母是陪著來的,但沒有地方住,醫院還想出辦法很好地安置病患父母。
再拿美國舉例,美國兒童醫院醫療設備都是以兒童為尺規的,比如說核磁共振,就是迷你版,醫生的座位很低,不會讓孩子感覺不舒服。另外,醫療技術的先進性就更不用說了。
萬科做兒童醫院可能走三種路線,一是給窮人看病,二是給富人看病,但看病賺來的錢支持窮人看病。三是不確定給誰看病,但只採用高尖端技術,治疑難雜症。富人付錢看病,我們為窮人設立一個基金,看不起病的人可以申請這個基金。

人生舞臺的終點是隱退

B:你相信2012年世界末日嗎?如果離開末日還有三天,你會做什麼?
W:那是無稽之談。西方宗教本身就有末日說,以前有,今後還會有。地球有誕生就有結束,但那個末日是無限的,對我們來說,可望不可及。但你的末日是什麼?你的末日,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可能就是明天,最多再有30年,肯定會到來。
你說離末日還有三天最想做什麼?很簡單,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會有什麼重大變化。因為這是你的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別人仍在正常的生活。我想最好的結束方式,就是不要對世界造成影響。

B: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
W:作為一個人生舞臺,年紀大了,就要隱退。在哈佛的經歷,我要是願意到處公開去講道,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像郎咸平一樣跟電視臺簽約,我相信我還是有這個影響力,電視臺會感興趣的。但是我選擇更多的方式去學校,跟學生交流,而不是做一個公眾人物。

B:我看到你轉了一條微博,說的是約伯斯晚年住在一個中產階級街區,行人從他家走過還能看到他在燈下工作。你的晚年生活,願意過有好鄰居的中產階級生活,還是住深宅大院,與世隔絕的生活?
W:我想是後者吧。這跟個人習慣有關。我本身不大善於交際,也不喜歡熱鬧的交際場所。所以我登山,和大自然打交道。現在不登山了,我更喜歡和植物、動物打交道。

B:你有沒有想過像約伯斯一樣,把傳奇的人生經歷,寫一本自傳?
W:我怎麼能和他比呢?我覺得約伯斯是繼愛因斯坦之後世界級人物。他屬於英年早逝,留下那麼多財富,讓別人懷念他。而我們更多的時候,是享受生活,沒有必要到最後寫這樣的東西。你是要給別人看呢,還是要總結自己?我覺得約伯斯更多是要讓別人看,他本人非常低調,做到現在,真正出名就是這五年時間,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找人寫自傳,更多的是做為一種財富,讓別人瞭解他,而不是產品本身。

B:這是四個蘋果的世界。第一個誘惑了夏娃,第二個砸醒牛頓,第三個握在約伯斯手裡。第四個在哪裡?
W:不知道啊,一定會有第四個。

@Source: 外灘畫報2012-01-19 總第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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