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2010

伊東豐雄--從他的外表看內在@People










尼古拉•奧羅梭夫

他沒有庫哈斯那種令人生畏的、有英雄色彩的外表;也沒有哈迪德女士那種豔麗的儀態。相比之下,伊東豐雄是不招搖的。他有少見的才智,總是用挑剔的眼光考慮他的項目

尋找一種似乎對立的價值之間的平衡

日本建築師伊東豐雄(Toyo Ito)工作40年之後,在全世界的建築師中贏得了一群狂熱的追隨者。但他在他的祖國日本並不出名。通過他的奇特和虛幻的建築——從為城市場隱居者設計的簡樸的住房,到用精美的牆紙裝飾的拱形的圖書館,他創造了一批無與論比的、具有獨創性的多樣化作品。

在過去的10年中,流行建築繁榮,他的許多同行在世界各地獲得了許多設計項目,但伊東豐雄很大程度是還是作為旁觀者。在人們關於建築界的名流的談話中,他很少像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紮哈•哈迪德(Zaha Hadid)或雅克•赫爾佐格(Jacques Herzog)那樣被提及。

他一再被建築業的最高榮譽“普里茲克獎”(Pritzker Prize)忽略。甚至在他們祖國,他被安滕忠雄(Tadao Ando)的陰影遮住。安滕忠雄的混凝土建築已成為當代日本建築的陳詞濫調。

伊東豐雄的情況可能最終會改變。前不久,他為臺灣高雄世界運動會設計的一個運動場投入使用。這個運動場的像巨蟒一樣的形式,至少會在建築界引起轟動,就像赫爾佐格和梅隆為一年前的北京奧運會設計的“鳥巢”一樣。

甚至更加雄心勃勃的是他設計的“台中大都會歌劇院”(Taichung opera house)。這個項目安排在明年開工建設。這是一個很有獨創性的作品,它已經被作為一個傑作向公眾介紹。它的有孔的外表,類似於一個巨大的海綿,就像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為西班牙的畢爾巴鄂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發揮了豐富的想像力。這個項目的設計,是伊東豐雄最近被授予他的第一個美國項目的主要理由。這個美國項目是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藝術博物館(Berkeley Art Museum)。

但是,即使伊東豐雄開始獲得大型的、賺錢的、他顯然應當得到的設計專案,他可能從來未被廣大的流行觀眾所接受。他沒有庫哈斯那種令人生畏的、有英雄色彩的外表;也沒有哈迪德女士那種豔麗的儀態。由於哈迪德的引人注目的外表和帝王儀態,經常被比喻為歌劇中的女主角。

相比之下,伊東豐雄是不招搖的。他是一個矮小的、結實的男子,戴一副長方形的眼鏡,黑色的頭髮遮住了前額。他性格溫和而沉穩。他有少見的才智,總是用挑剔的眼光考慮他的項目,甚至指出一般參觀者可能忽略的缺陷。

而且,他的作品很難歸類。沒有兩幢伊東豐雄建築看起來是完全一樣的。沒有相同的美學風格;沒有提前的宣言。你可能永遠也不能確定伊東豐雄下一步將做什麼。這對建築師可能是毛骨悚然的,而且對客戶來說是傷腦筋的。也許,另一個原因是他的作品不很出名。

他的建築共有的東西是對過分單純化的原則的懷疑。他的職業生涯,可能被理解為去尋找一種似乎對立的價值之間的精確平衡。這就是個人和團體之間、機械和自然之間、雄性和雌性之間、幻想和現實之間的平衡。

他的找到那樣一種平衡的能力,始終如一地使他成為我們的偉大城市詩人之一。某些人能夠被具體化——通過建築,這種埋藏在當代社會的心臟的張力。當世界的大多數人被一種極端主義的形式或另一種形式吸引的時候,這種平衡的能力,使他的作品特別能夠與今天產生共嗚。

吸收其他流派的長處確立自己的風格

伊東豐雄生於1941年,在日本建築的一個重要時刻開始他的職業生涯。作為一個學生,伊東豐雄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追隨現代主義者——例如日本建築大師丹下健三(Kenzo Tan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之後,他們重建這個國家的文化信心。伊東豐雄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菊竹清訓(Kiyonori Kikutake)的建築事務所。菊竹清訓是日本建築的“新陳代謝運動”(Metabolist)的發起者。這個運動想像設計大量的可變通的建築,能夠適應一個有恆流量(constant flux)的社會。這個運動確立了菊竹清訓和他的團隊作為國際建築界前衛派的永久形象。

但文化樂觀主義的十年是短暫的。1970年“大阪世界博展會”(Osaka Expo ),展示了日本的高級建築人才的作品,“新陳代謝運動”變為一種時尚,它的社會議事日程,剝離了它的本義。
伊東豐雄對筆者說:“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抽空了理想。從年輕的一代看,非常令人失望,難有對未來的希望。”

這種信仰的危機——對建築師無能為力的突然意識,很快接著一場持續的經濟衰退,意味著許多戰後的建築師可能獲得的大規模的公共設計項目消失。

在尋找一條前進的道路的過程中,伊東豐雄被日本建築師筱原一男(Kazuo Shinohara)的作品吸引。筱原一男是認為建築能夠根本改變世界的“新陳代謝派”的直言不諱的批評者。

他認為通過推銷激進的社會觀點是做不成這件事的,而是通過創造小的、簡樸的空間,去培育和保護個人的心靈。他的大多數建設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住房,被想像為一種個人“烏托邦”。這類建築有精美的內部裝卸,外部由強壯的混凝土柱支撐,似乎是設計來抵抗外部的墮落的社會的壓力。

伊東豐雄以他在1976年設計的“白屋”(White U house),將這種設計思想發揮到它的極致。房間被安排圍繞著一個中心庭院,並且完全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這是為他的妹妹設計的(妹妹的丈夫死于癌症)。這幢住房的渾然一體的白色內部裝飾,試圖創造一種極度個人的、對身心健康有益的環境,創造一種她能夠擺脫她的悲傷的場所。從房子外部能看到的,僅是幾個屋頂和電線杆,委婉地提醒,在牆的一邊,生活在延續。

但最終這種想像似乎像“新陳代謝派”的似乎天真的想像一樣,是有局限的。並且,伊東豐雄將他的建築置於兩個極端之間:即後現代主義的理想主義與筱原一男的作品的真諦與靈性之間。

他的突破出現在“仙台媒體中心”(Sendai Mediatheque)。這是在2001年完成的一個圖書館兼展覽場所。從遠處看,這幢建築物像一個傳統的現代派“玻璃箱”,聳立在仙台的一條繁忙的、有行道樹的大街上。首先給人以不平凡的暗示是,一些巨大的白色的“格子管” (latticework tubes)穿透被精美的鋼結構架覆蓋的建築物的頂部。

這些管道似乎被安排成一種鬆散的、幾乎是無規則的圖形。在你靠近些時,你看見它們向下延伸,穿過了整個建築物,連接地面。它們不僅支撐這幢大樓,它們還容納電梯、樓梯和機械系統。陽光從巨大的、由電腦控制的鏡子反射,在白天,給這幢建築物一種虛幻的光芒。伊東豐雄對參觀這幢大樓的筆者說:“這些管道通常比喻為森林裡的樹木。但它們也像日本花園裡的東西。在花園裡,空間隨著一些‘點’——例如池塘或石頭的安排變動。”

這種思想從身體上和心理上使我們從格子的僵化和它所暗示的東西——笛卡爾羅輯(Cartesian logic)和個性的消除得到解脫。但這幢建築物不是一個孤立的試驗。通過重複圍繞著它的傳統的板樓形式,並且大膽使它們變形,這些設計表明這座城市能夠更好地發展。

反古典的效果,開發想像的可能性

在兩年前完工的“多摩藝術大學圖書館”(Tama Art University Library),伊東豐雄的這種觀點呈現了較大的複雜性。這幢建築物在校園內一座單調的小山腳下,它被想像為精美的混凝土拱的不規則的格子。

當筆者首次看到這幢建築物時,筆者回想起現代派建築大師路易•康(Louis Kahn)的作品。路易•康以古典的手法努力設計現代建築——使玻璃、混凝土和鋼鐵充滿歷史氛圍。但伊東豐雄的設計使這種思想完全改變。排列在圖書館的外表面的拱形的寬度,從6英尺到幾乎50英尺,有一種隨意的特色。窗戶平放在拱形的混凝土表面,使建築物的外表面突出,仿佛建築物被熱縮塑膠包封住。

在建築物的內部,拱形相互以奇怪的傾角排列。別的建築似乎隨意地安排內部空間,在一邊,一個巨大的混凝土鼓狀物,放置機械系統;在另一邊,是一個有雕刻的樓梯間。非正式展覽空間的地面緊隨著周圍景觀的斜面,以致從內部看,二者的關係似乎是變動的。

這種效果是反古典的。我們認為,傳統的拱形,變得有些脆弱和縹緲。古典的條理性消失。這種設計的目的,是從歷史的重壓下解放我們。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開發想像的可能性。從這個圖書館的設計完成以來,伊東豐雄的的雄心導致出現一系列驚人的新的設計。例如,他設計的、最近在東京投入使用的“座•高丹寺公共劇院”(Za-Koenji Public Theater),使人想起日本建築師筱原一男的“高壓線下的住房”(House Under High-Voltage Lines)。但伊東豐雄的建築更栩栩如生,反映了它在忙亂的勞動階級場所的活力。

從直接通過這個劇院前面的一條高架鐵路看過去,這個劇院的不規則的、類似帳篷的形式,似乎是圍繞著它的各種力量碰撞的結果,例如高速火車和神秘的分區制要求。在內部,在前廳的後部,一道寬敞的橢圓形樓梯引導人們上樓。巨大的“舷窗”,嵌入了劇院的屋頂和牆壁。這是一種簡單的、價格低廉的建築,然而,它的神秘的形式,啟發了你的想像,改變了你對圍繞它的街區的看法。

相比之下,44,000個座位的“高雄體育場”(Kaohsiung stadium)的設計,似乎與渴望一個大的賽事,共用一種激動人心的體驗一樣。當傳統的體育場設計來與外界隔離時,伊東豐雄的體育場最大限度地讓我們意識到,它同時仍然產生了一種封閉的感覺。
從這個體育場的主要入口看,這個體育場像一條巨蟒,它正開始盤繞它的獵物。它的尾部伸展到一邊,形成一個巨大的“入口廣場”。當這個體育場沒在裝滿觀眾的時候,人們將能夠從“廣場”漫步通過大門,並且坐在運動場邊上的草地上,模糊了內外之間的界線。


體育場的內部,天棚上纏結的管道向內捲曲,並且圍繞著看臺,蓋住了觀眾。同時,周圍的環境被隔離在外面,大多數座位可以看到市區。效果是突出的:在觀眾不感到在集中而特別難受的情況下,安排的空間保持了觀眾注意力集中在巨大的體育場。

他的設計暗示了建築前進的道路

然而,他設計的“台中歌劇院”,預定在明年的某個時候進行建設,伊東豐雄最接近他追求了數十年的理想。但這個建築項目在一個改變的政府有可能被凍結。嵌入一個景觀公園,這個歌劇院設想作為一個靈活的、相互連接的“容器”的網路,這個“容器”切掉了四邊,形成一個長方形盒子。

這種無固定形狀的形式不是隨意的,它們的看來似乎有彈性的表面,可以按照它們提供的功能長大和縮小。“台中歌劇院”有餐館、休息室、一個屋頂花園和三個音樂廳,分別可以容納200 人至2,000人。參觀者將發現自己在這些建築之間“滑行”,並且進入另一幢建築。內部和外部、靜止和運動的感覺,變成了一種複雜的、謹慎而沉著的舞蹈。

這是一種夢一般的美景,可以與過去的10年建造的任何建築比美。並且,它總結了伊東豐雄關於建築和生活的哲學,及他的關於必須解決人類遇到的許多矛盾的哲學。

伊東豐雄的設計還暗示了建築前進的道路。

在本世紀初,建築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自由的時代和實驗的時代。但像別的許多事物一樣,精神的東西很快地被全球經濟競爭的的貪婪包圍。這種競爭包括攫取金錢、不動產投機和狂熱地吸引消費者。產生快樂的設計——例如弗蘭克•蓋裡的古根海姆博物館,被作為在市場上出售商品,成了建築師的一種陷阱。

以這樣的觀點看,伊東豐雄的建築的不易接近性(inaccessibility)是一個優點。他的建築難以確定,還難以命名“品牌”。由於處於模棱兩可的狀態,他的作品迫使我們通過廣闊的鏡頭觀察世界。它要求我們在緊迫的確定之上選擇緩慢的敘述。

伊東豐雄對筆者哀歎說:“我有時感到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身體的直覺。孩子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在室外跑來跑去。他們坐在電腦遊戲的前面。一些建築師試圖為這些新一代人用非常抽象的空間,找到一種語言。我尋找某些更簡單的事物,一種仍然有身體感覺的抽象概念。我對這些更感興趣。”

原作者尼古拉•奧羅梭夫(Nicolai Ouroussoff)為《紐約時報》建築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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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McQueen生命中的兩個女人@Fashion



在四十年短暫而又波瀾壯闊、光明與黑暗交融的傳奇生涯之中,Alexander McQueen(亞歷山大•麥奎因)有幸與一群睿智、寬容、個性和眼光獨具的女子相伴。這其中,和他最為密切契合的是母親Joyce,以及發掘他的伯樂Isabella Blow,這兩位猶如他的守護天使,她們的相繼離去,讓他雙翼折斷,如墜深淵。

Alexander McQueen的父親是一位脾氣暴戾的計程車司機,家中六個孩子,他是老小。3歲時,McQueen就在姐姐臥室的牆上描畫長裙曳地的灰姑娘圖樣。為了貼補家用,他無師自通地為姐姐們縫製衣物。上學後的McQueen孤單內向,只愛在課本邊緣塗鴉,被同學譏嘲為“McQueer”(把他的姓跟“古怪”一詞合拼而成)。是母親塞給他一本關於時尚大師經歷的書——Armani曾經裝飾櫥窗,Ungaro則是裁縫出身——這改變了他的一生,因為McQueen意識到他也可以夢想成真。

16歲時,McQueen偶然在電視上看到裁縫學徒緊缺的消息,他隨即跑到以度身訂造手工聞名於世的Savile Row上的Anderson & Sheppard,毛遂自薦並當場獲聘。McQueen輟學的決定,遭到了父親的極力反對。在父親眼裡,找份管道工之類的工作,早些結婚生子,才是正途。但母親知道他心意已定,默默地支持他。在Savile Row,McQueen學到了彌足珍貴的傳統英式手工技藝:從廓形塑造、裁樣到縫製,無所不包。這使得他成為罕見的無需樣板,即可在模特身上纏裹面料,信手裁出樣衣的設計師。在他後來驚世駭俗、馬行空的設計底下,無一例外的是扎實精湛的剪裁功底。

McQueen的母親Joyce醉心于追溯家族先祖的歷史,McQueen從小耳濡目染,他的作品往往涵蓋宗教、戰爭、政治和社會變遷。1995年他發表的備受爭議的Highland Rape系列,就是源于母親對McQueen家史的研究——McQueen的先祖來自蘇格蘭北部的Skye島,18世紀末,他們受到當時圈地運動的殃及,被農場主從蘇格蘭高地驅趕,流離失所。McQueen的模特們頭頂鹿角和鳥翼頭飾,身上血跡斑斕,穿著被撕爛的飾有羽毛的蕾絲長裙和軍裝夾克,眼中燃著怒火。

McQeen母親是他在浮華時尚圈中的支柱和知音。每一場秀,她總是微笑著坐在第一排。McQueen最愛跑回母親家中,跟她共度下午茶時光。他是個極端反皇室主義者,但2003年6月,他卻為母親穿起了蘇格蘭傳統的花呢短裙,與她共赴白金漢宮接受伊莉莎白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國勳章。在2004年英國《衛報》刊登的母親對他的訪問中,她問他最驕傲的是什麼,他說“你,母親”。“最恐懼的呢?”“在你之前死去。”

McQueen與Isabella Blow的相識相交,則更像是一出起伏跌宕的傳奇。在1994年McQueen的畢業作品展中,Blow慧眼獨具,穿過模特臉上厚重油彩和血污,一眼看出McQueen作品中流露的驚人天賦。事後她以5000英鎊買下McQueen所有的設計——儘管當時聖馬丁的學費才4000英鎊。後來Blow更是邀請McQueen搬到她家暫住,當時她收納門下的還有Philip Treacy和尚未成名的Hussein Chalayan,而鞋履設計師Manolo Blahnik也是座中常客,Blow則為他們烹煮晚餐。她自稱是“在森林中嗅聞松露菌的豬”——她一生的最愛,莫過於收集天才。Blow還一手發掘了名模Stella Tennant、Sophie Dahl,以及攝影師Juergen Teller。

在世人眼中,McQueen和Blow仿佛來自兩個不同世界——McQueen是狄更斯筆下人物,在倫敦東區的街頭長大,言語直率、叛逆,對時尚界的陳規不屑一顧。他貌似粗魯,實則極其精明:在藝術和商業之間遊刃有餘,誇張而震撼的天橋秀背後,是高級定制、成衣、配飾三駕馬車齊頭並進;連“壞小子”的形象,也或多或少由他自己一手塑造。他清楚自己是媒體狂熱追捧的平民傳奇。而Isabella Blow則是Evelyn Waugh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出身于家世顯赫的沒落貴族,熱愛極致的美感,事事要求極致,卻又無可救藥地自我毀滅。她以時尚塑造“魔法、愉悅和奇跡”,卻不懂得憑此換取金錢——對於金錢,她如天真孩童,一旦有錢便一擲千金,換取昂貴衣物、古董、黑色幽蘭以及所有讓她著迷的事物。

不過兩人的共同之處遠超時尚的範疇。Blow和McQueen都是那種不合時宜,為愛而活的浪漫主義者。他們如同臨水照影,對彼此身上不為人知的脆弱、陰鬱,以及痛楚感同身受。雖然兩人以時尚結緣,但McQueen很快就意識到,相較於Blow的設計意見,他更看重的是對她的愛。他們言語機智幽默,內心又極其敏感,渾身充滿著野性而強悍的生命力,無法容忍哪怕一絲絲的平庸和虛偽。Blow的家訓是“不張揚則不成事”,她一直以發掘McQueen的伯樂和導師自居,而McQueen在羽翼漸豐、感恩稱頌之餘,急切地想要自由自立。這讓他倆開始漸行漸遠。據說當年Blow對McQueen轉投Gucci旗下之時,卻沒有給她一個職位而始終耿耿於懷。晚年她也常因經濟上入不敷出,擔心自己最終流落街頭而抑鬱絕望。

Blow在自殺之前專程到Essex郡拜訪了McQueen母親,留給她不少紀念物。又約了McQueen在Hilles莊園見面傾談,這是她有意道別。當時她鎮定自若,McQueen以為她已經渡過艱難關頭。Blow的遽然離世,在McQueen心中留下無法復原的巨大空洞:她是他最好的朋友、同謀和靈感源泉。葬禮上,McQueen為她穿上一身蘇格蘭傳統禮服,他不可抑制地放聲慟哭,又一言不發疾速離開。下葬時,她穿著他的設計:紅色鑲墜金線刺繡和羽毛,手工繁複的錦緞禮服裙,棺木上是白色玫瑰和她最愛的Philip Treacy為她設計的黑色帆船形狀的帽子。同年十月,McQueen以“La Dame Bleue”(幽藍女士)之名獻給Blow,邀請函上的她身穿粉色McQueen裙子,頭戴Philip Treacy設計頭飾,乘著四駕馬車飛上雲端。天橋盡頭是巨型鳥翼的霓虹燈飾,款款而行的模特們,也無一不是Blow的化身:她招牌式的紅唇,Philip Treacy充滿想像力的帽飾,McQueen的設計,還有Manolo的纖細高跟鞋。這是最好的IsabellaBlow,也是最出色的McQueen。

『新視線』 撰文 Daisy

8.17.2010

日本古村落探索之旅@Travel






日本富山縣的周邊,散落著一些因由一種古老的尖屋頂茅草屋而聞名的傳統村落,相倉五個山合掌村就是其一。它們多因交通不便,直到大正末年或昭和初年的時候(大約1920年代),才漸漸與外界交流,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除了如若畫境的景緻,這裡還保存著古老的生活習慣和歌舞藝,集合古樸與神秘的小切子舞正是其中之一。

從長野縣到富山的一路都在下雨,並越來越大,我們在山間狹窄整潔的道路中穿行著,外面是迷濛的一片,我忽然覺得這該是命中註定,讓我們記不得這從人間駛往桃源的唯一路徑。然後富山縣的相倉五個山合掌村到了。

傍晚,略暗

來不及仔細看一眼,霧濛濛地,我們被趕進了屋,加藤說,男生往左,女生往右。我們住的那屋名字叫勇助,應是村中較大的一間了。屋主急匆匆走出,接應著行李,我還沒意識到走入的是間被叫做「世界文化遺產」的屋子,濕漉漉的鞋已經踩得門口的玄關滿地的鞋印子。我尷尬笑笑,他便也笑笑,帶著生分和矜持,沒那些顯而易見的熱門旅遊目的地的職業化的熱絡,67歲的池端流顯然並不僅僅是這屋的主人,他早已是這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池端先生的家一直便在這個地方,他是這裡的第五代了,但他並非一直在這裡,他高中時便離開,16年前才回到這村裡。雖然從1972年開始,日本政府便著手保護合掌村,但任何一種保護都非一蹴而就,即便是世界文化遺產,也曾面臨滅頂的危難。原本在日本岐埠和富山兩縣有許多的合掌村,這樣的屋子處處可見,本便是因為此地多雨多雪(冬天雪可以下到3米深)的緣故,才產生了這樣的屋子,一面減少積雪對屋頂的重壓,另一面在積雪的時候,全家人便可以遷往二樓生活。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老屋被改造,而居住的人也慢慢遷往城市,最終便只剩下不多的屋子了。在相倉五個山這裡,大概還剩下20幢。這裡的保護是非常嚴格的,對老屋的修理是重中之重。若非此,這村子估計只能是一座博物館吧。

入夜,久違了小切子舞

奧樣(指池端先生的夫人)已準備好了我們的飯菜,多是些家常的,卻依然講究精緻。坐席在廳裡圍成一個半圈,並非對著圍爐,而是另一面的空房間,那裡就是小切子舞的舞臺了,加藤先生早在行前便向我們宣佈,晚上將有舞者獻藝,這種古老的舞蹈是在大化改新(1400年前)在田間作為田樂被流傳下來的,為了慶祝豐收,感謝能讓人們豐收的人(或神?)而進行的一種祭祀舞蹈,而華麗的演出服,更是有上千年的歷史了。據說五個山這個地方,因為交通不便,被長期封閉著,直到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時候,因為通了電,才漸漸開始與外界交流,因此小切子舞依然保持著舊時的古樸與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靠後坐成一排的是伴奏,他們手上拿著太鼓、鼓、笛子或者短板,穿著只有在《源氏物語》中才能看到的日本古老宮廷服飾,金色或者紫色,戴著文官尖尖的黑帽子。59歲的岩崎喜平便坐在他們的中間,他是這班人的大家長,起頭介紹小切子舞的便是他。

然後女舞者上場了,她們的服飾倒沒有想像中華美,藍色的繡花和服,在額頭上綁著白帶子,看起來好像剛剛從田裡勞作歸來。她們表情平靜,似乎與天上的眾神已經達成共識,她們手上拿著兩根竹棍子,時而交叉胸前,時而平舉一側。這棍子就叫做築子,又叫做小切子,估計築子這個漢字實在過於難讀,所以才因為讀音相同的緣故,演化成了小切子舞的。築這個字中國人很好理解,總是和竹子相關的,她們拿在手上的,並非只是道具,而是一種樂器。

除了築子,小切子舞還有一種叫做sasara的重要樂器,看上去好像花環,其實是由許多木片串聯在一起的,兩端有手柄,手腕一抖,那些木片互相碰撞,便發出清脆的聲響,男舞者便使用這種樂器。他的動作裡帶有更多祭祀舞蹈的風格,也更粗獷豪邁些,穿著也更華美,就好似我在幾乎所有的古代舞蹈中所見,它們總更優待男舞者。那一聲聲的sasara的聲音,好像定音鼓一樣,在略顯沉默的日本祭祀音樂中突然而出,又戛然而止。

第二日醒得很早,昨晚的一場雨令早晨的空氣格外誘人。我依然循例喝著茶,坐在白色障子前的一塊大石頭上,有些冰涼濕冷,但卻令人清醒一些,因為清醒一些才能感受愈多,我只想讓這樣的辰光就此停步。
@Source from: iWeekly·周末画报

這就是北京?別拆了!@Culture



北京已經沒了很多紅牆黃瓦的古建築,也幾乎沒了灰牆黑瓦的四合院——它們還是有的,但都已經變成了天價豪宅。再朝前推,我們已經沒了老城牆,沒了四九城的城門。地安門朝陽門西直門崇文門,已經變成了空蕩蕩的地名。

沒了城門的北京城看起來是那麼寂寞,沒了衚衕的北京還是北京麼?百花深處已經成為歷史的塵埃。那些窄小的兩邊茂盛樹木的林蔭道都變成了光燦燦火辣辣的六車道八車道寬闊大街。昔日安靜蒼茫的後海現在是人聲鼎沸燈紅酒綠的酒吧區,成功地驅逐了原住民,崇文區和宣武區沒有了,以後要說北京市東城區崇文門菜市場和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醫院了,多擰巴啊!

現在,連鼓樓都快保不住了。它可能不會拆掉,但周圍的街區被重新拆遷規劃後,北京城的氣質更加蕩然無存,誰要那勞什子鐘錶博物館啊!我們北京人只想隨意地在衚衕裡溜達,在街邊的小吃店吃小吃,在路邊各種稀奇古怪的小商店消磨時光,而如今,看起來這種想法是國際性大都市裡最奢侈的了。

可是總歸還要給後人留下點什麼吧?難道就是灰色的天空下奇形怪狀的寫字樓麼?
@Source from: iWeekly·周末画报

殳俏:無印食品店@Food




無印良品是間很詭異的百貨店,有人去那裡挑辦公用品,有人去那裡買傢具,有人去那裡國護膚品,有人專要收集那裡的電子產品,有人到了羅馬仍要去當地的無印買衣服,也有人說,紐約最好的旅行紀念品出自MOMA的那一家無印。

對於我來說,無印良品是間食品店,每次到了某一地的無印,必然是直奔那裡貨物擺得滿滿登登的食品區。無印的食物跟它所出品的其他貨物一樣,都是統一的素白包裝,小小巧巧,用乾淨利落的字體印出一個名稱來。其最大的特點便是,看著特別潔凈素雅。雖然也有人覺得,食物的包裝過於潔凈素雅,不容易引起人的食慾,但在無印,這一條不大適用—被各種調料和半成品迷住的主婦們站在一片銀色的鋁袋前面發獃;三五成群的女學生咬著指甲嘰嘰喳喳地圍著零食貨架打轉,研究這次要試哪一種比較好;就連無心想要嘗試這裡食物的人,也會有衝動買瓶飲料滿足下好奇心—那些長得都一樣的瓶子里卻都盛著顏色各異的美麗液體,它們到底是什麼味道?

我在無印買過青咖喱醬料和冬蔭功湯料回家自己做來吃,買過牛奶抹茶粉送給朋友做蛋糕,櫻花季節的時候,也買過異常精緻可愛的櫻花茶包,雖然沒喝出太多櫻花味,但是閃閃發光的絲質三角形小茶包實在太讓人覺得賞心悅目。不過我對無印的大愛還是零食,那一份一份小小包的無印食品店零食,看起來卡路里不高,量不大,但做得無比用心,這就足以讓女性心動不已。並且因為包裝小,所以每次吃完,都會有淺嘗輒止的感覺,下一次就還要再去光顧,真是非常巧妙的讓人上癮的方法。

很多無印的零食,聽名字就已經讓人覺得好吃得不得了,比如「蜜糖豆乳烘焙迷你蛋糕」,「焦糖薄脆巧克力柿種」,「覆盆子酸奶包心巧克力」,一試之下,果然也都口感大好,可見幕後的開發人員對別緻口味的重視和堅持。傳統的那幾樣,也都不會讓人失望,每次我都會買它家的辣味柿種,比外面的同類都要辣得更勁爽;它家的梅果糖,是黑糖腌漬的話梅肉外麵包著一層粉色糖衣,讓人百吃不厭。最近,無印的各家店都在推廣它的「優良懷舊零食」系列,由此也可以得知,原來有好多懷舊零食,中日也是共通的,比如小時候愛吃的酸梅粉片片,蓬鬆如雲朵般的棉花糖,甜到粘牙的花梨糖等等。包裝看著就特別復古,抓到手裡吃的時候,還真有回到童年的感覺。

無印的飲料和冰激凌也美味,從茶迷追捧的南非Rooibos茶到適合小朋友喝的蜜糖酸奶一應俱全,只不過不是任何一地的無印都會出售,所以就有點遺憾。當然,大陸地區的無印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家附設食品區的,所以,無印食品迷們只能在港台或國外的無印店內覓食,這真是最大的遺憾。

一周食蹤報告by殳俏

近來主要去了哪幾間餐廳吃飯?
上周在香港,去了越南菜Ricepaper,海港城的BLT牛排,BLT漢堡,銅鑼灣的何洪記,中環的蛇王芬,下午茶有cova和agnes.b cafe。

對哪道菜式印象深刻?
Ricepaper的大蝦春卷,鴨腿黃姜飯;BLT牛排的招牌餐前麵包(用很多芝士烤得如同麥芬般中空的那一種),牛油炒玉米,三分熟牛排;BLT漢堡的招牌漢堡,各式加了酒的奶昔;吃何洪記時恰逢端午節,除了老花樣的干炒牛河和白灼腰潤之外,還要了裹蒸粽;cova的自製gelato很美味,也是最近夏令時節店內的主打。

最近看些什麼跟飲食有關的書籍或電影?
最近都沒在看別的,光看球了,支持阿根廷隊。

近來餐桌上的話題是什麼?
餐桌上的話題當然是世界盃啦,看到某家網站上貼出照片「世界盃三寶」:辣鴨脖子、油煎花生米、冰啤酒。但是我的世界盃三寶是鹵豬手、辣花生和冰凍格瓦斯(一種俄羅斯飲料)。

最近適合吃的食材是什麼?
最近適合吃荔枝,但是大家要記得不要吃太多,吃太多容易上火。

@Source from: iWeekly·周末画报

8.16.2010

建築八卦陣/城市的濃妝與淡抹@Arch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宛茜
詩人蘇東坡曾如此稱讚杭州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不過,杭州政府上月通過「杭州主城區建築色彩專項規劃」和「杭州市城市建築色彩管理規定」,規定杭州新建築只能「淡抹」,不能「濃妝」,建築色彩也不再由地產商「說了算」。

兩年前,杭州城市規畫局委托中國美術學院色彩研究所進行「杭州城市色彩規畫研究」,拍攝近兩萬張建築照片,終於決定以「江南水墨畫」般的灰色,做為杭州城的「底妝」。

研究人員發現,杭州在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中「缺乏色彩管理」,新建樓房隨意使用黃色、金色、墨綠等醒目顏色,廣告招牌更是色彩混亂,破壞了城市的視覺和諧之美。他們指出,缺乏色彩規劃使杭州人「長期生活在視覺疲勞的環境中」。

研究人員追溯歷史,指出杭州古城的色彩便以「黑白灰」為基調。他們認為,杭州的氣候較熱,應以冷色調為宜;而作為山水城市,建築必須「謙虛」、扮演襯托湖光山色的背景。灰就是這麼一種「謙虛」的顏色。

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宋建明指出,杭州選定的灰不是黯沉的灰,而是「彩色的灰」─灰色系裡有幾萬種顏色,就像一幅淡彩水墨畫。

在甫通過的「杭州主城區建築色彩專項規劃」中,杭州被想像成一幅「水墨畫加油彩畫」,西湖是水墨畫的重心,沿湖地帶色彩較暗,接著一層層向外漸漸明亮,到了新城區就成了色彩鮮亮的油彩畫。

據了解,杭州城未來會分為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辦公區等區域,確定不同的色調,但都必須融入這幅「淡彩水墨畫」中。

為城市規定「底妝」,杭州不是第一個。1981年日本便曾提出「城市空間色彩規劃方案」,2004年正式頒布「城市景觀法」,規定色彩為城市規劃或建築設計的最後一個環節,必須通過城市色彩委員會的認可。

巴黎則規定,新建、改建、擴建房屋時,都必須嚴格延續巴黎的歷史色調,否則「拆」無赦。首爾進行城市更新時,也用近兩年的時間進行色彩規劃設計,並要求所有新建築的色彩,都必須融入城市的主色調。

反觀台灣,兩年前文建會雖曾推動「台灣生活美學運動計畫」,鼓勵各縣市政府研究整理城市色彩、建立城市色彩,但迄今並無具體政策,台灣人依然生活在霓虹燈般絢爛卻混亂的視覺環境中。什麼時候,台灣人也可以找到一種顏色,來描繪我們身邊美麗的城市呢?

@Source from: 2010/08/15 聯合報

林劍:愚者,Alexander McQueen@Fashion








林劍,時尚推手,專欄作家,身體力行的時裝評論家。

荀子曰:非是是非謂之愚。Alexander McQueen的這場40年人生大戲,從一開始便和通識擰著來,於不守規矩處,展現時裝的奇觀。可誰又料到,落幕亦突兀,潦草得幾欲讓人罵出聲來。這不是「愚」又作何解?然而,愚者不是徹底的蠢蛋。一手執象徵力量的權杖,一手持象徵純潔熱情的白玫瑰,縱使腳下萬丈深崖,他卻昂首闊步面露悅色。這張代表了「 愚者」的塔羅牌,正是Alexander McQueen這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一生的寫照。

作為文化的時裝

不得不說Alexander McQueen那精巧、複雜,而又壯觀的時裝,讓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設計師的作品,看起來就像是Zara和H&M衣架上的普通衣服。有時當你面對如此盛景的時候,又會不由自主地生髮出,到底我們終極的目標是消費時裝本身,還是由Alexander McQueen所製造出來的時裝影像?

2001年春夏季,McQueen呈現了一條由2000片紅色載玻片建構起來的「血裙」,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每塊載玻片均由人工鑽孔、上色後,再系縛於由血紅的鴕鳥毛串聯起來裙子上,耗時6個星期,卻僅僅只是在T臺上展示了2分鐘都不到。這條裙子的唯一客戶是Bjork,她也僅僅在倫敦皇家歌劇院的音樂會上穿過一次而已,但效果驚人。當她隨著音樂晃動自己身體的時候,那2000片載玻片,互相撞擊,在劇場裡產生神奇的聲音效果,儼然成為了一件「打擊樂器」。

McQueen雖然身處這個現代化的社會中,卻利用了媒體的技術,實則回歸一種戲劇的傳統。在2006年秋冬系列中,他索性把一台如金字塔一般的3維投影搬上了舞臺,在秀的結尾,讓影像中的Kate Moss如幽靈一般出現,又如水中的泡沫一般消失。這短短的3分鐘,構成了時裝史上極致浪漫的瞬間。

菊與刀

從為Givenchy開始工作起,Alexander McQueen的每一場秀,不僅在時裝上突破ready to wear的極限,追求couture的境界,連時裝秀本身也極其震撼:

1999 年春夏季,他把一個23歲的特奧金牌選手Aimee Mullins請來做模特,徹底把全場的記者都震住了。我們也能在Nick Knight為雜誌所拍攝的經典大片上看到戴著毫無生氣假肢的Aimee Mullins,穿著McQueen以中國的檀香扇為靈感的時裝;

同一季,他還把穿著白色A字裙的模特放在中央旋轉舞臺上,兩台冷冰冰的機器人,在她的白裙上即興噴繪;

1999年秋冬,他索性再現了Stephen King的電影《閃靈》中的場景——被佈置成冬日裡的荒原,有樹、有用25噸冰塊製作出來的凍湖,而秀場裡則不斷迴響著疾風與狼嚎——McQueen是真的把狼牽到了舞臺上;

2001年春夏,他又用雙向鏡子把模特和觀眾隔離開來。時裝秀開幕前,所有的觀眾都只能看到自己的鏡像,讓人不安。待到燈光亮起,才看到同樣只能看到自己鏡像的模特們在「沒有觀眾」的情形下,失魂落魄地走著秀;

同一季的最後,燈光在別處亮起,肥胖的情色女作家Michelle Olley頭戴詭異的面罩斜倚在由巨大的牛角做成的塌上。她的口鼻連接著呼吸管,渾身被數以千計的蛾子覆蓋。燈光一亮,這些蛾子四散而飛,只留下一個赤裸而又臃腫的身軀……

這一切都像極了日本人出名的「菊與刀」的雙重性格,也許這也是島國人的通性。英國是既講求彬彬有禮的老派紳士國家,而另一面則擁有暴力、前衛和極端的青少年亞文化。McQueen顯然在運用如海浪一般起伏的褶皺以求極致浪漫的時裝的同時,也把人類最黑暗最殘酷的一面呈現出來。

英國的黑色童話

儘管Alexander McQueen一直叫囂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然而當英女王為他授勛的時候,他與陛下四目相對的一霎那,在他母親Joyce看來,「就像陷入情網」。

1986 年,僅僅是因為電視新聞裡宣稱,英國現在傳統裁縫店裡,學徒短缺。他便叩開了Anderson & Sherppard的門,得以為王室成員做衣服。當然,他的工作很簡單,就是為衣服縫標籤。之後,在戲服工作室Angels & Berman那裡學習到了16世紀英國女裝的打版技術。這些早年的經歷,讓McQueen對傳統抱有近乎偏執的感情。而這個傳統,也不僅只是制衣傳統,還有他血液裡無法忽視的英國性。

以McQueen 1992年中央聖馬丁畢業設計為例,靈感來自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黑暗故事:人們喜歡向妓女們購買她們的頭髮,然後捲成一縷髮捲,送給自己的情人。 McQueen同樣也把頭髮縫入血紅的襯裡內。他的每個系列幾乎都看得到英國神話?傳統服裝和巫蠱之術的蹤跡。失去了英國性,失去了歷史,McQueen幾乎是不存在的。有一次,他與Bjork談及創作,坦言:「我的作品總是被自然所導演。它們需要接著地氣。」

一切皆是表像,亦是赤裸得近乎恐怖的現實。Alexander McQueen正如這張塔羅牌上所展現的愚者,把自己掩藏在滑稽可笑的濃墨重彩背後,任憑腳邊的忠狗向後拉扯,面對懸崖依舊不露懼色。而他的命運,似乎也是如此了,終止於萬丈深淵。這一縱身,固然讓人悲憤和惋惜,但作為一個真正的愚者,不得不讓人贊一聲——McQueen夠種!
@Source from: iWeekly·周末画报

回歸,在電影與舞臺之間@Culture






派翠克•斯圖爾特爵士(Sir Patrick Stewart)從容地走上舞臺,那顆光禿禿的腦袋在燈光的照射下越發鋥亮。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醒目的模樣,導演方才看上了他,請他出演《星際迷航》裡的艦長皮卡爾?開個玩笑。要知道見到這位老紳士時,他的光頭著實搶鏡,這就很容易不小心就忽略掉其他更重要的,比如他的談吐、舉止和在英音、美音之間隨意切換的口音。  

受英國文化協會「智慧課堂」的邀請,派翠克•斯圖爾特來到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劇場,為大家做了一次生動的演講。

今年已經70歲的斯圖爾特絲毫沒有耄耋老人的老態龍鍾。修長、挺拔的身材,是當年演舞臺劇打下的底子。雖說大家熟知的是他出演《星際迷航》中的艦長皮卡爾和《X戰警》裡擅長讀心術的X教授,但斯圖爾特最早的表演經歷卻是在英國約克郡的小劇場舞臺,而且在2003年,他離開好萊塢重返英國舞臺劇。

像派翠克•斯圖爾特這樣從電影熒幕回到舞臺劇的英國知名演員還有很多,比如:裘德•洛、奧蘭多•布魯姆、伊恩•麥凱倫、裘蒂•丹奇、瑞切爾•薇茲......  

用舞臺洗脫「花瓶」罪名

「演電影和表演舞臺劇有很大區別嗎?」我問。

「簡單來說,我認為演舞臺劇和演電影都一樣,我對觀眾都必須誠懇。可能最大的區別在於,舞臺劇直接面對的是觀眾,演員的動作很重要。在演電影時,演員面對的是攝像機,你所想的通過攝像機拍下來,呈現出來,攝像機在抓你的思考。」 斯圖爾特回答。

但事實並不簡單得如斯圖爾特所說的「一樣」。在好萊塢的權力系統裡,演員,即使是明星,在一部電影裡都不能掌控什麼。演員的演出效果受制於製片人、導演,甚至是剪輯師......作為產品的電影是每個人出力的產物,而舞臺劇更像是手工藝人的作品,它最需要倚靠的是演員的創造性表演。

換句話說,舞臺劇對於演員的演技要求更高,它是檢驗演員們表演功力的試金石。不僅僅英國演員有回歸舞臺的傳統,美國的諸多本土電影明星也會在鏡頭前擺完pose,然後在百老匯的舞臺上一秀歌唱舞技。諸多科班出身的明星們原本在大學戲劇系就接受過專業的表演訓練,對於舞臺劇自然再熟悉不過,比如:湯姆•漢克斯、羅伯特•德尼羅、梅麗爾•斯特裡普......都是在舞臺上演出多年,才轉戰於電影圈。

成名之後,又回到舞臺,續寫事業的另一座高峰。美國電影圈的名流們尚且如此,對於戲劇歷史更為久遠的英國演藝界來說,從電影鏡頭前回歸到舞臺是更為順理成章的事。

回歸的支持

別看派翠克•斯圖爾特在演藝圈混了幾十年,直到2010年6月,他才被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爵士」頭銜。這份姍姍來遲的授封,也說明不少問題。

在英國,演員並不是非要等到年過半百、演技爐火純青或者影迷千千萬時,才會被授銜。相反,被冊封的標準與此人的知名度並無很大關係。悉數那些受過冊封的英國演員,很多都是在默默無名時,獲得了冊封的榮譽,比如:伊恩•麥凱倫、海倫•米倫......對於演員來說,舞臺劇的表演功力過不過硬,才是受封的考核指標。要不是斯圖爾特在2003年才重返英國舞臺劇,他也不用等到70歲才被授予爵士頭銜。

聰明者如裘德•洛、奧蘭多•布魯姆就知道在好萊塢混跡的同時,也要在英國的舞臺上站穩腳。不然,到了80歲,他們可能都不一定有頭銜。在這個處處都講究傳統和榮譽的國家裡,被冊封是演藝界的一大習俗。而且,有英國政府及各種基金會對戲劇的支持,回歸戲劇舞臺並不會淪落得窮困潦倒。

「我也不知道別的英國演員是否像我這樣從好萊塢再返回英國舞臺。像我這樣的,估計挺少的。其他演員從舞臺劇轉向電視電影后,有偶爾回來演舞臺劇的。我熱愛電影,但劇院是我的生命。』」斯圖爾特說。

但是在好萊塢當「艦長」也好,在英國舞臺上扮麥克白也罷,斯圖爾特認為做演員最重要的是先得有份與表演有關的工作,然後再是挖掘內心,演好角色。「不要害怕,不要怕自己演得不夠好,長得不夠帥,把自己最真實的一面表現出來。如果你總是買失敗的保險,當然不會成功。」對於注重戲劇傳統的英國人來說,無論是年輕人或者資歷豐富者,回歸舞臺,偶爾或是專註,都是對自己、也是對戲劇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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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曼:建大眾喜歡的建築 有錯嗎?@People

金茂大廈早已不是上海第一“高”,它在高度上輸給了“鄰居”——同位於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圈的環球金融中心,儘管如此,它仍不失為上海的地標性建築之一。美國建築師約翰•波特曼的建築設計事務所曾參與競爭大廈設計方案的角逐,卻最終失之交臂。如果他們奪魁,今天的金茂大廈或許就是一座有52層商業空間、底部為方形、頂部八邊形的錐形建築,比美國芝加哥SOM設計事務所設計成形的金茂大廈矮了36層。

波特曼家族曾締造過上海之“最”。早在1990年,由約翰•波特曼設計的高152.1米的“山”形建築——上海商城,就一躍成為上海浦西當時最高的建築,由此敲開了波特曼家族進軍中國市場的大門,他們也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入中國的外國建築師之一。此後,波特曼不斷在中國的版圖蓋上自己的“印章”,這些烙上波特曼印記的商業建築在參與中國城市化建設的同時,也得到了來自官方的認可。

7月20日,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和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就聯合舉辦了“約翰•波特曼:藝術與建築”展覽,展覽將持續到9月19日,集中展示波特曼建築設計事務所在亞洲的九個項目,中國就占其中六個,包括上海明天廣場、外灘中心、北京銀泰中心等。

“時代會變化,但建築是穩固的,它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特徵,因此要在時間上留下它的痕跡。”約翰•波特曼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波特曼公司在中國的三十年,其實也是“洋”建築師中國故事的縮影。

我們曾拒絕政府的要求

“我們是鄧小平‘引進’來的。”傑克•特曼接受南方週末記者專訪時笑言。他是約翰•波特曼的兒子,波特曼建築設計事務所首席執行官。

1979年,中美關係恢復正常化,鄧小平訪問美國期間,曾下榻亞特蘭大市的威斯汀桃樹廣場旅館,它是約翰•波特曼的成名作,跨越亞特蘭大14個街區的桃樹中心綜合建築群中的一員,73層高的摩天大樓,也是亞特蘭大城市天際線中極為重要的景觀標誌。隨後,約翰•波特曼就應前佐治亞州州長喬治•巴斯比之邀,作為鄧小平的客人,隨團首次訪華。

“酒店非常少,汽車也是為數不多,這是一個自行車的王國,從色系的角度來說,城市基本上都是灰色,顏色非常單調。”這是約翰•波特曼記憶中改革開放大門甫開時的中國模樣。彼時,進入中國的“洋”項目屈指可數,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北京香山飯店被公認為改革開放後外來建築的開山之作。賓館、酒店資源稀缺的現實,讓敏感的波特曼嗅到了商機,他開始醞釀在中國拓寬自己的建築版圖。同年,傑克•波特曼受命在香港設立了波特曼公司的海外辦事處,為在上海打造一座像桃樹中心一樣的“多功能、綜合性”商業建築“上海商城”做準備。

“很多麻煩”,傑克•波特曼特意用一句洋式中文來概括其在1980年代的遭遇。

彼時,“紅色”中國在外國建築師眼裡還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對投資環境的不確定讓很多人望而卻步,與政府的“碰撞”在所難免。“上海商城”是新中國第一個多功能綜合建築群,把“畫筆”交給誰,畫出什麼樣的圖畫能真正融入中國傳統工藝,達到西方多用途建築理念與中國建築環境兩者之間的平衡,老百姓會不會認可等等,政府顯得尤為謹慎,事無巨細都要考慮。

在傑克•波特曼看來,波特曼公司最終搶到了“畫筆”,歸功於他們良好的歷史記錄,“我們以前都在規定的時間內,按照模型,建出了完全一樣的建築。”

此外,波特曼還邀請時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1981年4月至1985年7月任上海市長)一行前往美國,參觀其在聖法蘭西斯科、亞特蘭大和洛杉磯設計的實體建築,“而此前,有些建築師只是提供設計圖片,沒有實物。汪很相信我們,因為我們的東西是實實在在的。”傑克.波特曼認為這是他們贏得“上海商城”設計權的關鍵。

選址問題上雙方也經過了多次博弈。“政府想要我們建在虹橋。”傑克•波特曼說。當時的虹橋還是農田,沒有任何高樓,一片荒蕪的模樣。波特曼拒絕了政府的要求,他們更願意佔據城區的一席位置。幾經溝通,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在昔日的中蘇友好大廈、今天的上海展覽館對面劃了一個圈,那就是未來的“上海商城”。

中國加入WTO之前,外商獨資企業沒有在華獨立投資建設工程的資格,只允許設立合資企業,所以“上海商城”最終以合資形成共同籌建的。這期間,為項目融資成了“攔路虎”。波特曼公司和合作方之一上海展覽中心簽署了一份合約,合約中規定,由上海展覽中心負責用四個月時間融資,波特曼公司負責設計、施工。

四個月後,傳來的消息是:融資失敗,未能籌到資金。“如果能讓中國銀行給我一個擔保,獲得官方的保證,也許我能籌到錢。”險些“急瘋了”的傑克•波特曼想到。

上海展覽中心最終拿到了中國銀行投資額70%的擔保,這讓餘下的工作變得簡單多了,美國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日本工業銀行等對餘下資金的擔保承諾也很快兌現。

一切準備就緒,時間已經過去五年,1985年,投資額高達1.95億美元的“上海商城”才最終得以正式投入施工。

整個1980年代,傑克•波特曼與先後出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江澤民和朱鎔基均打過交道。在他眼裡,三位市長是截然不同的。

汪道涵讓他看到了中國領導者的“好學”。“我們初來的時候,很多政府官員沒有什麼經驗,但他們有興趣學習,是一種開放的姿態。”

江澤民展現的是強硬的領導作風。令波特曼念念不忘的是“上海商城”投入建設時期,“劃圈”之地周圍有許多臨時的小商店遲遲不肯搬走,影響施工無法進行。波特曼向江澤民反映了這一問題,“他就向那些人喊話,外國建築師來中國投資,幫助中國發展,不要讓小商店占地成為問題!”

第二天,小商店就全都神奇般地消失了。

朱鎔基在波特曼眼裡有幽默的一面。“我帶他去在建中的賓館,賓館還沒有安好窗戶,空間是密閉的,我們一路走到頂樓向下看,他說,上海在我眼裡明亮多了。”

全世界1/4的吊車都在中國開工

1990年,“上海商城”建成投入使用,並以152.1米的高度引領上海浦西第一“高”,彼時,中國也開始步入高速發展的軌道。

“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歷史的車輪在1992年初“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番“南巡講話”後轉彎。此後,中國各地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建設,全世界1/3的混凝土、1/4的吊車都在中國轟隆運作,許多摩天高樓在很短的時間內拔地而起。波特曼公司也索性把海外辦事處從香港搬到了上海,加入中國建設大軍的隊伍。

許多西方建築師也同期湧入中國,除了波特曼家族以外,還有中國國家大劇院設計者保羅•安德魯,金茂大廈設計者美國芝加哥SOM設計事務所等。SOM曾在19世紀末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樓希爾斯大廈(442.3米),現在,這些西方建築師們在中國展開“競技”,不斷刷新建築的高度。以重慶為例,歷史建築解放碑(抗戰勝利紀功碑)曾經是渝中區商圈的制高點,當“紐約•紐約”、“環球國際貿易中心”等巨擘拔地而起時,解放碑早已淹沒在林立的高樓中,形同“侏儒”。

“中國人在買象徵物,是經濟發展的象徵物。標準的象徵中國發展形象的‘西方建築’是一種30層左右高,50000平方米的大樓,這樣的樓隨處可見,它被作為一種商業活動和文化進步的象徵。”《加拿大建築師》雜誌曾經如是寫道。

密集的高樓、膨脹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多的小汽車……城市在建設者們的打造下一路高歌猛進。在波特曼眼裡,中國幾近陷入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危險之中。1961年,傑克•波特曼隨父親約翰•波特曼參加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亞的開幕式,這座由巴西建築師科斯塔規劃設計的新城讓他感到震驚,“城市沒有什麼人行走的空間,多數空間都留給了建築物和汽車,這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不少專家也批評,“洋”建築師同本土建築師一樣,在中國城市問題上,都成了“合謀者”。

面對專家的指責,傑克•波特曼顯得有些委屈。“有些建築,我們僅僅作為建築師,而不是開發商,業主給我們指示,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替別人工作,我們所要做的只能是解決業主的問題,讓業主高興。”

廣為人知的是,約翰•波特曼兼具建築師和開發商的雙重身份,當以開發商角色進行建築設計時,擁有的控制權、自主權就多了起來。

“有了高大的建築,但首要的,還是讓城市的生命進入。”這才是約翰•波特曼心目中的“理想國”。波特曼公司開始嘗試一步步把自己的理念引入中國。

首先是利用“中庭”,在酒店內部創造一個小型的社區,這一理念被波特曼廣泛運用。1967年,約翰•波特曼就曾在亞特蘭大海亞特攝政旅館中,設計了一個22層高的巨大中庭,中庭內有餐廳、咖啡廳、購物中心,宛如一個微型的城市生活舞臺。“中庭”也被搬到了波特曼公司在中國設計的各個酒店內,以“上海商城”為例,商城建築群中的波特曼麗嘉酒店,就擁有四層高的“中庭”。 在建成的上海明天廣場、北京銀泰中心等,“中庭”的概念也隨處可見。

比迎合2%高雅人士更重要的

“發展的關鍵是要有社區概念,與周圍環境的協調發展。”傑克•波特曼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步入21世紀,波特曼除了延續商業建築設計外,開始不滿足於止步小社區“中庭”的舞臺,將重心轉移到大社區——城市、建築群的總體規劃設計上來,比如重慶城總體規劃、上海外灘金融貿易區總體規劃等,這也是其“協調單元”理念的實踐,簡言之,就是整體規劃,建設多功能、綜合配套的建築群,傑克.波特曼認為這才是緩解“城市病”的出路。

“將居住、購物、辦公、休閒等不同功能的建築綜合考慮,成為一個社區,城市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波特曼看來,向上生長的高樓並不是解決城市擁堵的唯一出路,相反,這會造成城市空間個性的缺失,“每個城市看來都是差不多一樣的。”如果從“大社區”角度出發,再加上一些“文化”因素,效果會大不一樣。

波特曼公司最近的一次“大社區”實踐,是2010年與世界最大商業地產服務商世邦魏理仕集團公司(CBRE)合作,共同修繕和開發上海大型石庫門綜合體專案“建業裡”。石庫門是上海的歷史樣本,也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波特曼公司希望還原歷史上人與環境協調的居住環境,也借此保存上海的文化地圖。

“不要做出一模一樣的狄斯奈樂園。”傑克•波特曼認為,“文化”因素的影響有時是潛移默化的,“你常常得試著從人們所說的文化、美學影響做起,以此作為設計的靈感,這樣,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一樣的迪士尼。”

比如北京銀泰中心,行色匆匆的來往人群,大多只會注意到,那是一個“金碧輝煌的高樓”。仔細看會發現,其實那是一個中國的燈籠,它的頂就像是燈籠的頂。而它的大廳內部則像是一隻蠟燭,從遠處望去,就是一支蠟燭裝在燈籠裡。

追求藝術品位和迎合大眾口味之間,商業建築似乎總是會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中,波特曼也不能免俗。在中國,波特曼公司的“印章”越蓋越多,卻再也沒有一個項目的好評超過了1990年代的“上海商城”,它曾經被媒體評為“中國大陸五大最佳建築之一”。

對此,傑克•波特曼不以為然,“我們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使之更加便捷,這比迎合百分之二的‘高雅人士’更為重要。我們建了一個大眾喜歡的建築,這有錯嗎?”

不過,是否迎合大眾現在顯然不是波特曼公司最擔心的。對他們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中國越來越高的土地價格。

“在上海,現在沒有多餘的土地,土地價格越來越高,我們的專案只能越來越少,現在許多人開始轉戰別的城市,比如中國的二線城市,我們也不例外。”傑克•波特曼說。
@Source from: 南方週末

食物變身家居裝飾@Design



「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這是《聖經》中描述食物的一個句子。人類繁衍至今,食物的作用從飽腹已漸漸流轉至如今的藝術。香港文者歐陽應霽先生既是設計者又身兼美食家的身份恰好道明瞭食物與藝術之間那隱約的關係。當然,烹調精美的食物是一種藝術,以食物為基礎的設計亦是。

荷蘭的Simone Farresin把70%的麵粉,20%的農業廢物和10%天然石灰石在低溫下烘焙或者自然晾乾,設計了一組名為Autarchy的家居裝飾品。Autarchy系列還驚艷亮相於今年的米蘭傢具展上。Simone Farresin表示:「這組作品是為了向生活致敬,平常的小細節同樣可以搖身變為高尚的藝術。」不過,我個人認為,Autarchy作品中花瓶上的皮帶則是點睛之筆,給整個系列添加了規整感覺。Simone Farresin並沒有給Autarchy進行誇張的染色或者再加工,本色的米色與土黃色吐露出了寧靜安詳的意境。要不是Simone Farresin的這組作品,倒也真沒想到食物也可以給我們帶來如此驚喜。
@Source from: iWeekly·周末画报

如果你已經二十歲了,別再孩子氣了 - 李開復@Thinking

如果你已經20歲了,你真的輸不起了,別再孩子了.....
如果你到了20歲,還沒到25歲 。 ——李開復

這篇文章是一把刀。看得人心疼,看得人心痛。

如果你已經過了20歲但還不到25歲的話,你必須找到除了愛情之外,能夠使你用雙腳堅強
站在大地上的東西。你要找到謀生的方式。現在考慮不晚了。

我從來不以為學歷有什麼重要,天才都不是科班,但,不是科班,連龍套都跑不了。

你必須把那些浮如飄絮的思緒,漸漸轉化為清晰的思路和簡單的文字。
華麗和漂浮都不易長久。你要知道,給予文字閱讀快感不夠的,
內容,思想,境界,靈魂,精神和智慧,這些才重要。
不要多看那些和你一個路數的女作家的文字。不要瑣碎,無病呻吟。
不要想到什麼就寫。不要流連於小感傷和小感動。

我要你相信溫暖,美好,信任,尊嚴,堅強這些老掉牙的字眼。
我不要你頹廢,空虛,迷茫,糟踐自己,傷害別人。
我不要你把自己處理得一團糟。
節制自己的感情並且珍惜它,明白這種感情不是任何人都能要。

千萬不要認同那些偽裝的酷和另類。
他們是無事可做的人找出來放任自己無事可做的藉口,真正的酷是在內心。
你要有強大的內心。


要有任憑時間流逝,不會磨折和屈服的信念。
不是因為在學校的象牙塔中,才說出我愛世界這樣的話,
是知道外面的黑,髒,醜陋之後,還要說出這樣的話。


好好去愛,去生活。青春如此短暫,不要歎老。
偶爾可以停下來休息,但是別蹲下來張望。
走了一條路的時候,記得別回頭看。時不時問問自己,自己在幹嘛?
傷心和委屈的時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臉,拍拍自己的臉,擠出一個微笑給自己看。
不要揉,否則第二天早上會眼睛腫。

給自己一個遠大的前程和目標。記得常常仰望天空。記住仰望天空的時候也看看腳下。
任何時候,任何人問你,有過多少次戀愛,答案是兩次。
一次是他愛我,我不愛他。一次是我愛他,他不愛我。
好的愛情永遠在下一次。別給同一個人兩次傷害你的機會。

不要與浪子,文藝青年交往,別和沒心沒肺的人在一起,別和沒有正當職業混日子的人在
一起。別把犯賤當真愛。一個人作踐自己來取悅你的時候,千萬不要因此感動。
一個男人的煙頭燙在他身上,下一個就可能燙在你身上。
同樣的,當這個女人的刀片割斷她的手腕,下次就可能割斷你的。

千萬別相信一個不準備將你介紹給他的朋友圈子的男人。
一個女人只肯喊你“寶貝”的時候,堅持要她喊你的名字,因為你是男人。
一個男人或者女人不再來找你的時候,就不要再去找他或者她。
不要相信在戀愛上用手段的人。分手時不要口出惡言。
吸取教訓,但不要後悔。後悔沒有用。

別去做撕照片,燒信,撕日記這樣一類三流愛情電視劇中才有人幹的事。
相信愛情。相信好男人和好女人還存在,還未婚,還在茫茫人海中尋覓你。
別說“男人(或者女人)沒一個好東西”,這樣使別人誤以為你閱人無數。

愛物質,適當地。永遠知道精神更重要。
比起那些名錶,名牌,時裝,更加美麗的是勤奮而有朝氣的你自己。
如果你20歲以後所花的每一分錢還都是伸手向父母親人要來的,那你的滿身名牌就只能襯
托出你的無恥。別以為穿上名牌你就有品位,要知道如果沒有真正的內涵,騾子配上金鞍
也不會變成駿馬。
你還年輕,先不說開始你的事業,開創你的未來,但你已經成年,至少也要讓自己不再成
為父母的負擔,讓父母看到20年辛苦養育的希望。

無所事事只會把你變成一個廢物,一個被所有其他人鄙夷的廢物,因為這樣的你是一個不
折不扣的寄生蟲。
別以為弄個怪異的髮型,穿上不男不女的衣服,噴上刺鼻的香水,別人就會注重你,
要明白那樣招來的眼光就是別人在看一隻與眾不同的猴子。
許多有教養的人對另類的你的反感並不寫在臉上,但這種反感確鑿無疑肯定會給你帶來極
其不利的後果。

別瞧不起勞動人民。不要為勞動羞恥。土地不髒,汗味不難聞。
請尊重那些似乎生活狀況不如你,但仍然用自己的雙手誠實勞動養家糊口的人,因為這樣
才是尊重自己。永遠體恤那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因為我們的親人就是在這些人群中。
我們不嬌貴。我們必須能夠自己養活自己,這是你的尊嚴所在。

不要小看一分錢。不妨自己去掙掙看。做人有時要強悍一點,被欺負的時候,一定要討回
來!但是不要記恨。小人之見,隨他們去好了。有原則的寬容和憐憫,會使你高貴。
有小心機的女生是可愛的,但別把這種心計用在勾心鬥角上,那樣會很累。
做人不要太高調,高調容易招惹是非。
但也不能太低調,該強悍時則強悍,但切不可咄咄逼人。


被朋友傷害了的時候,別懷疑友情,但提防背叛你的人。原諒,但並不遺忘。
做人存幾分天真童心,對朋友保持一些俠義之情。要快樂,要開朗,要堅韌,要溫暖。
這和性格無關。但你要忠誠,勤奮,要真誠的尊重別人,這樣你的人生才不會黑暗。

寬待自己,也寬待別人。當你不會因為小小的不如意小小的事而生氣或難過的時候,
你會輕鬆很多。

要原諒這個世界和自己。
要告訴自己,我值得擁有最好的一切。

聚焦80歲的弗蘭克•蓋裡 Frank Gehry@People











原文作者:克裡斯多佛•霍索恩(Christopher Hawthorne)系建築評論家

著名的建築師蓋裡滿80歲的時候,經濟衰退影響了他最後設計的一些重大的建築項目。

大師的失望與希望

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在今年二月底滿了80歲。他是世界上仍然健在的最著名的建築師。他也是從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以來,美國建築界最重要的人才。他的公司——蓋裡建築事務所(Gehry Partners)已經採用了先進的數碼設計程式,在世界各地推出了許多標新立異的建築。

“迪士尼音樂廳”(Walt Disney Concert Hall)的成功——在聲學和建築學上取得的勝利,鞏固了他與洛杉磯有時不穩的關係。他於1947年將家從多倫多遷移到了洛杉磯。蓋裡成了一個令人驚奇的流行文化的偶像。他為時尚商店蒂凡尼公司(Tiffany)設計了珠寶系列;他在已故電影導演西德尼•波拉克的紀錄片中出演主角;參加了動畫片《辛普森》(The Simpsons)的拍攝。

他繼續參加新的設計工作,設計了阿布達比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並且幫助改進了華盛頓的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紀念碑的設計。

可是,如果說,蓋裡現在是站在一個山頂上——他耗費的他的職業生涯的許多時間努力攀登這個山頂。他受到一種強烈的雄心壯志的驅動。這種雄心壯志經常隱藏在他的質樸無華的外表下面——然而,此刻,這個山頂本身在他的腳下開始崩潰。在許多重要的建築師和蓋裡在十年中成為全球名星——並且,私人和政府客戶都樂意為各種創新的建築提供資金之後,對新建築的投資仿佛一夜之間消失。

所有問題中最讓蓋裡煩惱的是,他認為是他的職業生涯的頂點的兩個建設項目被推遲。這兩個專案,一個是洛杉磯的“格蘭德大道”(Grand Avenue)混合用途開發工程;一個是紐約布魯克林的“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開發工程。
前不久,蓋裡在他的辦公室進行了一次內容廣泛的談話。在他的談話中,失望與希望交替表現出來。蓋裡說:“這兩個項目的現狀使我感到失望。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設計像這樣的項目,它們一直沒有出現。突然間,我有了這兩個項目。我為它們花費了五年的時間。然而,它們都推遲了。使我有很大的失落感。”

對於全球經濟危機的反應,蓋裡像他的許多同行一樣,被迫大幅減少雇員。他說,現在他的工作人員是一年前的一半。從廣義來看,蓋裡從設計位於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以來,他的藝術大家的設計方式,面臨越來越多的尖銳批評。
對於年輕的建築師來說,蓋裡組織他的事務所的方式和綜合新的技術的方法仍然是鼓舞人的。但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蓋裡的工作也表現了他主要是依靠容易的錢和在建築上的名聲。他們對蓋裡近來的大膽嘗試和設計的易上鏡頭的建築不感興趣。這些建築有所謂的建築名星設計的所謂的“簽名建築”(signature buildings),以及更多的生態友好設計或“向貧窮宣戰”的設計——例如在農村提供經濟適用房。另一些年輕的建築師正在超越建築事務所的明星模式,走向社會的,甚至匿名的設計創新。

這些轉變大多數是不令人吃驚的,甚至是可以預料的。這是“一代人的換崗”(a generational changing of the guard)。但蓋裡過去十年的全球聲望的範圍和信貸快速崩潰中止了建築計畫,在建築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事件。暫時,蓋裡似乎不會雇用新的人員,在他的工作室裡的設計模型,一個是巴拿馬的,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堆碼在另一個上面。這個工作室仿佛安靜下來。
並且,蓋裡受到他的最大項目的變動的明顯傷害。布魯克林開發專案最初規劃多達16幢高層建築。他一直說他自己作為一個孤獨的人才,在他的職業生涯的最初十年,由近視的開發商和缺少原則性的同事,推到了職業的邊緣。

他說,由於最近受到的挫折,他對接愛阿布達比的委託感到高興。他新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位於薩迪亞特島(Saadiyat)的一個已規劃的文化區。他對再次與前古根海姆博物館館長湯瑪斯•克倫斯(Thomas Krens)合作感到興奮。克倫斯現在是這個阿布達比開發專案的帶頭人。

蓋裡說:“最初我不願意做這個項目。我認為我不應該來這兒。它太遙遠了。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我年齡太大,難以弄懂它。然而,克倫斯說服我來到這兒。如果我不接手這個項目,我的事務所將比現在小得多。這項工作可能幫助我渡過這場經濟危機。”

在80歲的時候,蓋裡仍然渴望接受新的概念和形象,仍然表現出高度的敏感,繼續保持對更年輕的同行的競爭優勢。

雖然他說,他做了努力,不去花費太多的時間老是想著過去,或考慮沒有他,他的合作夥伴會怎能樣工作,但他不能完全驅逐那樣的想法。蓋裡承認,他擔心,沒有他,他的事務所將變成什麼,並且,他積極地為蓋裡建築事務所的未來形態考慮各式各樣的選擇。

蓋裡說:“我試圖不向後看,因為沒有有起多少作用。但當你到達我的年齡時,你會對繼承問題感到焦慮。”

他將洛杉磯介紹給世界

在某些方面,與他的大多數全球著名的同行相比,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節約預算及裁減人員問題上,蓋裡所處的地位更好。畢竟,他用非常便宜的材料,包裝了他的早期住房和商業項目。

蓋裡借鑒波普藝術家的創作手法,在設計專案中使用起波紋的金屬或硬紙板的外形,確立了他的名聲。蓋裡回憶說,在1978年,他決定友善地離開他的最大的客戶羅思公司(Rouse Co.),並且努力開始將他的工作人員從大約50名建築師削減到3名。

蓋裡說:“如果我必須做,我準備再次這樣做。現在,如果要節儉,我已做好準備。為什麼要為花哨的細節和材料花費全部的錢?你不需要它。你能用樸素的東西獲得激情。”

儘管如此,在過去的幾年,蓋裡的建築事務所沒有發生意外。蓋裡希望這個機構成為全球性的,並且他在努力走向這個目標。

在另一方面,蓋裡對目前的形勢和他的年齡做了讓步。他說,儘管已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他放棄了為自己和他的家庭在威尼斯建造一幢住房的計畫。他說,他將分割這塊地,一塊給他的在蓋裡事務所工作的兒子薩姆,另外兩塊分別給在事務所工作的年輕建築師——他的人事主管梅格漢•勞埃德(Meaghan Lloyd)和阿蘭德•德瓦拉賈(Anand Devarajan)。

蓋裡說,他和他們妻子將留在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22街的小屋裡。這是他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出名和改變設計風格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他斷絕了與他的最大的客戶羅思公司(Rouse Co.)聯繫,並且努力重新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他說,他明白,他不可能實現轉移到巴黎的長期夢想。蓋裡說:“我希望去巴黎,並且在過去許多年,我一直幻想我將去那兒生活。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實現這個願望。我認為我會留在這兒——聖莫尼卡22街。”

無論他到什麼地方,他的遺產都是安全的——特別是那些與洛杉磯有關的遺產。當然,先於他在這兒的偉大建築師——包括亨利•格林(Henry Greene)、理查•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魯道夫•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和其他的建築師。如果說這些建築師與別的地方的先鋒風格有很強的聯繫,將世界帶給洛杉磯,那麼,蓋裡所做的是相反的事。通過設計幾個立足於幾個大陸的、結合本地美學的、風格獨特的項目,他將洛杉磯介紹給世界。

妹島和世:探索新的建築語言@People

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
日本長野的O-Museum博物館(1999)內部
日本長野的O-Museum博物館外觀
日本金澤的“21世紀當代藝術博物館”
2009年7月,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與凱撒立衛在倫敦“蛇形藝廊”(Serpentine Gallery)公佈他們設計的臨時展出館(Serpentine Gallery Pavilion)。

2010年“普裡茲克建築獎”獲得者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Sejima Kazuyo)與凱撒立衛(Ryue Nishizawa)的新任務,是設計法國的“羅浮宮博物館”朗斯分館(Louvre-Lens),並且策劃“威尼斯建築雙年展”(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精心打造“羅浮宮博物館”朗斯分館

在法國北部朗斯鎮的一個廢棄的採礦工地,擠滿了頭戴安全帽的工人。未來的“羅浮宮博物館”朗斯分館(Louvre-Lens)將出現在這裡。建築師妹島和世(Sejima Kazuyo)喝了一口冒著熱氣的咖啡,手中拿著一包香煙。她問記者要點什麼。今天朗斯的氣溫是攝氏26度,在簡易的拖車辦公室裡也感到很熱。但炎熱的天氣似乎沒有影響妹島和世——今年的“普裡茲克建築獎”(Pritzker Prize)獲得者和下一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的策劃者,她正與工作人員低聲談話。

“羅浮宮博物館”朗斯分館的建設工作比計畫推遲了一年,在這個6月初的下午,妹島和世的工作人員身著貼身襯衣、斜紋花尼短裙和黑色寬鬆運動外衣,緊張而有序地工作,以保持建設計畫的進度。4台起重機盤旋在土堆和深坑的上方,博物館的地基正在澆灌混凝土。“羅浮宮博物館”朗斯分館投資1.5億歐元,有5個展覽館,其長度超過500米,預計竣工時間為2012年。但它已經成為有35,000人口的朗斯鎮驕傲的緣由。朗斯在競爭中戰勝了其他5個城鎮,贏得了這個項目。

在這個博物館的內部,來自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的收藏品,將作為這個博物館的永久性收藏品的一部分進行展出。一個半永久性的展覽館——“臨時展出館”(Gallery du Temps,)將展出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世界歷史——從西元前4,000年到19世紀。與巴黎的羅浮宮按地區(例如近東、東方或非洲)分別展出不同,這裡的展覽品將混合展出,以表現更全面的、更少“以歐洲中心的”觀點的歷史。

54歲的妹島和世向記者描述這個博物館建成後的情況。她說:“展覽品的佈置將隨年代而定,使參觀者能夠理解時間與雕塑品之間的關係,並且想像,‘我是它的一部分’。”

妹島和世以東京為基地,每個月乘飛機來到朗斯。妹島和世在當代日本建築的導師——伊東豐雄(Toyo Ito)的建築事務所開始她的職業生涯。6年後,在1988年,她離開了伊東豐雄的事務所,最終和凱撒立衛(Ryue Nishizawa)建立了SANAA建築事務所。他們共同獲得了今年的“普裡茲克建築獎”。 SANAA建築事務所善於設計開放的、似乎沒有重量的建築,這種建築的內部外部之間有一種“激進的關係”。過去的10年中,SANAA建築事務所增強了在國際上的地位。SANAA建築事務所著名的作品包括日本金澤的大量使用玻璃的“21世紀當代藝術博物館”(21st Century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在紐約的粗獷,然而活潑的“新當代博物館”和去為倫敦設計的雅致、蜿蜒的臨時展出館。妹島和世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她的事務所的Alumni、包括紐約So-Il建築事務所的弗羅裡安-愛登伯格(Florian Idenburg)和東京的石上純也(Junya Ishigami),都是下一代建築師中的傑出成員。
對空間及其對人的影響的很強的識別力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工程師和諮詢師突然拜訪這個工地上的臨時辦公室。妹島和世會說她知道的一點法語:“您好(Bonjour!)”。有時她的電話鈴聲響起,她會用日語應答:“Moshi, moshi!”在這兒,至少可以說3種語言,包括英語。實際上,妹島和世僅能用日語室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她的明亮的眼睛和靈活的手指更能幫助她與別人交流。這兒的主要語言是建築。為了說明空間和它的系統的潛力,妹島和世將她的頭向牆壁傾斜,仿佛在傾聽。然後她伸出她的手,仿佛去感覺某些看不見的東西。她說:“結構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它是看不見的。結構類型是造成一些人們能感覺到的體驗。也是空間之間的關係:空間就在旁邊,你不能看見,但你能感覺到。”

這種對空間及它對人們的影響的很強的識別力——即使看不見,是她設計的作品的特點。妹島和世和凱撒立衛最近公開了他們迄今為止最大的項目——瑞士洛桑的“勞力士學術中心”(Rolex Learning Center)。這是洛桑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的校園大樓,包括圖書館、辦公室和用餐區。以波狀起伏的屋頂和樓板,組成了一種連續的“風景”。

妹島和世把這種設計模式比做一個公園。她說:“在公園裡,有不同種類的人,有老人和小孩。他們在一起,但他們的目的是不同的。一些喜歡獨處,一些人喜歡運動。許多不同的事情發生在同一個空間,並且這個空間允許它們發生。它對每一個人開放。但在一定程度上,你也能定義你自己的空間。這是一種非常開放的空間。”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第一個婦女策劃者

去年秋天,當妹島和世被邀請去策劃“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一個“當代建築雙年展調查”從8月29日至11月21日進行。她猶豫不決。她說,在考慮了大約10天之後,她終於接受了。她說:“我認為,可能再也得不到這種邀請。”她是這個雙年展的第一個婦女策劃者。她也是在紮哈-哈迪德(Zaha Hadid)之後,獲得“普裡茲克建築獎”的第二個婦女。妹島和世與以前的雙年展策劃者不同,她是一個開業建師,而不是一個建築理論家。

她為這個雙年展確定的主題是“人們相會在建築”(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回到了建築的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將建築與技術、新的形式或政治聯繫在一起。它的集中點是,建築僅作為事件、人和社會的“容器”。簡言之,就是將建築作為“背景”而不是“前景”。在進行研究和工作室訪問3個月之後,妹島和世和她的辦公室選擇了46個參與者,參加在威尼斯的“造船廠”(Arsenale)舉行的雙年展的主要準備工作。“造船廠”是一幢長而深廣的建築物,是威尼斯人造船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傑出的工程師和藝術家的展示。他們中有建築師塞利斯-溫-埃文斯(Cerith Wyn Evans)、藝術家湯瑪斯-德曼德(Thomas Demand)和珍妮特-卡迪夫(Janet Cardiff)。妹島和世說:“我認為,更多的人能夠更好地自我體驗。最後,每一個人都能獲得他們自己的展覽形象。”

在威尼斯,她著手除去“造船廠”的黑色棉布內襯,以讓自然光線進入。展覽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可以獲得一個空間,展出他們希望展出的東西。妹島和世說,建築展覽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不能展出實際的建築物。所以,這次展出的目的是展示一系列的單獨空間,而不是通常的微型建築模型。

5月份,妹島和世在威尼斯測試了“造船廠”上空的雲層。她在一個小團體的幫助下,乘飛機穿過產生水氣的雲層。雲層迅速下降。她說:“這表明,環境是非常敏感的。我們能夠迅速地監測它。”

如果有人還不相信空間的魔力。這次雙年展希望說服最後的無神論者。妹島和世說:“真實空間對於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打造那樣的空間。媒體、行動電話技術和電腦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但空間仍然是存在的。這就是我從事建築設計的興趣所在。”

上海青浦步行橋Qingpu Plot-18 / Pedestrian Bridge@Arch

















ce n'est pas un pont (THIS IS NOT A BRIDGE )
——Pedro Pablo Arroyo Alba (白德龙)

After finishing the Wieden+Kennedy China Office, our own CA-Group office (both in Shanghai), and several temporary constructions, we are about to finish our first public building: a bridge (?)

…
……

On December 2004, we were commissioned the design of a pedestrian bridge in the Plot-18 of Qingpu District, Shanghai. This was actually the first design I did after arriving in China. The bridge would connect the two sides of the DianPuHe canal, separated 50m, and thus linking Hebin road at the north bank, with a new housing development at the south bank. Next to the bridge, inside the new development area, the master plan determines the location of a catholic church, designed by the Spanish architecture office S-MAO (Sancho-Madridejos).

Our strategy of borrowing concepts from local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other variables of the site, together with the objective of optimizing, revealing and expressing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bridge, will generate the final form of the project.

Learning from the wonderful bridges of the great water town of ZhuJiaJiao, very near Qingpu, or those from the exquisite gardens in Suzhou, we decided to link both sides of the canal with a bent path, indirectly, instead of using a common direct line. The winding axis responds to different access conditions and also visually adapts to the surroundings. To the north, one landing direction is aligned with Pucan road. To the south, the other end is pointing to the entrance of the public square in front of the church. Both axes extend 12.5m over the waters from each bank, and a middle sector of 25m connects them. Since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bridge is facing the church directly, users will have a privilege perception of the building. As a result, this perceptual relation creates a very strong spatial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structures, which activates the area of the public square.

The load-span ratio recommends the use of the metal truss as structural model. In order to resist the strong torsion str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support-less winding shape of the bridge, we need to activate structurally all the sides of its distorted volume. Not only the vertical, but also the horizontal surfaces of the bridge behave like a three-dimensional beam, working as a whole, like a tube, and deformed 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zigzag.

Both shores of the river have a contrasting character. At the north bank, the bridge lands on a perpendicular narrow street with traffic. At the south, the public space is wide and tranquil, free of vehicles. This fact is emphasized via the design of asymmetric constraints for the structure. The bridge has a simple support on the transversal ramp that faces the rapid street at the northern access. On the contrary, there is a rigid connection with the longitudinal ramp that welcomes the bridge to the slow and large southern square.

Both ramps are built with reinforced concrete and therefore belong conceptually to the ground, yet again, differently. The northern ramp seems to be lying over the stone riverside. On the contrary, the southern ramp advances towards the river, from which it emerges energetically.

Because of these very different supports, the resulting diagram of bending momentum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is asymmetric, and this condition is translated to the design of the bridge’s elevatio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profiles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Therefore, users walk inside the bridge through a sequence of spaces that contract and expand, emphasizing even more the alternating movement of the structure.

One of the final obj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at I’m explaining throughout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minimize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steel sections nee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dge. In this way we can lower the cost and ease the manufacturing of the structure.

Following this general strategy, the design of the bars that form each surface expresses the results of another important 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is case the diagram of shear stress. For the layout of the profiles, instead of using a regular pattern whose bars become thicker when the stress is higher, we prefer to make the pattern denser, but still using the same structural section.

This feature is very common in structures we can find in nature. And for example, it is the same method used i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CCTV building in Beijing. However, this solution is rather traditional in structural design, and we can trace it back to the iron bridges of the late XIXth century, when the metallurgic industry was not developed and just a limited number of profiles were available in structural catalogue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n our case is the rhythm of the pattern itself, made of rhomboids. The cells are shifted one half the largest module, off the folding line of the bridge’s elevation, so the geometrical rhythm can be doubled seemingly. This feature is most evident at the highest vertical point of the bridge (9m), which doesn’t need the structural contribution of a vertical bar at the turning point, so the transition nodes can be observed very clearly.

Besides some square tubes that we had to use in the critical locations of the structure, most of the steel components are “open” structural profiles (H type). The total number of them is limited to a handful of different sections, after a careful balance betwee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which would have needed more variety, and construction economy, which asks for repeti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In the end, all the profiles are custom made and assembled in small sets at the factory. They were later transported to the site and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order to create the whole structure. The complete bridge was built on the southern riverside and finally transported on place with two cranes.

After painted white, the open profiles of the structure will cast self shadows that would make visitors to perceive the width of the bars thinner. Slimmer proportions will virtually alleviate the weight of the bridge, even if only perceptually, an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inal effect of “lightness” and “magic equilibrium” of our twisting jumping structure.

It is very common in Chinese tradition of bridg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Southern China, to find cases, normally made in wood, where the structures are a sort of complete buildings that are hovering over the rivers. Indeed,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our bridge should provide for a dedicated space over the canal, becoming a room over the water, more than merely acting as an engineering device that solves a problem of physical connectivity.

Originally, we planned to envelope both the roof and deck with wooden skins. But after seeing the metal primary structure finished, its dedicated craftsmanship and beauty, we opted for leaving the steel exposed and then lift the wood covers above the beams. For the wood material we chose heat-treated pine. Compared with other methods of protecting the wood, heat treatment i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ince it doesn’t apply metal components. Moreover, the exposure of the wood only to temperature preserves the original brown color of the material, controlled by the length of exposure, and thus avoids undesired blue-green hue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wood sticks follows the direction of maximum slope within each surface, in order to warrantee the rapid drainage of rainwater, with is evacuated directly on the river. The concave area of the wood cover next to the southern bank needed a special detail. Taking the artworks of the Italian artist Lucio Fontana as inspiration, the wooden surface is cut, sharply, and water is drained out through an “unhealed wound”.

The relation of the bridge with the different lighting condi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sign features. During the day, the inner surfaces of wood will screen the glittering rays of the sun reflected from the water of the canal. At night, the sloped ceiling serves as a large reflector for the artificial lighting that is embedded onto the structure. A double, sometimes triple, line of fluorescent lamps is built over the diagonal beam that crosses the entire bridge. We use the space between the primary structure and the wood ceiling to disperse a cloud of indirect light.

The design of the lighting in this way will obviously render a very different image of the bridge in the day or in the night. This effect is perfectly intentioned. In general terms, we believe that trying to reproduce with artificial light the same visual conditions as with sunshine is not as interesting as giving the construction a new appearance after the sunset, where we can underline other formal and spatial aspects of the design. Under the sun,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our bridge is the vertical surfaces, the elevation of the strong metal tracery, the play of self shadows within the structure, and shadows of the structure cast inside the bridge over the deck’s wooden floor. Under the moon, the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wards the wood ceiling, which is in the shade during the day. The ambient light created by the different reflections will transform the bridge into a large lamp over the water.

The design of the handrail is done with extreme simplicity, using steel rectangular tubes and panels of clear glass, so there is no formal competition with the primary aspects of the project. Hopefully, it would visually disappear. The section of the bars is minimized, and the rhythm of supports follows the same pattern of the main structure. The lower profile of the handrail integrates a line of security led light that will be permanently operating for the safety of users.

…
……

The aforementioned explanation of the project is very rigorous and analytical; very rational. Of course,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is mixed with infinity of difficulties and emotional moments, which are far more complex to explain, and whose relation would need a lot more extension that the one of this article. At this moment, the reader would have perfectly understood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why I believe that this bridge is not a bridge (in reference to Magritte’s famous painting). Because other dimensions of the projec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strictly the engineering ones. It is more a playground for children, a house for the sun, a landscape of shadows, a fish jumping the river, a balcony for lovers, a lamp that illuminates dreams, …, a personal adventure for a very young design team.

One very famous Spanish architect said that in order to have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good architect and an intelligent client. From my experience in this project I can only but totally confirm this definition, if I’m forbidden the lack of modesty. Moreover, I should add that it is equally necessary a supporting engineering team and capable builders, all understanding the task and developing the design in the same direction.

Many people said that the project was impossible to be realized, but by the time this article is published, you may be able to visit it. The project will be finished before the Chinese National Day, October 1st of 2008, almost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sketch.


建築設計:上海文築國際結構設計:同濟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同濟大學橋樑系
建設單位:上海青浦新城建設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上海綠地建設集團
建築面積:1280平米
設計週期:2004-2008
施工週期:2007.10-2008.10橋寬:8米橋跨:50米(河寬)材料:引橋:素混凝土,C30結構:Q345qD; 用鋼量:170噸,鋼構件鋅加塗層防腐處理及聚氨酯白色面漆鋪裝:碳化南方松,表面塗透明水封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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