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80歲的弗蘭克•蓋裡 Frank Gehry@People

原文作者：克裡斯多佛•霍索恩（Christopher Hawthorne）系建築評論家

著名的建築師蓋裡滿80歲的時候，經濟衰退影響了他最後設計的一些重大的建築項目。

大師的失望與希望

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在今年二月底滿了80歲。他是世界上仍然健在的最著名的建築師。他也是從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以來，美國建築界最重要的人才。他的公司——蓋裡建築事務所（Gehry Partners）已經採用了先進的數碼設計程式，在世界各地推出了許多標新立異的建築。

“迪士尼音樂廳”（Walt Disney Concert Hall）的成功——在聲學和建築學上取得的勝利，鞏固了他與洛杉磯有時不穩的關係。他於1947年將家從多倫多遷移到了洛杉磯。蓋裡成了一個令人驚奇的流行文化的偶像。他為時尚商店蒂凡尼公司（Tiffany）設計了珠寶系列；他在已故電影導演西德尼•波拉克的紀錄片中出演主角；參加了動畫片《辛普森》（The Simpsons）的拍攝。

他繼續參加新的設計工作，設計了阿布達比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並且幫助改進了華盛頓的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紀念碑的設計。

可是，如果說，蓋裡現在是站在一個山頂上——他耗費的他的職業生涯的許多時間努力攀登這個山頂。他受到一種強烈的雄心壯志的驅動。這種雄心壯志經常隱藏在他的質樸無華的外表下面——然而，此刻，這個山頂本身在他的腳下開始崩潰。在許多重要的建築師和蓋裡在十年中成為全球名星——並且，私人和政府客戶都樂意為各種創新的建築提供資金之後，對新建築的投資仿佛一夜之間消失。

所有問題中最讓蓋裡煩惱的是，他認為是他的職業生涯的頂點的兩個建設項目被推遲。這兩個專案，一個是洛杉磯的“格蘭德大道”（Grand Avenue）混合用途開發工程；一個是紐約布魯克林的“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開發工程。
前不久，蓋裡在他的辦公室進行了一次內容廣泛的談話。在他的談話中，失望與希望交替表現出來。蓋裡說：“這兩個項目的現狀使我感到失望。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設計像這樣的項目，它們一直沒有出現。突然間，我有了這兩個項目。我為它們花費了五年的時間。然而，它們都推遲了。使我有很大的失落感。”

對於全球經濟危機的反應，蓋裡像他的許多同行一樣，被迫大幅減少雇員。他說，現在他的工作人員是一年前的一半。從廣義來看，蓋裡從設計位於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以來，他的藝術大家的設計方式，面臨越來越多的尖銳批評。
對於年輕的建築師來說，蓋裡組織他的事務所的方式和綜合新的技術的方法仍然是鼓舞人的。但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蓋裡的工作也表現了他主要是依靠容易的錢和在建築上的名聲。他們對蓋裡近來的大膽嘗試和設計的易上鏡頭的建築不感興趣。這些建築有所謂的建築名星設計的所謂的“簽名建築”（signature buildings），以及更多的生態友好設計或“向貧窮宣戰”的設計——例如在農村提供經濟適用房。另一些年輕的建築師正在超越建築事務所的明星模式，走向社會的，甚至匿名的設計創新。

這些轉變大多數是不令人吃驚的，甚至是可以預料的。這是“一代人的換崗”（a generational changing of the guard）。但蓋裡過去十年的全球聲望的範圍和信貸快速崩潰中止了建築計畫，在建築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事件。暫時，蓋裡似乎不會雇用新的人員，在他的工作室裡的設計模型，一個是巴拿馬的，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堆碼在另一個上面。這個工作室仿佛安靜下來。
並且，蓋裡受到他的最大項目的變動的明顯傷害。布魯克林開發專案最初規劃多達16幢高層建築。他一直說他自己作為一個孤獨的人才，在他的職業生涯的最初十年，由近視的開發商和缺少原則性的同事，推到了職業的邊緣。

他說，由於最近受到的挫折，他對接愛阿布達比的委託感到高興。他新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位於薩迪亞特島（Saadiyat）的一個已規劃的文化區。他對再次與前古根海姆博物館館長湯瑪斯•克倫斯（Thomas Krens）合作感到興奮。克倫斯現在是這個阿布達比開發專案的帶頭人。

蓋裡說：“最初我不願意做這個項目。我認為我不應該來這兒。它太遙遠了。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我年齡太大，難以弄懂它。然而，克倫斯說服我來到這兒。如果我不接手這個項目，我的事務所將比現在小得多。這項工作可能幫助我渡過這場經濟危機。”

在80歲的時候，蓋裡仍然渴望接受新的概念和形象，仍然表現出高度的敏感，繼續保持對更年輕的同行的競爭優勢。

雖然他說，他做了努力，不去花費太多的時間老是想著過去，或考慮沒有他，他的合作夥伴會怎能樣工作，但他不能完全驅逐那樣的想法。蓋裡承認，他擔心，沒有他，他的事務所將變成什麼，並且，他積極地為蓋裡建築事務所的未來形態考慮各式各樣的選擇。

蓋裡說：“我試圖不向後看，因為沒有有起多少作用。但當你到達我的年齡時，你會對繼承問題感到焦慮。”

他將洛杉磯介紹給世界

在某些方面，與他的大多數全球著名的同行相比，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節約預算及裁減人員問題上，蓋裡所處的地位更好。畢竟，他用非常便宜的材料，包裝了他的早期住房和商業項目。

蓋裡借鑒波普藝術家的創作手法，在設計專案中使用起波紋的金屬或硬紙板的外形，確立了他的名聲。蓋裡回憶說，在1978年，他決定友善地離開他的最大的客戶羅思公司（Rouse Co.），並且努力開始將他的工作人員從大約50名建築師削減到3名。

蓋裡說：“如果我必須做，我準備再次這樣做。現在，如果要節儉，我已做好準備。為什麼要為花哨的細節和材料花費全部的錢？你不需要它。你能用樸素的東西獲得激情。”

儘管如此，在過去的幾年，蓋裡的建築事務所沒有發生意外。蓋裡希望這個機構成為全球性的，並且他在努力走向這個目標。

在另一方面，蓋裡對目前的形勢和他的年齡做了讓步。他說，儘管已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他放棄了為自己和他的家庭在威尼斯建造一幢住房的計畫。他說，他將分割這塊地，一塊給他的在蓋裡事務所工作的兒子薩姆，另外兩塊分別給在事務所工作的年輕建築師——他的人事主管梅格漢•勞埃德（Meaghan Lloyd）和阿蘭德•德瓦拉賈（Anand Devarajan）。

蓋裡說，他和他們妻子將留在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22街的小屋裡。這是他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出名和改變設計風格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他斷絕了與他的最大的客戶羅思公司（Rouse Co.）聯繫，並且努力重新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他說，他明白，他不可能實現轉移到巴黎的長期夢想。蓋裡說：“我希望去巴黎，並且在過去許多年，我一直幻想我將去那兒生活。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實現這個願望。我認為我會留在這兒——聖莫尼卡22街。”

無論他到什麼地方，他的遺產都是安全的——特別是那些與洛杉磯有關的遺產。當然，先於他在這兒的偉大建築師——包括亨利•格林（Henry Greene）、理查•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魯道夫•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和其他的建築師。如果說這些建築師與別的地方的先鋒風格有很強的聯繫，將世界帶給洛杉磯，那麼，蓋裡所做的是相反的事。通過設計幾個立足於幾個大陸的、結合本地美學的、風格獨特的項目，他將洛杉磯介紹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