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2010
“美國建築時代”鎖上它的大門@Arch
美國建築的一個有活力的時代——藝術博物館、音樂廳和表演藝術中心大量出現,在過去的10年中改變了美國的城市的面貌。但目前,這個時代正式結束。
從“城市美化運動”到“後冷戰”建築
很多人可能參觀過最近開放的達拉斯的壯觀的新的表演藝術中心,它被作為在困難時期民眾信心的可喜跡象。但它也是一個結束的信號。
美國建築的一個有活力的時代——藝術博物館、音樂廳和表演藝術中心大量出現,在過去的10年中改變了美國的城市的面貌。但目前,這個時代正式結束。資金枯竭,誰知道是否還會出現類似的繁榮。
一些人是感到興奮的。多年來,批評家反對這些文化設施,稱它們為無益的、虛榮的表現,是一種有害的建築自大狂和財富的炫耀,破壞了美國城市的面貌。他們說,為什麼要建造這些高檔的建築物?把錢花在更有用的方面——例如教育事業,難道不更好?
然後,當這些項目最後塵埃落定,在新的世紀誕生之際,開始出現的的是美國文化價值的更複雜的形象。形式上的令人眩目的東西,在一個政府收入和私人收入減少的年代,掩飾了城市和建築師創造受到讚揚的公共空間的努力。按照他們的雄心壯志,他們努力重新思考兩個龐大的城市規劃行動,形成美國城市的特性和文化的特性。
這些活動中最有影響的是19世紀後期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這個運動發生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後,是最新的有信心的、上升的美國的表現。
建築的同質性(homogeneity)帶有它的古典的外觀,它們一般整齊地圍繞公園排列,反映了在“南北戰爭”之後,渴望創造一種國家統一的象徵語言。一些城市——例如華盛頓、克利夫蘭、丹佛和底特律相互競爭,這個運動使美國首次出現了整齊劃一的城市規劃。
“冷戰”時期,這個運動在紐約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華盛頓的“甘迺迪中心”(Kennedy Center)、“洛杉磯音樂中心”(Los Angeles Music Center)恢復。這些龐大的文化設施與它們周圍的街區隔絕,不僅反映了它們的時代的“白板規劃”(tabula rasa planning)觀點,而且它們全都運用了現代風格與帝國風格的混合手法和主題, 並且描繪了美國的根植於古典理想中的進步想像。
我懷疑,許多批評近年的折衷主義的人失去了以前兩個時期表現出來的自信。最有可能的是,他們也喜歡那些建築的同質性。畢竟,問題是多方面的,既允許豐富的想像失敗,也允許出現讓人吃驚的天才的作品。當藝術家失敗的時候,你可能忽視他們的作品。當建築師失敗的時候,你每天早晨經過建築物去喝咖啡,都會揮動你的拳頭。(密爾沃基和丹佛藝術博物館出現在腦海中)
然而,這個時期產生了強大的動力,去創造“後冷戰”(post-cold-war)美國城市的新模式。這類建築物中最突出的是芝加哥的“千年公園”(Millennium Park)。這是一個有點傳統設計的文化建築,坐落在一個廢棄的鐵路場站上面。這個公園建成於2004年,幾乎每天都擠滿了上班族和遊客。多年來,感覺它已成為這個城市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千年公園”的不尋常的影響力,來自對立的建築構思之間的“共生關係”。這種對立的建築構思,就是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的粗獷的鋼結構建築“普里茲克露天音樂廳”(Pritzker Pavilion)和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的玻璃-鋼材建築物“芝加哥藝術學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這兩幢建築物相對而立,一個狂放不羈;一個文靜典雅。並且,它們與“千年公園”一起,成為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早期的辦公樓和八十年代的高樓的配合失當的城市建築作品。
“同質性”基礎上的“異質性”
在邁阿密的一個文化區——這個惟一的仍然處於規劃階段的文化區,由於在多年前就安排了資金,看來要繼續建設。它將採用類似的折衷方案。這個項目將利用靠近比斯坎灣的一個30英畝的垃圾填埋場建設。旁邊曾經是邁阿密主要商業街道。一片呈波浪形的沙丘,阻斷了指向商業大街的視線,並且使這個地區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成為犯罪熱點。這片沙丘將被移走。新的科學和藝術博物館將建造在公園的旁邊。
與芝加哥一樣,這裡的建築物將顯示對比的建築風格,它們通過一個廣場相互對比。由格雷姆肖建築事務所(Grimshaw Architects)設計的科學博物館,輪廓全是曲線的;由赫爾佐格-德梅隆建築事務所(Herzog & de Meuron)設計的藝術博物館,從一個混凝土基座上升起,類似“冷戰”時代的表演藝術中心——進行外科手術般的改造,然後被環繞的公園淹沒。
芝加哥和邁阿密的發展,反映了在這個千年開始建築思想的演變,不僅喜歡“同質性”基礎上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而且尋求表現界定一個歷史性城市的價值的衝突,而不是阻止這種行動。同時,它們小心地交織圍繞它們的城市構造。
但它們的成功與對環境的處理、建築物的規模和建築的品質有關。“千年公園”和邁阿密的文化區都接近相對富有的、有歷史意義的城區。並且兩個建築項目都不是很大。
當一個藝術區沒有規劃好時,原因經常在它所在地的社會歷史中找到。特別是在公路建設的後期和貧民窟清理戰略(在艾森豪時代達到了它們的頂點)的後期,問題不僅是怎樣創造有生氣的公共空間,而且是怎樣修補有數十年的社會的、種族的和經濟的傷痕。
這種情況在達拉斯特別突出。在這裡,高速公路從北面和東面接近藝術區。這些高速公路,是用來自1956年的“國家州際公路和防衛公路法案”的資金建設的。這些公路密佈美國,威脅繁榮的非洲裔美國人社區和拉美裔美國人社區,切斷了它們與城市中心的聯繫。
到規劃機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宣佈建設一個新的藝術區的第一個計畫的時候,這些地方大多數都變成了空曠的荒地、工廠的廠房和角落酒巴。規劃師設想一個沿著一個68英畝的場地的文化機構區。這個場地從沿著一條有行道樹的大街的“藝術博物館”旁邊突出來。
效果可能是糟糕的。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歌劇院的巨大的鋼鐵屋頂,與旁邊的由布拉德•克洛普菲爾(Brad Cloepfil)設計立體派建築“表演和視覺藝術中學”,有一種令人愉快的、幾乎是柔情的關係。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的和約書亞•普林斯-雷默斯(Joshua Prince-Ramus)的冷色的和陰沉的劇院大樓,在街道的對面。相比之下,這是對“視覺雜訊”的一種大膽的拒絕。許多“視覺雜訊”可能發生在一個明星建築師被雇用去設計一幢文化大廈的時候。
而且,新的建築物舒適地坐落在較老的建築物旁邊,例如在貝聿明(I.M. Pei)設計的音樂廳在愛德華•拉華比•巴恩斯(Edward Larrabee Barnes)設計的藝術博物館的旁邊,擴展幾代建築師的對話,也對比了建築哲學。
爭論留給未來解決
規劃者可能不容易克服的東西是破壞建築的規模和打破舊的障礙的阻力。在達拉斯的這個計畫被公佈之後近30年,大多數商務場地仍然是空的。並且有關部門繼續將這塊“文化飛地” 與附近的社區分隔開來。
沒有更好的規劃,說明這裡的情況比洛杉磯的“城區藝術區”更緊張。洛杉磯的“城區藝術區”於上個世紀50年代構想為緊靠拉丁裔街區的一個“精英文化堡壘”。為了建設這個藝術區,市政領導人批准拆除由兩層的維多利亞時代住房組成的、陳舊的居民街區。
“洛杉磯音樂中心”完工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這幢建築是孤立的。它建造在“林肯中心”風格的混凝土基座上。大約部分在同時代建成的“哈伯高速公路”(Harbor Freeway),從城市的西面切斷了“洛杉磯音樂中心”的場地與市區的直接聯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由於公司大樓和廣場的建立,這個區域的隔離進一步加強。公司大樓和廣場對佔有舊的歷史性通道的拉丁社區形成障礙。
“迪士尼音樂廳”(Walt Disney Concert Hall)完成於6年前,是扭轉這種趨勢最初的認真努力。建築師弗蘭克•蓋裡費了很大的力氣,使他設計的這幢建築物與圍繞它的城市融合。包住建築物的反光的不銹鋼帶,沿著格蘭德路,增加了建築物的吸引力。誘惑路人進入“迪士尼音樂廳”。在正上方,建築物的表面膨脹與隔壁的“桃樂西•錢德勒帳篷劇場”(Dorothy Chandler Pavilion)回應,增加了這幢舊的建築物的魅力。
但如果弗蘭克•蓋裡的創造物給這條街道帶來了即刻的活力,它也顯示了建築作為社會康復的代理人的限度。正當建築物在上升的時候,蓋裡和其他遊說的人難以打破將大街與其餘的城區隔離開來的障礙。
許多解決辦法是顯而易見的。蓋裡拿出一個簡潔的設計,將音樂廳的廣場降到大街的平面以下。市政領導設想一個公園,從音樂廳的基座向東擴展,向下方延伸到市政廳,將藝術區和鬧市區的核心連接起來。到目前為止,這些計畫都沒有結果,並且,正如在達拉斯一樣,在數十年前清理出來的大量場地,繼續沒有開發。
最後,在達拉斯和洛杉磯的失敗,更多的創造自由、建築物的品質和總體規劃,或甚至一個藝術區的基本概念等因素,比其與規模和環境等因素的關係要小一些。它們反映了那些想拆毀舊的障礙的人和那些僅僅想用新的建築取代舊的建築的人的長期爭論。這種爭論將留給未來解決。
圖片說明:
圖1.“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發生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後。它是首次通過建築,創造國家文化的同一性。
圖2.華盛頓的“國家大草坪”(The National Mall),是“城市美化運動”的一部分。它的典型特色是經典建築沿著公園排列。
圖3.“冷戰”時代在美國產生了它自己的同質性建築。紐約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是這個運動中的明星。
圖4.“桃樂西•錢德勒帳篷劇場”(Dorothy Chandler Pavilion)是“洛杉磯音樂中心”(Los Angeles Music Center)的一部分,是“冷戰”年代建築的又一個例子。
圖5.新千年建築,突出的有在洛杉磯由弗蘭克•蓋裡設計的“迪士尼音樂廳”(Walt Disney Concert Hall),緊鄰的“桃樂西•錢德勒帳篷劇場”,它們拒絕同質性(homogeneity)和早期的古典風格。
圖6.一條人行道連接“千年公園”(Millennium Park)和由倫佐•皮亞諾設計的“芝加哥藝術學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圖7.在“千年公園”,與“芝加哥藝術學院”相對的是弗蘭克•蓋裡設計的粗獷的鋼結構建築“普里茲克露天音樂廳”(Pritzker Pavilion)。
圖8在達拉斯,由諾曼•福斯特設計的歌劇院,右邊是最近開放的“AT&T表演藝術中心”的一部分。它們都是有活力的美國建築運動的最後的項目。
圖9.由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和約書亞•普林斯-雷默斯(Joshua Prince-Ramus)設計的一個劇院,也是達拉斯表演藝術綜合設施的一部分。
圖10.在邁阿密,由赫爾佐格-德梅隆設計的一個藝術博物館,仍處於計畫階段。它的設計風格類似“冷戰”時代的建築。
圖11.赫爾佐格-德梅隆設計的藝術博物館的對面,將是格雷姆肖建築事務所(Grimshaw Architects)設計的一個有曲線的科學博物館。
原作者尼古拉•奧羅梭夫(Nicolai Ouroussoff)為《紐約時報》建築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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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 /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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