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溫•希思科特：貝聿銘—我是個西方建築師@People

蘇州博物館

杜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Islamic Art)

巴黎盧浮宮金字塔

作者：愛德溫•希思科特（Edwin Heathcote ）

貝聿銘：我是西方建築師

年屆92歲的貝聿銘(IM Pei)被尊為當世碩果僅存的現代主義大師之一。作為英國聲望最高的建築獎項——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IBA)金質獎章——的獲得者，貝聿銘是無可爭議、眾望所歸的人選。該學會於本月早些時候向他頒發了這一獎章。貝聿銘新近作品所展現的幾何空間特徵，似乎連最挑剔的評論家也得心服口服，包括那些最近還懷疑他商業味道十足的人士。但若說現在看來貝聿銘的一生好像是由一長串輕而易舉就享譽國際的傑作連綴而成的，卻不見得。

　　在波士頓建造甘迺迪圖書館（John F Kennedy Library & Museum，於1979年開放）是段痛苦的經歷，非但當地民眾反對，成本也遭到了削減。在同一城市的約翰漢考克大樓（John Hancock Tower，1976年）代表著硬紙板和玻璃鑲嵌工藝陷入困境的時期，當時窗玻璃被木板擋了起來，以防掉落砸到路人。最著名的是，盧浮宮金字塔（Louvre pyramids，1988年）招致保守的巴黎人的痛斥，他們疾呼，美國人要破壞巴黎神聖的標誌性建築。

　　如今這一切都已被拋在腦後。盧浮宮金字塔已成為當代巴黎的象徵之一，正如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一樣。貝聿銘不僅憑近期作品挽回了名聲，而且更上了一層樓。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完成的兩件作品：透出寧謐氣息的杜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Islamic Art)，以及在貝聿銘的祖國興建的、被廣為稱讚融合了東西方色彩的蘇州博物館。很難說清，是貝聿銘十分善於順應潮流而改變，還是潮流在緊跟著他而改變。
• 此刻，貝聿銘坐在我對面喝著英式奶茶，風度翩翩，衣著考究。他極力想讓人滿意，絕非傲慢自大的“古板建築師”的形象。我們在倫敦的文華東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 Hotel)見面簡直是理所當然的，這家酒店融合了濃郁的皇家古典風格和奢華的東方變異色彩。貝聿銘身著剪裁合體的灰色西裝，袖子下端露出帶褶皺的法式襯衫袖口。他臉上沒什麼皺紋，但有老人斑，架著一副獨具一格的圓框眼鏡，這一小處模仿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打扮讓他的臉顯得嚴肅。

　　貝聿銘當年在哈佛就讀，師從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格羅皮烏斯是包豪斯(Bauhaus)流派的創始人，或許也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教師。曾是格羅皮烏斯合夥人、建造了惠特尼博物館(Whitney Museum)和紐約聯合國大樓(UN Building)的匈牙利建築師馬賽爾•布魯爾(Marcel Breuer)，則是貝聿銘的好友。這兩位現在看來幾乎是神話般的人物，貝聿銘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呢？

　　“很多，”他回答道，“格羅皮烏斯非常嚴格，但也是個極好的老師。布魯爾和我則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們幾度同遊歐洲，一起航行——航行是相互瞭解的極好的方法。”說到這裡，貝聿銘的眼中幾乎籠上了一層薄霧。

　　當我問起他是怎麼到美國的，他又提到了船。“我是1935年到美國的，去了三藩市。我坐船從中國出發。當時我甚至不會講英語，我能讀懂一點，或許也會寫一點，就是這樣。船走了17天，我就跟船上的乘務員學說英語。”

　　四分之三世紀過去了，貝聿銘的英語依然帶著口音，偶爾還會冒出語法錯誤。但他說話和舉止就像他的衣著一樣優雅。事實上，在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這位拒絕教書和創立理論的建築師是不合潮流的。他把商業和文化兩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無縫，讓其他建築師感到了懷疑。他是怎麼把商業與建築藝術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築的藝術方面對我來說是天生的，”他一點都不假裝謙虛地說道，“我母親是藝術家，詩人。商業方面則是後天的（他父親是一個銀行家）。出了學校後，我在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工作，我在那裡學到了建築的商務方面。如今這兩種工作我都能輕鬆應對。”

　　從1948年到1955年期間，貝聿銘投效作風張揚、嗜抽雪茄的紐約開發商威廉•傑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設計出了許多令人難忘的作品。貝聿銘曾說過：“偉大的藝術家需要偉大的客戶。”在職業生涯後期，他幾乎一手締造了達拉斯市區的當前風貌，在那裡設計了規模宏大的市政廳（1978年）等建築。當我提起我最近去過那裡時，他問我：“亨利•摩爾的雕像還在那兒嗎？你知道，我幫助促成了這件事——我去了Much Hadham（位於英國赫特福德郡的一個村莊，是摩爾當年的居住地，如今設有亨利•摩爾基金會）。”

　　貝聿銘設計的一組摩天大樓和造型怪異的巴羅克式莫頓梅爾森交響樂中心(Morton H Meyerson)等建築，使得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把達拉斯比作“平庸的震源地”。對此，貝聿銘的自我辯護顯出一貫的冷淡：“在達拉斯，我是為人設計，而不是為地方。他們很多人來自紐約。它不像休斯頓這樣的石油城市，它更像東海岸。達拉斯其實與紐約沒什麼不同。”

　　在採訪中，貝聿銘只有兩次顯得被難住了。第一次是我問他有關戰時服役的事情，當時他加入了國防研究委員會(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Committee)，對此他說，“學習的是轟炸和摧毀，而非建設”。第二次是我把話題引回甘迺迪圖書館的時候。“建這座圖書館十分艱難，”他說道。“傑姬和博比•甘迺迪向我們提了出來（那是在1963年約翰•甘迺迪遇刺的一年後），他是個英雄。”據報導，傑姬•甘迺迪曾說，選擇貝聿銘，“其實是從感情上作出的決定。他（貝聿銘）非常有前途，就像傑克一樣。他們同年出生。我想，與他共同做出一個壯舉，會很有意思。”然而，這個項目非但不是一次壯舉，而且始終難以順利推進，捲入了當地的政治活動之中，並且屢經修改。不過，與困擾盧浮宮金字塔項目的政治活動相比，這算不了什麼。
在建造波士頓的甘迺迪圖書館時，原計劃是要修建一座玻璃金字塔。我不由懷疑，是不是這一設想後來被用在了盧浮宮金字塔？

　　“要讓法國人接受金字塔，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他們以為我們打算引進一座埃及金字塔。後來我指出，他們的方尖碑也來自埃及，而且拐角處就有金字塔廣場(Place des Pyramides)。然後他們就接受了。不過，盧浮宮金字塔只露出了尖端。你不能在地面上建任何東西，因為它是這樣一個歷史景點，它是一座巨大的建築，由很多館組成。除了在地下建造之外，別無選擇。然而，如果你要在地下建，就必須有東西值得看。金字塔和噴泉在說，‘來吧，我們有很多東西要向你展示。’”

　　法國建築公司Grands Travaux的艾米利•比亞斯尼(Emile Biasini)認為，貝聿銘是負責這項工作的理想人選，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瞭解古代文明”，而作為一個美國人，“他能夠鑒賞現代”。我問貝聿銘：在美國度過了75年後，他還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嗎？“我從來不忘中國，”他立刻回答，“我的家族在那裡居住了600年。但我的建築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都沒有有意識地中國化。我是個西方建築師。”

　　作為一位自稱的“西方建築師”以及一位元注重實現企業目標的建築師，貝聿銘最傑出的建築作品，無疑是他在退休後完成的兩件非西方式的佳作。蘇州博物館讓人想起佛教寺廟的木架構和寧靜平和的氣氛；杜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所採用的巨大石塊，則是介於古埃及、拜占庭和現代巴格達之間的風格。後者是想借助一種非西方文化，形成一種新語言的嘗試嗎？“我想，你可以把它叫做處於中間的某種東西，一座‘東方-中間的”建築。”貝聿銘笑了起來——這種孩子式的哈哈大笑，奇異地沖淡了他身上的老態。

　　貝聿銘最優秀的建築都帶著沉迷於幾何構造的特徵，它們屬於當代最震撼人心的建築之列。他依然工作不輟：新項目包括在日本Miho建一所學校和一座神廟。但從最壞的方面來說，他的建築體現了現代主義妄自尊大的一切缺點。從香港中銀大廈(Bank of China Tower)，到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作品跨立在地表上——這兩個十年是現代主義處於最低谷的時期。

　　貝聿銘是一度被指責破壞城市景觀的那代建築師中依然健在的一員，但他現在以新一批作品贏得了稱讚，這些作品似乎突然再度流行了起來。他的建築看起來似乎真的越來越優秀，對一位出生於俄國革命前的建築師來說，這真是不同尋常。
@Source from: 作者：愛德溫·希思科特（Edwin Heathcote ），作/楊遠,譯 來源：金融時報 2010年05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