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逐漸躍上國際舞台的小島，有多少故事是妳我不曾知曉的曾經； 風光國際的背後，是一群默默努力的電影工作者想說給您聽的故事， 這次，帶妳一探這片屬於台灣電影的驕傲。
身為一個廣受世界影迷認可的國際大導演，雖然有台灣媒體稱他為「台灣之光」，但其實不可否認的是，李安在以《理性與感性》確認了其好萊塢A級導演地位之後，就不斷面臨外界對他身份認同上的矛盾。台灣人覺得他受美國電影教育，拍美國電影，作品貼近美國觀眾的口味，不能算台灣導演；美國人卻認為他生於台灣、長於台灣，雖然用美國的技術，電影卻全是說著中國文化的事，骨子裡該是不折不扣的華人導演，沒人將他當美國人看，《臥虎藏龍》參賽那年的奧斯卡，該是個心照不宣的證明。
但是李安自己內心想法倒比大多數人清楚：他是來自台灣的導演，內在裡根深柢固流著中華文化的血液，用華人的觀點在拍電影。他沒有成為美國公民，頻繁回台參與電影相關活動，並且從不諱言在台灣生長過程裡，父親和環境對他大部分創作的畢生影響。 李安本身的背景是個複雜案例，他的成功也象徵許多複雜的意義。
他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佳例證，用西方科技的技術，拍東方情感的電影，最後達成一個普世都容易接受的結果。海明威曾說：「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李安的童年當然不必不幸，但創作人永遠逃不開他所生長的土地。即使去到了天涯海角，李安都是台灣出去的導演，在世界各個角落傳達這塊土地為他孕育的故事。
台灣新電影的代名詞--侯孝賢
台灣電影有侯孝賢，就像美國電影有奧森威爾斯一樣，一個好導演的作品，有時能夠總結一個文化的氣質，一個年代的氣味。首先帶台灣電影走向國際的導演，是侯孝賢；從過去到現在的幾十年間，對於世界各地無數影迷來說，侯孝賢就是台灣電影的代名詞。
的確，想起侯孝賢的電影就好像想起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純屬於台灣的年代，紀錄著堅毅刻苦的人民百姓。「不要做跟別人一樣的東西。」一句簡單的哲學，造就了一個台灣的電影大師。細究侯孝賢著名的「長鏡頭」影像風格的源頭，一方面是考慮到他的電影哲學所希望達成的記錄性質，固加大景深，讓鏡頭在後沈默觀望；另一方面是非專業演員在技術上的限制，長鏡頭的遠距離幫助他們自然化的表演能夠充分發揮。
同時，侯孝賢不喜歡太多剪接，而以自然轉景的方式取代，「空間感」是侯孝賢電影中的重要元素。有人拿侯孝賢對比於日本的小津安二郎，比得了他們觀察世界的方式，比得了他們影像的風格，但卻比不了他們彼此對自身文化的濃郁情感。世界各地有無數學術論文在談論侯孝賢的電影美學，有無數影迷在鑽研侯孝賢的電影。因為侯孝賢，台灣土地的風光讓別人看到了，台灣人民的氣質讓別人感受到了，台灣走過的艱辛歷史讓別人注意到了。於是我們更加明白，電影藝術可以不只是娛樂，不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它還可能傳述一個文化、記錄一個時代、保存一種情感。
絕對台灣--蔡明亮 儘管他實際上出生於馬來西亞，20歲才來台灣，但不會有人懷疑蔡明亮是台灣導演；儘管作品內容艱澀難解，但也不會有人懷疑蔡明亮拍的絕對是台灣電影。他在電影方面的創作才能在1993年以《青少年哪叱》爆發出來，原因是蔡明亮無意間在一家電動玩具店遇到來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表演訓練的李康生，他成為蔡明亮重要的靈感來源，不僅《青》一片的腳本是為李康生量身打造，日後所謂「蔡氏風格」，也是兩人在一部部電影的合作中建立的。
蔡明亮的電影向來以難以解讀著稱，但他的作品真的無解嗎？我們不妨這樣看，蔡明亮在成年之後才來到台灣，因此他沒有一般台灣民眾歷史或文化上的包袱，他的工作性質與洞察力又使得他能深入觀察台灣社會的各種面向，因此影片的元素全然是本土的，但是他組織這些元素的方式卻更百無禁忌。
《天邊一朵雲》探討的是無所不在的情慾，他的長鏡頭讓情慾穿透了政治符號（蔣公銅像），不同類型感官（那顆西瓜刺激了我們不少想像），以及語言（全片只有一句對白）。即使是無法完全進入劇情的觀眾，仍然可以隱約感受到他的長鏡頭如何剝除這些「本土元素」在我們思維中原有的框架與重量，重新被結構為形而上的意含。
台灣女性導演的耕耘典範--張艾嘉
台灣電影數十年，女性導演能夠走向國際的，僅有一個張艾嘉。從影逾三十年，從《最愛》、《黃色故事》、《少女小漁》、《新同居時代》到《心動》，張艾嘉的電影總有股獨特的小品氣味，讓觀眾溫暖在心底。除了在金馬獎、亞太影展的亮眼成績，張艾嘉在國際上亦有相當的聲譽。倫敦電影節及多倫多電影節分別於1989年及1992年都曾舉辦「張艾嘉電影回顧展」，柏林影展亦曾邀請她做評審。1997年她參與演出的一部加拿大與法國合作投資的電影《紅色小提琴》，是她以一個亞洲女演員之姿走入國際的最大一步，這部片獲得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然而，什麼獎、什麼外在的成績，都不該是談張艾嘉時的重點。看她的電影，看她的人生，我們看到一個台灣女性電影從業人員的努力不懈精神、長時間鍥而不捨的耕耘，給我們最難能可貴的啟發。
@黃允中+美麗佳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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