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時，有人注意到庫哈斯所演示的關於世界格局的幻燈片中美國被搽除了。庫哈斯承認他是故意的。「美國確實有一些影響力，但還不至於影響世界地圖。我的暗示是——美國現在已經發展成以自我為中心的狀態，連問題也不願意讓人去揭露和討論。可以設想一種情況——如果全球沒有美國，那我們生活該是何等自由。首先歐洲不會想到組成歐盟，於是世界會越分越小。當然，中國也會過得舒適一些。」
「至於中國，如果走下去，越來越接近美國，前途一定很暗淡。」他補充。
建築中的社會能量
——「青浦新城大師講壇」演講實錄
雷姆·庫哈斯
我想通過前三年我在中國的工作來表達我對中國和世界關係的評判。當然這其中CCTV最受大家關注的，但在這個工作之前我們對中國理解的程度讓我們開始思考到底這種建築類型在國際能量中如何轉換？在中國，高層建築是否呈現一面倒的發展規律？於是，我們開始研究中國對這種特有尺度實踐的完成和理論的探討。
翻 譯
隨著經濟的發展，高層建築的發生的時間段和發生的性質呈現從美洲到歐洲、再到亞洲的趨勢；隨著經濟投資的加大，高層建築基本上也呈現越來越密、越來越高端的墮落發展軌跡。對於我來說，來中國設計高層建築除了蓋房子，其實也是一個探討的過程。探討的不單是經濟問題，也可能是一個政治問題。
當時，我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參加世貿中心重建方案的競賽，另一個是設計中國CCTV。我覺得CCTV項目從概念上來說，其實是一個翻譯的過程——將高層建築現象翻譯成可以適合中國媒體使用的形式；把我之前的設計尺度翻譯成可以適應CCTV的尺度。CCTV為我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翻譯的可能性。我第一輪CCTV的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創造形象的方式翻譯了一個物件——一個大體量的建築。顯然這個翻譯是有問題的，因為沒有研究建築的很多問題，只是用一個雕塑甚至是浮雕的藝術狀態來表達建築。這個方案受到了很多批評，因為它沒有把建築的更多深度表達出來,沒有把建築狀態表現出來。在這個方案模型接受評標的幾個小時後，我們在北京找了一家模型公司。在那，我們將我們對中國所有在語言和操作層面上能感知到和理解到的內容融入了新的創造。於是，一個完全中國式的模型產生了。為了讓很多中國領導看見這個模型，我們開了一輛卡車裝著這個模型在北京晃了好幾天。
大家都知道CCTV可能在國內是非常有爭議的項目，同時我們從事的也是非常有爭議的工作。然而我們驚訝地發現在整個項目操作過程當中，來自西方的政治爭議遠遠大於來自中國的，爭議的焦點是：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影響力日益增強的背景下，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築事務是否應該介入其中？在CCTV開工慶典那天，有人替我拍了一張照片。現在，這個照片成為我特別喜歡的一張，正是因為這張照片出現一張歐洲報紙上，我們失去了一個法國項目的入圍權。
在這種全球經濟和地域政治的影響下，世界上其它地域的政治導向和中國經濟強勢上升的對立是每一個國際建築師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就是說，你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設計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對人類都有好處的項目，比如說醫院、學校；另一種是設計那些代表特定政治氛圍的媒體建築。目前在全球除了經濟一體化，地域、政治也呈現一體化，這是建築師必須直面的事實。
在整個CCTV的工作中，我一直在翻譯。這個翻譯，除了建築概念、工作方法上的翻譯，一般語言的翻譯，更重要是在每一個技術難關都要經過大量的技術和討價還價的翻譯，都要經過經過多人次、反覆翻譯的過程。
兩張面孔和無數張面孔
對於CCTV，一直有很多爭議。對於形象上的爭議，我沒有太多反應。我關注的是——城市生活狀態的討論。比如說，當時CCTV用地佔據了北京CBD的四個街區，政府希望CCTV是那種校園式的建築——四面圍牆圍著。但我們希望把整個城市打通，把街區還原,納入更多的城市狀態。這其中我們遇到的難度是不可想像的，但幸運的是目前我們已經說服了很多方面承認和接受這個事實；
又如，在規劃中場地左邊是一塊大綠地，但我們希望在街區引進後，那裡成為一個媒體公園,形成大量人群和媒體之間的互相激勵；
還有，在設計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技術問題，如何把各個群體串聯起來？在過去，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CCTV通過技術將城市公共交往一路拉升到天空。這一想法的實現需要非常強的技術，但如果技術帶來的回報是整個公共交流體系的延展，那它不僅對中國有意義而且對世界都有意義的。
整個工作過程基本上是說服甲方接受許多條件的過程，同時也是技術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目前的技術所能夠完成的空間被真正挖掘了出來。就是說，CCTV為技術、文化領域提供了多種挑戰極限的可能性。
這其中我要講一件事，在CCTV接受地震模擬實驗時，我們所有研究人員在縮小模型前拍了張照片，照片中一群西方人只有兩張中國面孔，這就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人口比例。而另一方面，真正在做事的，真正讓這個事情發生的卻是大量的中國工人。究竟什麼才是影響世界的真正力量？顯然不是後者。
但好消息是，我相信通過整個建造的過程，人口比例將會發生變化。這也是整個CCTV工作過程當中對所有技術難題的解決和任何一個技術問題重新修改的目的。
兩 難
我對中國的興趣，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不只集中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更是集中在中國當代政治能量和當代社會狀態上。在我看來，CCTV是未來的歷史，是未來歷史的創造。隨著對中國未來歷史興趣的與日俱增，我們參與了其它一些更有政治色彩的項目，比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我們都知道，這個建築的設計師是張永和先生的父親。我們非常喜歡這個建築，因此我們的改建思想是將原來的建築作為一個模具,在維持「模具」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使用功能。對於我們的這個方案，如果被全盤接受，我會很高興；如果被全盤否定，我同樣很高興，因為全盤否定標誌著建築圈能量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不管如何，我歡迎任何針對我的討論。我不歡迎的是——沒有經過討論的接受或否定。
這個建築其實代表了中國解放後最美好的一段建築時期，而現在同樣是一段好時光。將這兩段建築時期搭接在一個項目中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它將我們帶入了現代和傳統的歷史關係，當代人和中國的關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化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對於它們之間的關聯，在中國沒有人討論，在西方沒有聽眾。
在整個全球化的背景下看待歷史，我們的關注點不應放在歷史審美情緒、歷史形式的質量上，而應放在歷史的價值觀對現代生活作用上。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一直要追溯到我們對歷史的情結和對歷史保護現象研究。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和發生在法國的大革命是影響我們歷史保護體系和知識體系的重要事件。在對歷史保護的條例的設置中，這二個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對歷史保護的需求其實是一種現代行為。
這種保護，現在看起來非常可笑。一開始條例提出保護一個紀念物；隨著時間的推移，保護範圍越來越大，最後擴展成到經濟和政治勢力都控制不了的範圍；隨著保護範圍的擴大，保護的時間段也在逐步縮小：1882年，條例規定要保護200年前的東西；而現在的情況是——今天過完就要保護明天的了。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去想哪些東西更有價值，值得我們去保護。
現在西方的保護理論已經呈現越來越多的問題，建築師基本上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中國學術界緊隨這個潮流，將來中國面臨的可能是保護變成一種失去情結。現在，中國正面臨抉擇：是停留在一種懷舊的情結中？還是運用嚴謹的科學判斷方式？
除了剛才說的二個發展趨勢以外，其實在歷史上，還有兩種不同的學說：
一個是主張純正的正統性；另一個則希望恢復歷史的榮耀來展示歷史的價值。舉例來說，如果對羅馬的某個時期非常喜歡，那就要把其它時期的痕跡抹去來恢復原來的尊嚴。
無論持有以上哪種觀點來觀察北京，都會非常奇怪：一方面，如果要保護歷史現狀，具有可認知深度的歷史信息已經太少了；如果要保護恢復，研究不可知歷史狀態的工作又太多了。我認為，中國應該把具有影響力、多種可能性的歷史價值綜合考慮，達到具有數據化、統計化的保護管理。
前一段時間我對上海的城市空間體系和2010世博會做了一些研究。總的來說我對上海的印象是，目前上海正在用一種非常集中化的管理體系來達到城市分解的目的，這個過程本身會對城市產生什麼樣效應呢？我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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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磯崎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日益濃厚。2年前，他在青浦朱家角的演講中探討了20世紀初日本對於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影響；此次，他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他個人設計思想的影響。
漢字和數字化
——「青浦新城大師講壇」演講實錄
磯崎新
我的中文名字叫「磯崎新」，我的英文名字叫Isozaki，這兩個名字讓我變成了兩個人。
漢字從12世紀時候開始進入日本，進而影響了越南，以及其它亞洲地區。漢文化圈內的國家用一樣的文字，儘管發音不一樣，但用書面文字一樣可以溝通。我本人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新中國成立時，我在上大學，因此我學的中國漢字是傳統漢字。當時恰逢現代建築開始進入日本，於是我開始接受現代建築教育。
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說的中國文化和我以前學習到的中國文化並不相同。在日本，我所學的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其實是歐洲對於中國文化的理解：殖民文化、歐洲文化、中國近代文化的混合體。但漸漸我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對我的影響並非如此。
「耀」
我的認識始於一個漢字——「耀」。一張白紙上只有一個「耀」字，偌大的「耀」是唯一的人工物，空白之處是一望無邊的自然，自然和人工結合得如此微妙，同時演變出不同的深遠思想。左邊是「光」，右上方是「羽」，右下方是「佳」，不同意義的漢字組成了一個另具他意的字。
這常常讓我想起我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個作品，那同樣也是一個文字，一個符號，一個巨大的「？」。作品是一個高爾夫會所，建造於上世紀73年到74年之間。從高空看，整個作品呈現為巨大的「？」。為什麼是「？」？當時高爾夫運動在日本非常盛行，我本人不打高爾夫，也不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喜歡這種運動，於是我就非常直觀地做了一個問號。
隨後我設計了一個青少年人文科技館，場地一面對著大海，另一面朝向市區。因此，在我的設計中，建築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兩面。兩面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形成了嶄新的建築，這與漢文的構成同出一轍。
之後，我慢慢意識到中文對我的影響其實早已滲入我的設計思想。在學生時期，我曾設計過未來城市——將未來、過去、現在混合在一起，挖掘出對現代的思考，恰如漢字的組成。
圓、方、「十」
馬洛維奇的代表作出現在1915年俄國聖彼得堡的一次展覽中，作品名叫「黑色正方形」。但我將它理解成漢字：從最簡單的黑色正方形開始，漸漸組合演變成不同其它的圖案。這個過程就像翻閱中文字典——看著一個字從最簡單的結構開始漸漸演變成最複雜的字。而我也開始嘗試性地將圓、方、「十」字——馬洛維奇作品中3個基本元素應用到一些作品中。
「心」與「樹」
中央美術學院新美術館是我的最新作品。在設計時，我畫了無數張草圖，當我畫到最後一張時，猛然發現建築中心呈現一個隱約的「心」。
這讓我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一個作品。我受邀為一個藝術中心設計入口。在設計中，運用了樹的元素。
無獨與偶，「樹」再一次出現在我的另一個作品中——深圳文化中心。建築的兩個入口大廳均採用了樹狀結構，一棵叫「金樹」，另一棵叫「銀樹」。
讓我們再次回到過去。1915年高迪先生在聖家教堂中使用了樹狀結構。因為種種因素，他的實驗進行到一半就終止了。100年後，我進行了同樣的嘗試。在計算機的幫忙，我們終於可以確認樹形結構的合理性。
我的設計生涯可以分為兩部分：前20年用手繪來決定很多建築形體；之後20年通過計算機來決定建築形體——將具體要求輸入計算機，計算機會自動生成結構最合理的造型。
天 書
對於我設計的正大喜馬拉雅藝術中心，確實有一些爭議。但我認為我的設計並非對漢字形式上理解的引用。建築是一個復合設施，如何將各種功能通過特定手段表現出來是很多建築師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個建築用了「喜馬拉雅」這個名字，如果用喜馬拉雅的形象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可以，但會是比較極端的但常用的解決辦法，我不希望用如此特殊的方法來解決建築形式這樣的問題。我想，針對這樣的大體量的東西還不如把它裡面所有的功能就這樣展現出來。在中間我也用了許冰的文字——天書，許冰的文字是一種創新——看上去是漢字但又並非漢字。它們是沒有含義的漢字，但同時讓不具備含義的東西成為有含義的東西，這種過程或者思維方式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
分 裂
漢字可以由不同的漢字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新的不同含義的漢字。建築也是如此，把不同的功能用不同的語言表現出來，最後形成的是一個不同的、具有新含義的建築。
人同樣如此。在我內心中存在著分裂，或者是雙重人格，但我認為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我們處於現代與傳統中，東方和西方中，中國和日本中，我們每個人肩負著各種各樣的、對立的、不同的狀態，我把我的分裂狀態直接展現在我的作品中。在40年前，我寫過一篇雜文，如果看過「反建築史」的人會注意到這篇文章——流言城市，文章中我將內心中兩個人的分裂、鬥爭進行了描繪，文章中的我成了兩個人：A和S，我的英文和日文名字，現在在中文中S已經變成X了。這種格鬥和分裂和漢字的組成非常形似——左右，上下在撞擊著，在此過程中有新的東西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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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庫哈斯先生和磯崎新先生是否能互相評價一下彼此。
雷姆·庫哈斯：評價磯崎新先生有三點。第一，實在不容易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擁有創造力；第二，實在不容易在創造力過程中表現得這麼不連貫、不一致，以及充滿想像力。磯崎新先生的工作有時候非常優雅、有時候傷感、有時候粗魯、有時候也是抽像的。當然我也是不連貫的；第三，他是新陳代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三點使磯崎新先生成為我永恆的研究對象。
磯崎新：或許我比庫哈斯長了20、30歲，這意味著他很年輕就成為一位知名的建築師。我比他早10-15年開始建築師生涯。我和他處在不同的年代中。我在60年代畢業，試圖加入這個國際舞台。60年代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情境，是一個文化革命的年代，反對建築、反對權利這是我年輕時的政治主張；但是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改變了很多。尤其是90年代之後，媒體徹底改變這個世界，政治也發生了完全的變化，我想我應該順從這個時代了。
文化機構、博物館是我樂意接手的項目。我知道庫哈斯的客戶和我的不同，庫哈斯和新的資本形勢結合，他影響著這個世界。對於他的狀態，我很憧憬，但我知道我幹不了，所以我安於我所在的傳統建築領域。
@A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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