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婪是好事，貪婪是對的，貪婪是有用的，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這曾是《華爾街》的經典台詞 ，也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然而，23年以後，奧利弗·斯通(William Oliver Stone)卻為之注入了新鮮的註解—感情大於金錢。可以說斯通變了，也可以說他沒變。畢竟，貫通以往如今的，是他在「貪婪」以外更多的社會良心，或許這正是 《華爾街》能一再獲得票房成功的終極原因。
《華爾街》的主角高登·蓋柯代表了1987年股市崩盤前，美國中上層階級的恣意妄為和野心。如今他從大牢里放出來，重返江湖，把過去的經歷寫成一部歷史教科書（電影里書名為《貪婪是好的？》），以23年前的口吻，站在高處對講壇下的芸芸眾生說：「說來說去都是向『錢』看齊，年輕人，其他的不過是題外話。」
貪婪回歸
真實世界里的華爾街不斷變化，高登也要與時俱進。斯通原本沒有拍攝續集的任何計劃，直到他在2009年讀到編劇阿倫·勒布為《華爾街II：金錢永不眠》寫的劇本，他動心了，想讓高登·蓋柯捲土重來：2001年，經過8年的牢獄鍛煉，高登出來了。他拿著厚重的磚頭大哥大、一枚不能當錢花的金牌重返社會。大門外，一輛加長的豪華轎車停在那兒，來人接走的卻是高登身後的釋放者。昔日華爾街的大亨，此時一無所有，妻子離世，女兒維妮決絕地和他劃清界限。
然而，這一次，斯通站到了美國夢的反面，高登宅子里掛上裱著的世界上第一張發行的股票，但夜深人靜時，他盯著看的不是走勢圖數據表財報，而是有外孫心跳的B超影像！結局很美好，維妮和男友、高登言歸於好。大街上，3個大人把孩子環抱其中。「我猜我可以探討憤世嫉俗的思維，我對這樣的想法很感興趣，而且大家看起來也會覺得有趣。不過我不鼓勵這樣的生存之道，我猜最後的問題在於選擇愛，還是屈從於貪婪？符合社會的期望，還是滿足你個人的需求？我認為這才是電影最主要的議題。」
觀眾，尤其在華爾街工作過的觀眾，猜想23年前《華爾街》的編劇斯坦利·韋瑟「一定體會過華爾街上投行賣方討生活（sell side）的艱辛，也必然見識過買方（buy side）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所以整部電影才真實可信」。基於對在華爾街工作了24年的父親的經歷，斯通才寫得出「貪婪是好的」。而23年後，即使有巴菲特親自客串，最打動人的是「那位賣房子的老婆婆的重新登場」，她讓人覺得，「23年真的一下就可以過去」。有一些錯位的理解—高登·蓋柯在華爾街戎馬一生的電影續集其實是一部溫情脈脈的家庭親情劇。
美國的政治良心
斯通似乎非常熱愛拍攝政治題材的電影或紀錄片，比如他的成名作「越南三部曲」。去年9月7日，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放映的《邊境之南》（South of the Border）更讓很多人大跌眼鏡，片子的主角是被一些人認為是「美國頭號公開的敵人」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拍攝這部片子，斯通多次訪問委內瑞拉，同查韋斯進行長時間交談，出席他主持的會議，採訪了查韋斯的朋友巴西總統盧拉、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及其丈夫前總統基什·內爾、巴拉圭總統盧戈……
通過採訪，他希望向觀眾說明：查韋斯並不是美國的頭號敵人，而是玻利瓦爾的信徒，他夢想建立一個團結的、解放的拉丁美洲，他是拉美變革的象徵，是「促使拉丁美洲變革的強有力的、徹底的冠軍」。「我喜歡查韋斯，他熱情，有禮貌，雖然體型上他像頭熊。我總是說如果他長得像伍迪·艾倫，他和世界媒體們的關係會好很多。我認為人們是因為他的大塊頭而懼怕他。」奧利弗·斯通對《衛報》記者卡羅爾·卡德瓦拉德爾說。
斯通家的牆壁上掛著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照片，那是他欣賞的男人。在《指揮官》（2003年）和續集《尋找菲德爾》里，卡斯特羅被塑造成反對美國的古巴英雄，英雄傳記在美國遭禁。 當然他也給祖國的總統拍紀錄片，比如小布希。「坦率地說，和小布希打交道很難，他是個很難交談的人。在電影里我們見過這樣的人：當你看著他的眼睛時，他會逃避你的眼神。他回答什麼，什麼就被忽略，這是種禮節性的膽怯。聽他說話就像聽個酗酒者告訴你他信耶穌。
「這個電影很性感」：專訪奧利弗·斯通
MW=《周末畫報》 OS=奧利弗·斯通
MW：你拍攝《華爾街》系列是出於什麼考慮呢，為了賺錢？
OS：1987年的《華爾街》，我是當作一個道德上的寓言故事來拍的，但是很多人都誤讀了。我沒想到高登那麼受歡迎，他成了一個標誌性的角色，這部電影在華爾街確實創造了一種文化，不管在行為上還是在穿著上，都對華爾街有一定的影響，高登甚至成為美國文化中歷久不衰的人物，華爾街的很多人不只留起了高登的髮型，模仿他的衣著，更按照他的作風行事。甚至很多人來和我說，「我到華爾街工作都是因為看了你的電影」。
MW：我們知道你的父親曾在華爾街工作過。這對你導演電影有幫助嗎？你從父親在華爾街的工作經驗中學到了什麼？
OS：我父親從1931年開始在華爾街工作，斷斷續續一直到1985年。他很喜歡看電影，還曾說過：「為什麼他們就不拍一部有關商業的好電影」，而這話對我來說一直是個挑戰。在《野戰排》之後我能比較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拍一部有關商業的電影。商業題材的電影當時已從電影的各流派中消失，《華爾街》的確做到將金融意識重新帶了出來，而且電影在當時顯得很性感，因為當時是有錢就會讓人顯得性感的1980年代。
MW：你認為你父親會對華爾街現在發生的一切感到吃驚嗎？
OS：我認為會的。爸爸是上世紀30到60年代的股票經紀。如果在那個時候一年能賺到10萬美元，那一年就很不得了了。到了1980年代，金融文化失去了控制，儘管我當時認為應該會結束，但那種金融文化卻持續到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是新千年，還帶來通貨膨脹。突然間，百萬富翁成了億萬富翁，人們開始數十億地談生意。一個十億就等於一千個百萬，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的數字。
MW：多年來你的電影都蘊涵著強烈的社會良知。你認為電影有力量變革社會嗎？
OS：我不知道電影是否可以。我拍過3部有關越南的電影，卻沒有對我們的社會良知造成什麼影響，如今我們仍舊陷入戰爭泥潭，打巴拿馬，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好戰極了。我的電影《尼克松》和《W.》提醒了人們，什麼樣的人能成為總統。人們如今更注重的是「現在」而不是「歷史」。負責大眾輿論的媒體們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們花大量的金錢去追逐新鮮新聞，今日的、本周的，但長線的跟蹤報道卻逐漸消失。這就是我這兩年半來花費大量精力拍攝《美國不為人知的歷史》的原因之一。
＠Source from: iWeekly·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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