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明確的是,包豪斯並不只是一種建築風格,它在工業設計、平面設計、室內設計等多個領域都有顯著的影響,而是說從包豪斯建築體系的產物,能更直觀明確地體會到包豪斯的設計理念和精神。
你所常見的包豪斯
包豪斯首任校長格羅皮烏斯不僅是一代建築大師和教育家,
在中國,北京的798藝術區是亞洲範圍內比較罕見的大範圍包豪斯建築群。798的建築群,首先是工業建築,它運用到了比較現代的建造技術,從總體布局安排上是以功能為主,而從包豪斯美學角度理解,它是強調基本的幾何原型(圓、三角、方形)與機器批量生產的結合(而不僅僅是一種功能主義),利用新型的建造技術,創造新的公共空間及其體驗,但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理解的是,因為包豪斯本身就不是在追求一種風格,它極強調當時的時代性,所以798也應該先理解為是當時那個時代氛圍帶來的產物,它是工業建築,只是同時具有包豪斯的「風格」。而上海同濟大學校園裡的文遠樓,這座建設於1950年代的房子,則被認為是「我國最早也是唯一的典型的包豪斯風格建築」,被列入上海優秀歷史建築。文遠樓具有與德紹包豪斯相似的設計理念和外表(極像包豪斯校舍)。
此外,或許因為798如此有名,所以往往會讓人誤解, 包豪斯建築作品在國內都是以工廠或大型公關建築為主,其實, 包豪斯建築風格理念並不強調在公共建築領域的使用, 更關心的是住宅問題的解決,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有許多集體住宅建築,比如工人新村, 都是有著包豪斯的痕迹。相較於中國南方來說, 中國北方地區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也更適合包豪斯風格建築, 比如對室內公共空間的需求, 當年包豪斯學校的建立本身也是有對抗義大利地中海文藝復興風格建 築的想法。
與包豪斯相關的中國人
1939年,年輕的黃作燊從英國建築協會學校畢業,進入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師從格羅皮烏斯,黃成為他的第一個中國籍研究生。1943年,年僅28歲的黃作燊在上海成立聖約翰大學建築系,它就是同濟大學建築系的前身。黃作燊雖然不是文遠樓的設計師,但格羅皮烏斯和包豪斯的教學理念、設計方法已經深深烙在了一代中國建築家的血液中。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黃作燊成為新成立的同濟大學建築系副系主任,而文遠樓的設計師—黃毓麟,也在這一年從杭州畢業,加入了同濟大學建築系的教師團隊。包豪斯校舍和文遠樓,兩座距離和時間都相去甚遠的建築,就在這個節點相遇了。
把兩座建築的照片放在一起,人們總會為它們的相似莞爾一笑。 平直而坦率的線條,簡單分割的玻璃窗,言簡意賅的入口設計, 都是它們共同的特徵。在設計理念上,「理性」、「功能為本」 的思路也貫穿整個建築的平面布局,它們打破了傳統建築中對稱、 裝飾的審美情趣,轉而以一種直截了當的方式讓建築說話, 這在半個世紀以前來看的確是一種大膽的創新。
此外,或許因為798如此有名,所以往往會讓人誤解,
與包豪斯相關的中國人
把兩座建築的照片放在一起,人們總會為它們的相似莞爾一笑。
20世紀初中國第一批留洋學者中還有不少人把包豪斯理念裝進了回國的行李箱,這裡不得不提到四個人:龐薰琹、鄭可、雷圭元和張仃。龐薰琹早期負笈海外,參觀了12年一次的巴黎博覽會,以及德紹時期的包豪斯校舍,並立志創辦「中國的包豪斯」。回國后,他採取了威廉·莫里斯「工業設計為生活服務」的理念,由裝飾藝術切入「中華藝術之振興」、創辦「決瀾社」、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這種以工藝改造生活的思想萌芽深刻影響著建國后一批美術學院的教學理念。相對來說,三四十年代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從事雕塑和工業設計的鄭可,則更加註重技術與藝術的結合。他早年考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留學期間接觸了包豪斯的教育理念,但這種影響直到1978年他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任教期間才明顯地體現出來,從此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鄭可先生成為包豪斯的工業設計在中國樹立影響力的一道標杆。
與他們有相似經歷的先輩還有雷圭元和張仃。 前者是中國現代圖案學的創始人, 他留學歸國后藉助西方的研究體系, 創造性地重新闡釋了中國傳統的紋樣。 而張仃則與梁思成一起設計了中國的國徽, 可以說豐富了包豪斯理念中的重要一環,即「設計影響社會」的「 大藝術」理念。這個英年早逝的設計學校, 在這80年中不斷被提及,包豪斯校舍也被奉為現代設計的里程碑。 文遠樓安靜地佇立在同濟大學的一隅, 幾年前的生態改造項目使得這座老房子煥發了新的生命。 包豪斯將設計中的「理性」推向了高潮, 而推動社會進步的一腔熱血也噴薄欲出。 我們今天保留了像文遠樓這樣的一批「優秀歷史建築」, 不僅僅是在緬懷一種設計的技法,而是在紀念一種「大藝術」 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能夠突破建築的表皮, 連接兩座位於地球兩端、建於不同時代的建築, 它們之間的對話也變得更加有意義。
與他們有相似經歷的先輩還有雷圭元和張仃。
@Source: iWeekly·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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