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安吉麗娜•朱莉“好萊塢不是我的人生目標”@People

2012-03-01

作為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安吉麗娜·朱莉去過飽受內戰煎熬的塞拉里昂，目睹不同陣營的士兵如何殘害同胞。這些與好萊塢名利場對比強烈的現實，讓朱莉捫心自問，“為什麼大部分擁有汽車、房屋、電腦的人看不到這樣的真實？”朱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的導演處女作《血與蜜之地》也許“改變不了什麼，我只是想在人與人之間——或許政客間建立一個話題”。

安吉麗娜.朱莉是今年柏林電影節紅地毯上最大牌的明星之一。2月11日晚，她身穿深V禮服，出席自己的導演處女作《血與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的首映典禮。作為非競賽片，《血與蜜之地》得到的款待卻相當高。它被安排在電影節首日放映，發佈會的位子也比別的電影更搶手——畢竟，這是安吉麗娜.朱莉初執導筒，用非母語在非祖國的地界，拍的一部戰爭題材電影。

事實上，《血與蜜之地》的全球首映地是波黑首都塞拉耶佛的奧運會舉辦中心——澤特拉體育場。對朱莉來說，那裡才是影片首映的不二之選。上世紀90年代初，南斯拉夫分裂，波黑戰爭爆發。1992年至1995年間，塞拉耶佛遭到重創，滿城炮火紛飛，20%的建築完全被毀，上萬平民死於非命。

《血與蜜之地》講述的便是波黑戰爭中的一段愛情故事，一個塞爾維亞族男子和一個波士尼亞穆斯林女子在戰前相愛，卻在戰爭爆發後因種族問題站在了敵對陣營。這場二戰後在歐洲爆發的規模最大的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使他們成為新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首映當晚，昔日硝煙彌漫的戰場被鋪上了紅地毯，成了閃亮的舞臺。五千多名波士尼亞人踏過一米厚的積雪，聚集在體育場內，為這位試圖講述他們家園故事的美國女導演鼓掌。朱莉站在臺上，眼中淚光閃爍。“我走上台，就忍不住想哭，”她說，“這是我人生中最有力量的一晚。”

人道主義的延續

安吉麗娜.朱莉為讓《血與蜜之地》盡可能接近真實做了不少努力。電影選在塞拉耶佛和布達佩斯兩地拍攝，歷時42天，耗資不到一千萬英鎊。值得一提的是，劇組人員來自波士尼亞、克羅地亞、塞爾維亞，都親身經歷過波黑戰爭、或間接受到戰爭的影響。影片用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和英語拍了兩遍，用當地語言首先發行，因為朱莉覺得，當地人的故事就要用當地的語言呈現。去年，《血與蜜之地》入圍第69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

談到波黑戰爭，一個不可規避的史實便是，戰爭期間約有2萬到5萬名波士尼亞婦女遭到塞爾維亞士兵“大規模、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姦，性質如同南京大屠殺中的慰安婦。朱莉通過其女性視角，花了大量筆墨描述這些婦女遭遇的暴行，為影片增加了一絲女性主義色彩。

他們的第一幕戲便是拍攝波士尼亞婦女遭受大規模強姦的一個場面。起初，朱莉心中不免擔心：“這僅僅是來自不同國家的演員見面和工作的第一天，演員間的關係會不會變得緊張？”但事實證明她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我喊Cut時，那些飾演軍官的男演員拉起雪地裡的女演員，擁抱了她們，撿起地上的衣服，幫她們穿上，然後說了聲道歉，並給她們端上茶水。到了午餐時間，他們彼此交談，態度十分友善。儘管我們在拍攝一部殘酷的電影，但片場仍然充滿了愛。”朱莉說。

“如果你事先不知道是誰拍攝這部電影，你一定會發誓這是出自一個有獨創精神的歐洲導演之手。”奧斯卡獎資深觀察家兼Hollywood.Com網站評論家皮特・哈蒙德評論道。在電影開拍前，朱莉就發誓要拍一部充滿力量，有人文關懷、堅韌的電影。
電影節時，當朱莉被問到直接而血腥的屠殺場面是否會嚇壞觀眾時，她回答說，這是故意為之：“只有這樣人們才會理解戰爭的殘酷。我想讓坐在螢幕前的觀眾在觀影的兩小時內，心裡不斷地說，‘快住手，快制止這樣的暴行。”

從2001年起，朱莉一直擔任著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的角色，她能拍成這部電影，得益于這段經歷，以及她在好萊塢的名氣。2002年，朱莉跟隨難民署成員去柬埔寨北部城市巴塔姆邦及柬泰邊境的薩姆勞，在那裡收養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Maddox。隨後她前往飽受內戰煎熬的塞拉里昂，在那裡親眼目睹了來自不同陣營的士兵如何殘害本是同根生的人們。朱莉回憶道，在塞拉里昂，如果反對派士兵問道“你是想要長袖還是短袖？”，這就意味著你只能從手腕被切斷，及手肘被切斷兩者中二選一。

這些經歷給了朱莉撰寫《血與蜜之地》劇本的寶貴素材。她花了一個月寫完，又修改了幾遍。期間盡可能閱讀了所有關於波黑戰爭的書籍。布拉德.皮特看過後說，“親愛的，寫得不賴”。 於是朱莉又把劇本發給幾個研究歷史的專家過目，得到不錯的回饋後，拍攝專案才正式啟動。

“關於波黑戰爭最好的電影”

在攝影師迪恩.賽穆勒（《現代啟示錄》、《與狼共舞》的攝影師）的幫助下，《血與蜜之地》真實還原了波黑戰爭廢墟的慘烈。但也有不少評論認為《血與蜜之地》“為了製造出戰爭真實的恐怖而血腥得空白”。影片在美國上映後反響不佳，在IMDB上的得分只有3.7；而在塞爾維亞地區，電影還未上映，就有塞族老兵組織抗議影片有明顯的反塞情緒，並要求禁映。有記者在發佈會上問及對戰爭的立場是否有偏頗，朱莉稱：“因為背景、出身，每個人對它的看法都會不一樣。這不是一部紀錄片，而是藝術化的理解和加工。”

然而，在一些曾參與報導波黑戰爭，並持續關注戰爭餘波的戰地記者眼中，《血與蜜之地》仍然是他們所看過最好的有關波黑戰爭的電影。美國出生的女記者亞尼內.迪.喬瓦尼就是其中之一，她全程報導了波黑戰爭，並寫下《白日夢魘——追憶戰爭與愛情》一書。她第一次聽說《血與蜜之地》是在2008年，當時，塞拉耶佛正在舉行紀念波黑戰爭爆發15周年。她的一個波士尼亞朋友告訴她，安吉麗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正在小鎮上，為電影選取拍攝場地。當時她們並沒有碰面，直到喬瓦尼收到朱莉的來信——在讀了《白日夢魘》後，朱莉想進一步向她請教她在報導波黑戰爭的經歷。“我們現在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很重要。”朱莉寫道。

喬瓦尼說：“我對名人不感興趣，但朱莉是我遇到過最有趣的人之一。在她帶著電影先後在柏林、巴黎、克羅地亞等地首映後，筋疲力竭的她仍然堅持與我和其他四位元報導過波黑戰爭的記者聊天，討論‘為了讓波士尼亞變得更好，我們作為一個團隊能做些什麼’。”談話中，朱莉問及為中止戰爭而簽訂的代頓和平協定（Dayton Peace Accords）是否在起作用（喬瓦尼告訴她沒有）；以及他們是否能從文化根源來進行雙方調和。

“我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血與蜜之地》，尤其注重一些歷史細節，但仍然覺得它真實地再現了這場20世紀末歐洲最殘酷的戰爭。我看其了其他幾部關於波黑戰爭的作品後總是被激怒：為什麼他們不能多做一點調查呢？”喬瓦尼在《新聞週刊》上寫道。

當電影在塞爾維亞得到解禁後，朱莉對喬瓦尼說：“我想要的是讓人們先去看電影，然後再作判斷。許多人事先就抱有錯誤的想法。”事實上，讓那些來自當時“敵對陣營”的戰爭親歷者來參演電影，並得到他們的認可，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演員艾爾敏.布拉沃在片場仍然穿著哥哥在戰爭中穿過的軍服。他說，“朱莉在劇組創造了家一般的氣氛”；現居巴黎，曾在狙擊手槍林彈雨中倖存的37歲的凡妮莎.格洛吉奧也常談起朱莉如何讓她從一個戰爭親歷者成為一個好演員，“儘管回憶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心中仍然充滿痛苦。但朱莉做到了讓我們在重回故地時，心裡覺得安全和踏實”。

B=《外灘畫報》

A=安吉麗娜.朱莉

“我想要觀眾與暴力對峙”
B：所以，現在面前的安吉麗娜.朱莉已經從演員轉型為導演了？
A：我對執導電影從來就不感興趣。對我而言，這次項目的意義不是拍一部電影，而在於說出一個我想與大家分享的故事。

B：整個拍攝專案是如何開始的？
A：這個計畫始於幾年前，我第一次去前南斯拉夫的時候。過去十年裡我去過很多曾經的戰場，與戰爭衝突的倖存者聊天。我總是為自己對別的國家所知甚少感到羞愧，比如說前南斯拉夫的內戰。如果我對某個主題很感興趣，我就會在聽的時候做一些記錄，有時甚至會寫一篇文章。不是為了像你們記者那樣寫稿賣錢，而是為我自己，讓我記住並思考這件事。
漸漸地，我以這些談話為基礎開始寫劇本。是布拉德.皮特讓它真正啟動的。有一天，他突然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讓我把劇本寫出來。我把它寄給一些研究歷史的人，也寄給了幾個當地演員，並沒有署名，結果得到了熱烈的回饋。
於是我們便進入下一個階段——籌資。我和曾經共事過的製作人格拉漢姆.金聊了一下，很快就募集到一筆錢。我和布拉德也自掏腰包，拿了些存款出來投入這個專案，因為這個故事對我很重要。

B：為自己拍攝的電影工作感覺如何？
A：我整個人生幾乎都在演繹別人的想法和對話，所以現在能用自己的素材演繹，讓我覺得有很大不同。除此之外，不用身處鏡頭的中心，感覺更好。我很高興把攝像頭對準劇組的其他人。

B：但我覺得，你在自己拍攝的電影裡甚至沒有露臉，即使是作為導演參與，也讓人感覺很奇怪。雖然現在每週雜誌頭版仍然會出現安吉麗娜.朱莉的名字，但你擔心以後影迷會忘記你嗎？
A：每個老演員都會碰到這種情況，好在我和布拉德.皮特從不閱讀八卦專欄，有時候，我們是最後讀到關於自己八卦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默默無聞，無人問津，也就不可能拍出這部電影，不可能讓別人注意到我的觀點，因為沒人想要聽我表達什麼。

B：你覺得這部電影的精華是什麼？
A：我想要傳達許多資訊，其中一個是理解那些幾十年來經歷融合與通婚，共同生活在當代歐洲那些美好城市的人們，為什麼突然間因為戰爭而反目成仇。那些受到強暴、殺害、虐待的女人和孩子的命運，讓我深受觸動。她們不得不為了他人的決定和戰爭的後果承受痛苦，付出代價。
這部電影不能說是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場拍的，但戰時女性受到有組織的蹂躪是一項重大的戰爭罪行，必須清楚地揭露出來。我與那些女性共患難，也希望公眾能分享我的感受。電影中我想表達的最重要的想法，是兩個相愛的人如何陷入這樣的境地：“你先殺我還是我先殺你？”

B：業界有許多女性導演，比如凱薩琳.畢格羅，都喜歡搞一些充滿“男子氣概”的課題，比如戰爭。你的首部導演處女作充滿血腥、死亡和強暴，你也打算成為她們中的一員嗎？
A：我想要觀眾與暴力對峙，我想讓他們感到不舒服。我覺得我們應該在電影中把大規模處決和強姦展現出來，讓觀眾深深觸動。同時，電影中的暴力通常不是直接表現出來的，你不會近距離看到血淋淋的屍體和死去的孩子。大規模的處決常發生在鏡頭之外，有時只是通過聲音表現。至於強姦鏡頭，你不會看到赤裸的身體。但從一定程度上我想要用真實感的衝擊來表達爭議性。

B：你希望能改變什麼狀況？
A：改變狀況不是我要做的選擇，換言之，我也改變不了什麼。我只是想在人與人之間——或許政客間建立一個話題。因此如果明天你在某個國家，或許比南斯拉夫更遙遠的國家看到炸彈爆炸的消息，你會記得我的電影以及此時此刻正在遭受痛苦的人們。或許不只是你，還有應該為那些罪行負責的人，也會想起我的電影。

B：但是你的項目也帶來了其他衝突，比如塞拉耶佛的女性戰爭受難者聯盟（The Women 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the War）認為電影有誤導之嫌——因為影片中波士尼亞女人和塞爾維亞男人的關係表現得太浪漫了。
A：首先，我不是在拍紀錄片，這不是日常生活的記錄。我的電影是虛構的，是個特寫。當然，我能理解在人們心中，戰爭的傷口依然鮮血淋淋。我也理解當這個話題被重新提出時他們的敏感。同時，我們把電影放給一些女性當事人看，她們都改變了之前的想法，她們現在對電影表示支持。

B：你做了好幾年聯合國難民署大使，這段經歷有沒有改變你和好萊塢的關係？
A：當你第一次來到戰場，你的人生就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你會從“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中醒來，開始自省，我怎麼可以——哪怕只有一天——對現有的生活感到不滿？我認為好萊塢和整個娛樂產業代表人生光鮮的一面，那是件好事。我覺得它有時也是嚴肅的，它教育——或者像某些人說的“引導”了好幾代人。
但好萊塢不是我的人生目標。有時，一些對比讓我感覺很奇怪：在危險地區，我獨自旅行，沒有安全保；而當我走在紅地毯上時，至少有六個保鏢跟著我。我在柬埔寨、非洲和一些貧困地區遇到的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缺乏醫療護理，甚至頭頂上沒有一個像樣的屋簷。他們因客觀原因被迫過著一種簡單粗暴的生活。然後我把他們的生活和洛杉磯社區的人比較，每次都對自己說，“可惡，為什麼大部分擁有汽車、房屋、電腦的人看不到這樣的真實？”

B：有那麼一個瞬間，我好像在電影裡看到了布拉德.皮特，當他被狙擊手擊中的時候？
A：確實如此，我本來希望沒人發現他。出於一個我覺得很實在的原因，我讓他當這個配角——他能“死”得很逼真，許多演員和替身都不行。我也不在行。信不信由你，“倒地而亡”是布拉德特殊的表演天賦，他很擅長這個。我需要一個好的“替死鬼”，他就是那個人。

B：你如何處理演員的技術性問題？
A：因為我從來沒有打算做導演，我沒有特地為此做準備。我雇了一個專業團隊，在製作過程中請教他們。並且，我試圖從許多與我合作過的導演身上回顧這些技巧。我從邁克爾.溫特伯頓身上借鑒了很多，我參演了他的《堅強的心》。我喜歡他的工作方式——讓演員忘記鏡頭，仿佛攝像機沒有打開，一切都在實際生活中發生。我試著模仿他，因為這部電影必須看起來很真實。我也從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裡學了片場的組織能力。他會事先做好拍攝當天的計畫，並且做到事無巨細。演員知道他們何時開始，何時結束。他從不在額外的對話上浪費時間。我不是說我們的片場毫無歡樂，只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工作。

B：你打算拍其他電影嗎？
A：如果我找到一個好故事，我說不定會再拍一部。但我沒有當導演的欲望。

@Source: 外灘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