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承澤 我註定要成為現在的自己@People

鈕承澤（圖/本刊記者 梁辰）

 

2012-02-17

“概略”、“寂寥”、“生張熟魏”……鈕承澤嘴裡總緩緩吐出書面辭藻和華麗排比句，哪怕和朋友聊天也是如此。但你很難覺得他老派或做作，因為以同樣高頻率出現的，還有各式擬聲詞、毫不忌諱的髒字和手舞足蹈的現場表演。

和許多談話相同的是，話題總容易旁逸開去。不同的是，哪怕已經旁逸出十多分鐘，差不多相當於表演了一場小短劇之後，鈕承澤仍然會很有邏輯地繞回主題，並周到地給一個點題呼應。

17歲時，他的招牌表情是“不屑”——氣鼓鼓歪著嘴，眼睛向上斜輪半圈。還在國光藝校讀書的他，1983年因主演侯孝賢《小畢的故事》，獲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提名。“我當時講一句狂語：總有一天我要自製、自編、自導、自演，成為一個全才的電影工作者。有人覺得你好屌，有人哼哼冷笑。”

驟紅的鈕承澤進入青春期，同時，臺灣電影進入衰敗期。

少年得志卻無戲可演的童星，被稱為“臺灣偶像劇教父”，卻自嘲是“不知道下部片子該拍什麼的偶像劇導演”，一直抱著電影夢卻只能偷偷放心裡……更可怕的是，“你自以為充滿理想抱負，可是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變成個腐爛發臭的王八蛋而不自知”。

在鈕承澤口中“生命大崩解的一年”，他拍了深刻剖析自己的半紀錄片電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之後有了大紅的《艋舺》，又有了講述愛情的《LOVE》。

“現在，我會疼惜自己的陰暗面，所以才會得以疼惜他人的陰暗面。我仍然是王八蛋，可我是一個有反省能力的王八蛋。”鈕承澤說。

那一刻，對未來無懼無疑

《小畢的故事》之後七八年，是鈕承澤最痛苦的時期。“沒有戲演，愛面子，沒有錢，又是明星，極度討厭自己，可在外面又拽得不得了”。

他指責9歲時送他去演戲的媽媽：“我沒有一個正常的童年，今天這麼慘都是你害的！”媽媽很委屈：“都是你自己要的啊。”

鈕承澤記得，童年時對演戲感覺複雜，不喜歡是因為要跟不同的人說不是人說的話。喜歡的部分包括可以在功課重的私立貴族學校請假，演戲時媽媽會難得放下弟弟，專門來陪他。都不是喜歡表演本身。

但是，當李立群問他：“豆子你到底喜不喜歡演戲？”他回答：“蠻喜歡的。”李立群說：“喜歡演戲，就要立志演好戲，才可能變成好演員。”

鈕承澤不知道什麼算立志，那是聽起來空蕩蕩的東西。不管了，先給自己定個漂亮目標：3年內成為偉大的演員。“好像突然醒了，發現自己離偉大好遙遠。以前總是抱怨環境、市場、導演的眼光，我都看不起我自己，因為我沒有真正努力過，就用高傲的眼光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脆弱，成了惡性循環。”

他開始健身，“運動充足時人體會分泌多巴胺，一種近似嗎啡的物質，讓人心情愉悅。”也開始接一切戲，“把什麼戲都當成李安的戲演，有人付錢給你練習，多好。”

1995年，一人一包一拐棍，鈕承澤用10天從西到東走了一遍臺灣的橫貫公路。“平時你都沒有機會跟自己好好相處。”最後一天，他到達東部花蓮，在大山大水中行走，突然走到一片開闊的峽谷。

“你知道嗎？就那一刻，人生第一次有了狂喜的頓悟。那一路想了很多糾結的事，比如當年為什麼沒接《童年往事》，錯失侯導，十幾年來一直在痛這個。這種事太多，我一直活在對過去的悔恨當中，期待明天的幸運，卻永遠沒有當下！那一刻，看著這個開闊的景色，吹著這個風，突然，對未來無懼無疑！哇！沒了！侯導，再見！”

他跑到河谷，把一個個大石頭當觀眾，連唱兩小時，“開了場演唱會”。

接下來，他第一次來大陸拍電影，扮演清朝末年陝北的一個跛子強盜。為了15天的戲，他在陝北呆了3個月，加上為戲減肥折騰了一年。他去米脂縣的一個山村體驗生活，學陝北話，蹲著吃飯時能聞到胯下傳來的汗味。為了演好跛子，他崴著腳過了3個月，造成現在仍脊椎彎曲，晚上睡覺腳伸不平。

“很辛苦，但很喜樂，因為你知道原來你可以為工作付出這麼多。你開始跟自己和解，變得看得起自己，喜歡自己。如果不喜歡自己，你根本沒有愛這個世界的能力。”

一定要找到接地氣的東西

離開陝北後，鈕承澤去了從小夢到的北京。他的父系家族是滿族鈕祜祿氏，出過6位皇后。鈕父19歲獨自去了臺灣，所有親族都在北京。“不知道為什麼，我牙齒不好，我父母牙齒都很好。回北京就懂了，姓鈕的許多都這樣，那一刻我感覺到基因的強大。”

鈕承澤騎著腳踏車，到了後海一帶，想像著自己的父族當年行走在這條路上，脫口大喊：“爺爺、奶奶，我回來了！”

十多年後，他回北京拍了電影《LOVE》，男主角之一馬克便是生活在臺北的北京滿族後裔，執著於買下一個四合院。

買四合院正是鈕承澤的夢想，2002年看中一個，160萬。那時候剛開始做電視劇，沒閒錢。現在，聽說同一個院子已經3000萬了。

因拍偶像劇二次成名的鈕承澤，憤青時代常常引用伍迪•艾倫的一句話：“美國人從來不倒垃圾，他們把垃圾都塞進電視裡。”那是他對臺灣電視的感受。

“潑水、打巴掌或者古裝，完全不接地氣，離生活很遙遠。”鈕承澤看到日劇《悠長假期》，覺得“我們也可以這樣，從生活出發，拍得好看”。他將題材跟身邊人講，沒人相信能成。

2001年，中視突然找鈕承澤拍電視電影參加金鐘獎，王小棣編了一個摸爬滾打的演員故事《曉光》，讓鈕承澤自己導演。

“第一次當導演，攝影師說，導演，下一個鏡頭在哪？我心裡罵，我怎麼知道？就說，唉呀，我去個廁所。回來再跟他講下場怎麼拍。後來他老說我一上廁所就有靈感。這部之後，我知道我就是個導演，我就是知道鏡頭這時候要跳，音樂應該要起。”這部戲入圍3項金鐘獎，拿了一項，也讓鈕承澤有了拍下去的機會。

“我的戲一定要找到聯結，拍再商業、再俗爛的東西，我還是得接地氣。比方說演員的表演，他們都說我愛演，他們在鏡頭前面演，我在鏡頭後面演。那是因為我如果不跟他們一起，根本沒辦法判斷他們給我的是行貨還是真情，所以我的演員比較辛苦，沒辦法交行貨，一定得拿真情出來。”鈕承澤說。

大概因為如此，鈕承澤的片子裡總是出現無法滿足兒子的父親，因為鈕的父親患上“運動神經元萎縮症”(俗稱漸凍人)住院幾十年；總出現更偏愛弟弟的母親；總出現不得志的演員；總出現愛情的背叛、對峙、瘋狂，最終的和解原諒。

“事後想想，這都是老天爺的安排：我註定要成為現在的自己！應該吃那麼多苦，應該累積那麼多情緒，應該有過這樣的奮起。”他仍然經常被評論為囂張，但他已經不像17歲那樣歪著嘴斜輪眼睛了：“其實我很誠懇謙卑，我知道自己會拍電影，這是老天爺給的，我得把這能力拿出來。這東西是求不到的，有一天老天爺就會拿回去，江郎總會才盡。”

槍是下等人用的武器

人物週刊：豆子是你從小的外號嗎？為什麼英文名也叫豆子（Doze）？

鈕承澤：高一時我1米6，老師說，“你小得跟個豆子一樣，坐那麼後邊是不是不想上課？”下了課大家都叫我小豆。我很生氣，覺得該有個恢宏的外號，後來覺得挺可愛的。英文名我本來想叫《碧海藍天》裡讓•雷諾那個名字，可有朋友說聽起來像asshole，不如叫Doze，打瞌睡，也挺酷。

人物週刊：在拍偶像劇的時候，還會想到《小畢的故事》嗎？會有落差感嗎？

鈕承澤：還好。因為我做電視劇做得很有尊嚴，雖然可能很苦，錢很少，但我是作者啊！我們在臺灣也受到一票文青的追捧，因為臺灣那時候沒有電影，跟常常得不到機會的演員比，當然電視劇導演比較有成就感。

人物週刊：17歲立下的電影夢一直在嗎？

鈕承澤：當然，但只能偷偷放在心裡。你要說出來，所有人都會覺得你瘋了。本土電影市場可能只有0.5%甚至更低。當電視劇導演以後，我談過無數個投資人，他們都想投資我拍電視，我就忽悠他們投資拍電影，最後都沒成功。我拍電視根本不需要他們的投資，拍電影他們覺得是血本無歸的自殺式行為。

我是把電視當電影拍的。後來想想，這是太棒的一個過程了。我常常跟年輕導演講，你們真的應該多拍一點東西，甚至應該有電視劇的操作經驗。你們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那麼小的環境、那麼貧乏的資源當中操作，會得到最大的訓練，反之，就算你是天才，二十幾歲學成歸國，拍了一部電影，我不覺得會好看。因為沒有片場支撐，也沒有足夠的人生經驗，你怎麼拍出好看的戲呢？

人物週刊：你的電影理想是什麼？

鈕承澤：我現在最大的夢，是有生之年能看到那個東方好萊塢，或者說是華語電影國度的降臨。

我一向覺得，全球化浪潮再強大，好萊塢再有錢，再有制度，技術再好，拍出再能挑動我們感官的好看類型片，觀眾對於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一定有需求。重點是你能不能提供好看的電影。過去這樣的電影非常非常少，以臺灣來講，要不就曲高和寡，要不就粗製濫造，中間電影在哪？前兩年，只要演員誰加誰加誰，轟，就一定有個數字嘛！現在你再用加法電影看看？不一定能成了。

我們有那麼深邃的歷史，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故事，那麼多的苦難，那麼廣大的土地，我要講的是這個土地的人和情，不是跟西方競賽科技，一如《艋舺》裡那句臺詞：槍是下等人用的武器。

人物週刊：《LOVE》的第一個鏡頭長度是12分鐘，交待了七八個主角的關係。怎麼會想到在都市愛情片中用這麼有難度的方式？

鈕承澤：這個鏡頭拍了20天，不知道花了多少錢，錯一點就得重來。陳國富來看，我都不好意思。我覺得這是我的風格，希望有技術上的突破、類型的超越，應該給觀眾、給這個工業帶來一些新的東西。失敗了，沒關係。成功了，它就會作為例子留下來。你就是得有志氣。雖然拍的時候老罵自己，折騰死人了，幹嘛要這個志氣。

這個戲嚴格來說有兩個作者，我的長期合作夥伴曾莉婷，《艋舺》也是我們一起弄的，這段是我們一起想的。

人物週刊：她就是前女友毛毛？

鈕承澤：對，我們一直是夥伴，她是我的靈魂伴侶，也是我的創作伴侶，我們從《石頭的故事》開始合作。但是我們大概不太會成為世俗定義的複合狀態。

合作過程非常痛苦，時時要繃斷弦了，她翻臉了，辭職了。每部戲都是這樣，《艋舺》她辭職5次，《LOVE》也是。

她不僅是編劇，也是共同作者，參與剪輯、音樂各方面。我非常非常信任她，她在美學上的判斷很好，非常聰慧、善良、敏感，非常有結構能力。我結構沒她好，我都是片刻、神采、點子、很多戲劇性。

有一種玩意兒叫人類圖，我們兩個人的圖合在一起全滿！就是什麼都有了。很多時候我要遇上她，才會覺得，對嘛！就是這樣嘛！但問題是連扇窗都沒有。她覺得快要窒息了，想要逃。

我在她身上學到很多，包括會拍這部電影，都跟她有很大關係。透過跟她的相處，透過她帶給我的感覺，我越來越尊重，越理解，越包容，越來越懂得愛。所以我才要拍這部電影。

現在我就像一艘他們說的愛之船，可以搭載很多人，向理想的彼岸航去，她是那個掌舵的人。

人物週刊：你人生中經歷了那麼多起伏，最遺憾的是哪部分？

鈕承澤：現在的我不會這樣看事情了。我當然有很多傷口，可是我都已經知道，所謂的福禍相倚、塞翁失馬，事物的真正意義絕對不是它當初出現的那個面貌。當初為你帶來極大快樂的，可能後面會為你帶來毀滅；當初帶來極大痛苦的，可能是你一次頓悟的開始。每一個當下才是真實的存在。我對未來有樂觀的期待，但是沒有非怎麼樣不可的壓力。所以我的那個“高我”——有神性的我，是了無遺憾的。

@Source:  人物週刊2012-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