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2012

那些外國建築師未竟的中國夢@Arch

Un中國製造”是一個講述“外國建築師在中國”背後故事的展覽。展覽涉及近十年在中國未完成的12座天才建築...
文/李靜柯焱(實習生) 編輯/吳慧雯攝影/覃斯波
六月,上海,八號橋創意園區內,名為“Un中國製造”(UNMADE IN CHINA)的展覽正在進行。用模型和建築師口述的方式,展示12個未完成的建築項目。策展人杜墨(Michael Tunkey)是一位美國建築師,同時也是知名的坤龍設計(CANNON DESIGN)上海辦公室總裁。
14年前,初出茅廬的建築系學生杜墨第一次來到中國;8年前,30歲的杜墨成為美國大型建築公司的主管,負責中國分公司;如今,杜墨和他的團隊有十幾個項目在中國的各個角落裡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中國建築工地上,以杜墨為代表的外國建築師們,見證了中國的發展速度。伴隨著中國城市與建築的高速發展,杜墨比他的美國同事的升遷速度快了20年;同樣是在中國,當年的美國學生,成為在威海路幼兒園接兩個女兒放學的父親。 

展覽現場,接受《外灘畫報》記者專訪時,“紮根”中國的美國建築師杜墨表示,過去中國的建築飛速發展,超大建築層出不窮。但這樣一個時代即將結束,在這個時候,外國建築師在中國的困惑與經驗,或許能提供對話和溝通的可能性。 

沒有徹底失敗的項目
 
展 覽現場,12個建築模型依次排開,主辦方為每個模型分別配了平板電腦,用來介紹模型對應的建築項目。牆上的液晶電視,放映的是主持這些項目的建築師的視頻 採訪。模型、背景說明和親歷者的口述,讓這些因為未完成而被不為人所知的建築項目浮出水面。面對鏡頭,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建築師,講述了從來到中國到項 目終止的歷程,描述著從興奮不已到無可奈何的心態。 

走到展覽盡頭,下了台階直走,杜墨帶記者來到他的辦公室。杜墨身穿淺藍色襯衫,深藍色 牛仔褲,黑皮鞋一塵不染。在建築師的嚴謹外表下,無色鏡框又給他平添了幾分儒雅。辦公室靠窗的位置擺放著一排沒有靠背的長椅,長椅的造型來自中國傳統的 床。杜墨畫了圖紙,請做床的工人照做,長椅下面是從宜家買的櫃子,傳統家具的元素與現代的辦公格局又被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書架上,擺放著一張杜墨和父親的合影。展館的背後,是北京的CCTV大樓,那個被北京人通俗地稱作“大褲衩”的龐然大物。 “我父親也是個建築師,建築師總喜歡拍建築的照片。”杜墨說。
籌 備這個展覽時,杜墨也希望邀請一些中國的建築師參與。 “要談論失敗的項目,他們並不希望客戶喪失面子。”杜墨說。於是,展覽中涉及的12位建築師,全是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策劃“un中國製造”展時,策展團隊 對12 個建築事務所的負責人分別提了19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訪問。這些問題包括,“項目是怎麼開始的?”“會見了哪些人?”“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問題?”“什麼時 候真正結束?”等。策展團隊最後將這些視頻採訪內容剪輯成半個小時的片子,講述外國建築師在中國的困惑。 

杜墨把這些建築師分成兩種:有一些人在中國待了很久,有很多經驗和社會關係;還有一些外國建築師,只是為了一個項目“空降”中國。 

荷 蘭的建築事務所VMX便是“空降”中國的典型代表。 2008年的一個週末,荷蘭的建築事務所VMX 接到了一​​封來自中國的郵件,邀請他們參加鄂爾多斯希爾頓酒店的設計競賽。起初,他們認為是垃圾郵件,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後來,一位瑞士籍的員工找到一 份受邀建築事務所的列表,證實這個邀請是真實的。 

2001年,美國的NADAAA建築事務所開始為北京通縣藝術中心做設計。他們的負責人Tehrani回憶:“我們在當地結識了一位中國的建​​築師。當 時有一筆費用沒有出現在任何清單上,卻進了這個中國建築師的口袋。而我卻以一種美國的方式對這種做法提出了質疑。這也許是我職業生涯之中所犯下的最嚴重的 錯誤。不了解中國文化的'禮數'問題,也不知如何與承包商進行溝通,甚至不知道誰是決定這個項目能否最終在中國實現的關鍵人物。” 

杜墨所 在的坤龍設計也在12個未完成項目的展覽之列。坤龍設計在全球有1200名員工,18家公司,在全世界的建築設計公司中,排名第十。在醫療建築設計領域, 排名世界第二。 2008年,鄂爾多斯計劃邀請10​​0名各國建築師在康巴什新區建造100幢建築。杜墨的團隊受邀做鄂爾多斯表演藝術中心。最終,和其他的建築項目一 樣,未能實現。 

“對於一個美國建築師而言,這是個瘋狂的項目,因為是要平地建起一座城。”杜墨這樣回憶。他曾經和當地政府的一位官員交談,對方告訴他,早上出門的時候, 先把開水燒上,晚上回來才有充足的熱水洗澡。在這樣的環境中,建一個新城市,佈局所有的基礎設施,杜墨覺得不可思議。他說:“城市的建造應該是像動物一樣 慢慢成長,先有一些建築,然後才是一個城鎮。但是,在中國發展的競賽中,特別是在邊遠的西北,我又覺得這是個合理的決定。” 

杜墨和鄂爾多 斯的一個開發商是好朋友,他的大女兒出生時,曾經受邀到鄂爾多斯住了兩個月。 “參與這個項目的100名建築師,絕大部分是空降到當地。他們畫了草圖,還沒開始建造,項目就流產了。”杜墨說,“項目失敗時,我並不吃驚。我感覺是當地 領導團隊有變化,推動項目的動力不存在了。在中國,很多建築項目是這樣流產的。”因為在當地的人脈關係,杜墨的團隊先後在鄂爾多斯做了三個項目,分別是別 墅、飯店和音樂廳。如今,別墅和飯店都已經建成。杜墨仍然和那位開發商朋友保持聯繫,他說:“我希望有一天音樂廳也可以建成。我是一個樂觀​​的人,從不 認為任何一個項目會徹底失敗。” 

瘋狂的時代已經過去
 
杜墨接受《外灘畫報》採訪時, 一個外籍員工拎著行李走進辦公室,他剛從內蒙古回來,風塵僕僕。 “我已經十天沒有洗澡了。”他苦笑著對杜墨說。杜墨說,在中國工作生活十多年後,他和他的團隊已經適應了中國。他具有了獨特的能力,能夠判斷中國競標項目 的真假,可以預見私人客戶收錢比較困難等。他說,在中國工作,建築師必須負起更大的責任,因為這裡“你不想就沒有別人來幫你想”。 

2006年1月,荷蘭建築公司de Architekten Cie,參加了天津中央火車站的綜合整體規劃和建築設計競賽。項目包括地下基礎設施,四個景觀廣場,城際鐵路火車站,地鐵,長途汽車站,市內汽車站,舊火 車站的改造,行李站的翻修以及新的停車樓。這個項目還邀請了一個西班牙公司、一個美國公司、一個日本公司以及一個中國的公司參與競賽。按照中國競賽的標 準,甲方支付給每個團隊5 萬歐元。 

評選的過程異常嚴謹,但結果卻跟歐洲的類似競賽截然不同。 3月,天津市最終敲定了兩個獲勝方案,de ArchitektenCie的方案就是其中之一,但法律上,卻不用和任何一方簽約。這家荷蘭的建築公司發現,從一開始,他們加入的就是叫做“概念採集” 的競賽。甲方挑選參賽的最佳概念,再把信息給當地設計院,允許他們模仿設計並做封閉式投標,價格僅僅是外國建築公司的十分之一。在de Architekten Cie的設計師看來,他們雖然被選中,其實還是失敗了。 

荷蘭MVRDV建築公司曾經在柳州做住宅的設計,這個龐 大的項目毗鄰風景秀麗的AAA級國家公園。那裡曾經是礦山,山被挖空了,設計師決定“用房子遮蓋這些傷痕,而不是把所有的都建在山谷裡”。於是,建築被建 造於山坡之上,而每個斜坡也可以給每棟房子提供一個露台。在最初的項目溝通階段,當設計師展示效果圖時,一位當地的負責人忍不住說:“這好像中國的墳 頭。”這令設計師尷尬萬分。 

杜墨告訴記者,他甚至注意到去年出台的“十二五規劃”,認為這是影響自己生意的重要因素,因為中國政府希望聚 焦保健醫療領域。 “我們要了解中國政府的運作、思考方式,搞清楚中央政府說什麼,地方政府說什麼,錢從哪來,誰做決定,這非常複雜。”他說:“我們本來就很關心教育問題、 環境問題和保健問題。中國現在也更關注這些,'十二五規劃'中談到福利、健康和均衡發展。這和我們想做的事有很好的契合。” 

從1990年 代開始,中國的建築項目集中於商業建築和住宅。國際知名建築師往往在競爭地標式建築的過程中取得成功。在杜墨看來,那個瘋狂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下個 十年,醫療保健、教育或者科技項目會是最受關注的領域。小型醫院、鄉村診所的設計會是更有趣的工作。”杜墨發現,上海有四五家醫院的電梯要等半個小時。這 些西式醫院原本借鑒歐美的設計經驗,但歐美門診是可以預約的,中國病人大多親自掛號,人口密度也比歐美高很多。 “我們會在中國用西方的技術,但是更要考慮中國的社會和醫療狀況。” 

2012-06-14 總第49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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