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22
在建築領域，王澍走了一條和現代化趨勢完全不同的路，他的作品中幾乎沒有標誌建築或龐然大物，而是依據建築原址中山和水的態勢，借用古法，甚至利用舊磚棄瓦修築出全新形式的建築。從他的建築中時常能看出宋明古畫的意境和手法，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便是王澍的代表作之一。向來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里茲克建築獎，今年把獎項給了王澍，認為他的作品紮根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
“上面沒有東西看了，不能上去。”3月12日，杭州中山中路，南宋禦街陳列館內，保安攔住一位圓臉戴眼鏡的中年男子。
“我是設計這裏的建築師，想帶他們上去看看。”中年男子指指身後的攝影師和記者。保安馬上揮手放行，他已經聽說，自己服務的這個陳列館，其建造者剛得了國際大獎。實際上，這個叫做“普里茲克建築獎”的國際獎項，有著“建築界的諾貝爾”之稱，在其創立33年之後，第一次授予中國建築師。
走在通向樓頂的木頭臺階上，攝影師不經意地問：“這是你改建的古建築嗎？”建築師走在最前面，“你這麼說是對我這個作品的最高評價，這是一個‘新’建築。”他沒有回頭，正午的陽光垂直灑下，照在側臉上。他就是王澍。
“我是設計這裏的建築師，想帶他們上去看看。”中年男子指指身後的攝影師和記者。保安馬上揮手放行，他已經聽說，自己服務的這個陳列館，其建造者剛得了國際大獎。實際上，這個叫做“普里茲克建築獎”的國際獎項，有著“建築界的諾貝爾”之稱，在其創立33年之後，第一次授予中國建築師。
走在通向樓頂的木頭臺階上，攝影師不經意地問：“這是你改建的古建築嗎？”建築師走在最前面，“你這麼說是對我這個作品的最高評價，這是一個‘新’建築。”他沒有回頭，正午的陽光垂直灑下，照在側臉上。他就是王澍。
從魯迅到沈從文
完成於2009年的南宋禦街陳列館只有幾百平方米，是王澍強調的“以小見大”風格的典型。當《外灘畫報》記者提出要以作品為背景採訪和拍照時，王澍說：“那就去禦街吧。”在禦街陳列館門口，王澍設計了透明鋼化玻璃走道和下沉式庭院。參觀者走在玻璃路面上，低頭就可以看到遺址自下而上疊鋪的南宋青磚路、元代大塊石路和明清及民國的磚砌路，呈現禦街完整的記憶。同時，這也解決了古代遺址和現代交通衝突的問題。
一根根木棍，像藤條一樣“編織”成建築的頂，借鑒了中國橋樑的傳統建造方法。“我只是使用一些傳統手法，你們感覺這個建築風格古舊，但整個小樓沒一處對古建築的直接借用，”王澍說：“所以你們覺得這是個‘古’建築，評價很高。”普里茲克獎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勳爵，引用評審詞說明王澍獲獎的理由。“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係是當今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於建築應當基於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築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於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
普里茲克建築獎是每年一次頒給建築師個人的獎項。2012年普里茲克建築獎頒獎典禮將於5月25日在北京舉行。屆時，王澍將被授予10萬美元獎金和一枚銅質勳章。
王澍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他1985年獲得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築系本科學位，三年後從該校研究生畢業。1995年，王澍到同濟大學攻讀博士，2000年回到中國美術學院工作，從2003年起先後擔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系主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
在東南大學建築系，王澍以狂傲著稱，有關他的不少“傳說”在建築界廣為流傳，其中，版本最多、最知名的是王澍有關“一個半建築師”的言論——他曾在碩士答辯會現場放言：“中國沒有現代建築師。如果有的話，最多一個半。我算一個，我的導師齊康算半個。”
獲得普里茲克獎之後，他的這段“輝煌”經歷被媒體反復追問。當記者問及是否確有其事時，王澍哈哈大笑，“確實說過類似的話，但事隔多年，衍生出太多版本，以至於我自己都搞不清當年是怎麼說的。”他強調，“我只是要表達，中國建築界雖然不時有思想的火花和批判的意見，卻沒有持續和深入，沒有積累和傳承，永遠處於開端。”
大二時，王澍公開宣佈，自己無課可上，沒有老師可以教他。他曾寫過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當代中國建築學的危機》，批判了整個近代中國建築界的狀態，從梁思成到導師齊康都被涉及；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死屋手記》為自己的碩士論文命名，影射自己所在的建築系乃至整個中國建築界。這篇論文讓王澍沒能拿到學位，他卻連一個字都沒改，離開學校時還影印了五本放在學校閱覽室。他的一位學弟記得，這篇論文被保存了很久，被後來的學生翻了一遍又一遍。
王澍將自己的經歷簡單地分為三個階段：1980年代言論激烈，1990年代沉寂蟄居，2000年以後埋頭工作。王澍記得在畢業十年後，與一位系裏的老師碰面時，對方仍然忍不住舊話重提：“每當你從走廊的另外一頭走過來，我們都感覺像是一把刀。那把刀寒氣逼人，大家都會下意識地避讓。”
提及當年的血氣方剛，王澍稱自己最早受魯迅的影響很深，思想、言論和行為方式都像刀槍與匕首。後來，自己受沈從文的影響更大。他曾背著行李，按照沈從文的《湘行散記》行走，用幾個月的時間尋找書中提及的村落。“我喜歡沈從文，是因為他的超越性。記得他描寫清廷鎮壓苗族起義，鳳凰城頭掛著幾千顆人頭，城邊的水被血染紅了，但陽光燦爛，青山依舊。這是一種怎樣的心境？”王澍說。
眼前的王澍，幽默風趣，常常引經據典、出口成章，早已經蛻去了年少輕狂，似乎有著沈從文式的心境。有一次，一位北京的建築師帶人到王澍設計的一個建築參觀，他驚奇地發現，這個建築的一部分被拆掉了，變成難看的葡萄架。他打電話給王澍，氣憤地說：“你知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他們難道不知道這個建築在建築史上的地位嗎？”王澍淡定地告訴他，這並不意外，在設計這個作品時，就有人要把這個部分拆掉。
事實上，王澍的很多作品現在都已經不存在了，如1989年建成的杭州國旅航空售票處、1991年建成的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國際畫廊、杭州孤山室內小劇場和杭州鬥樂橋人防地道口等都已被拆毀，時間最短的只存在了3個月。“不僅是我的作品，建築史上很多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被拆除或破壞了，我並不是那種追求所謂永恆作品的完美建築師。我感興趣的是我的作品在中國社會中的變化，”王澍告訴記者：“我並不憤怒，因為這就是現實，這就是中國。”
完成於2009年的南宋禦街陳列館只有幾百平方米，是王澍強調的“以小見大”風格的典型。當《外灘畫報》記者提出要以作品為背景採訪和拍照時，王澍說：“那就去禦街吧。”在禦街陳列館門口，王澍設計了透明鋼化玻璃走道和下沉式庭院。參觀者走在玻璃路面上，低頭就可以看到遺址自下而上疊鋪的南宋青磚路、元代大塊石路和明清及民國的磚砌路，呈現禦街完整的記憶。同時，這也解決了古代遺址和現代交通衝突的問題。
一根根木棍，像藤條一樣“編織”成建築的頂，借鑒了中國橋樑的傳統建造方法。“我只是使用一些傳統手法，你們感覺這個建築風格古舊，但整個小樓沒一處對古建築的直接借用，”王澍說：“所以你們覺得這是個‘古’建築，評價很高。”普里茲克獎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勳爵，引用評審詞說明王澍獲獎的理由。“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係是當今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於建築應當基於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築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並演化成紮根於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
普里茲克建築獎是每年一次頒給建築師個人的獎項。2012年普里茲克建築獎頒獎典禮將於5月25日在北京舉行。屆時，王澍將被授予10萬美元獎金和一枚銅質勳章。
王澍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他1985年獲得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築系本科學位，三年後從該校研究生畢業。1995年，王澍到同濟大學攻讀博士，2000年回到中國美術學院工作，從2003年起先後擔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系主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
在東南大學建築系，王澍以狂傲著稱，有關他的不少“傳說”在建築界廣為流傳，其中，版本最多、最知名的是王澍有關“一個半建築師”的言論——他曾在碩士答辯會現場放言：“中國沒有現代建築師。如果有的話，最多一個半。我算一個，我的導師齊康算半個。”
獲得普里茲克獎之後，他的這段“輝煌”經歷被媒體反復追問。當記者問及是否確有其事時，王澍哈哈大笑，“確實說過類似的話，但事隔多年，衍生出太多版本，以至於我自己都搞不清當年是怎麼說的。”他強調，“我只是要表達，中國建築界雖然不時有思想的火花和批判的意見，卻沒有持續和深入，沒有積累和傳承，永遠處於開端。”
大二時，王澍公開宣佈，自己無課可上，沒有老師可以教他。他曾寫過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當代中國建築學的危機》，批判了整個近代中國建築界的狀態，從梁思成到導師齊康都被涉及；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死屋手記》為自己的碩士論文命名，影射自己所在的建築系乃至整個中國建築界。這篇論文讓王澍沒能拿到學位，他卻連一個字都沒改，離開學校時還影印了五本放在學校閱覽室。他的一位學弟記得，這篇論文被保存了很久，被後來的學生翻了一遍又一遍。
王澍將自己的經歷簡單地分為三個階段：1980年代言論激烈，1990年代沉寂蟄居，2000年以後埋頭工作。王澍記得在畢業十年後，與一位系裏的老師碰面時，對方仍然忍不住舊話重提：“每當你從走廊的另外一頭走過來，我們都感覺像是一把刀。那把刀寒氣逼人，大家都會下意識地避讓。”
提及當年的血氣方剛，王澍稱自己最早受魯迅的影響很深，思想、言論和行為方式都像刀槍與匕首。後來，自己受沈從文的影響更大。他曾背著行李，按照沈從文的《湘行散記》行走，用幾個月的時間尋找書中提及的村落。“我喜歡沈從文，是因為他的超越性。記得他描寫清廷鎮壓苗族起義，鳳凰城頭掛著幾千顆人頭，城邊的水被血染紅了，但陽光燦爛，青山依舊。這是一種怎樣的心境？”王澍說。
眼前的王澍，幽默風趣，常常引經據典、出口成章，早已經蛻去了年少輕狂，似乎有著沈從文式的心境。有一次，一位北京的建築師帶人到王澍設計的一個建築參觀，他驚奇地發現，這個建築的一部分被拆掉了，變成難看的葡萄架。他打電話給王澍，氣憤地說：“你知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他們難道不知道這個建築在建築史上的地位嗎？”王澍淡定地告訴他，這並不意外，在設計這個作品時，就有人要把這個部分拆掉。
事實上，王澍的很多作品現在都已經不存在了，如1989年建成的杭州國旅航空售票處、1991年建成的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國際畫廊、杭州孤山室內小劇場和杭州鬥樂橋人防地道口等都已被拆毀，時間最短的只存在了3個月。“不僅是我的作品，建築史上很多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被拆除或破壞了，我並不是那種追求所謂永恆作品的完美建築師。我感興趣的是我的作品在中國社會中的變化，”王澍告訴記者：“我並不憤怒，因為這就是現實，這就是中國。”
“業餘”建築師
王澍第一個獨立設計的建築專案是為海寧設計的青少年中心，於1990年完成。在接下來的七年時間裏，他和同為建築師的妻子陸文宇在杭州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沒有接過任何項目，偶爾幫別人畫幾張圖紙補貼家用；他讀了大量書，卻不看建築類書籍。
1997年，王澍重操舊業，設計了使用面積只有五十多平米的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陽臺上搭了個亭子，又在家裏做了八個木頭的兩層燈具。在王澍看來，這些燈界定了人和世界或者是建築裏兩層空間的最基本關係，很像一種智力遊戲。王澍用“八間不能住的房子”形容這組作品。
也是在這一年，王澍和妻子在杭州創辦了“業餘建築工作室”。“不談建築，只談房子，所以就是業餘的，業餘建築。”這是王澍常說的一句話。關於“業餘”，王澍有自己的理解：“業餘這個詞意味著一個因為興趣而從事某項研究、運動或者行為，而不是因為物質利益和專業因素。對我而言，不管是一個工匠還是業餘的，都是一樣的。”
三年之後，王澍完成了他的第一個重要作品——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這個作品體現了他的建築哲學，即如何讓建築自然地存在於山水之間。這座圖書館近一半體積處理成半地下，四個散落的小建築尺度明顯小於主體建築。
2000年以後，王澍不再言辭激烈，而是埋頭工作，但他的作品卻一直備受爭議。他說：“我從來沒有妥協過。作為建築師，能夠說服別人和自己一樣有不可動搖的信念，這是一種能力。”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一、二期工程，是王澍最重要的代表作。象山校園無論體量還是建造規模都是驚人的，很多建築形式都是王澍獨創的。這裏的建築相對集中，更多土地被營造成自然環境，30座大小不一的建築點綴在杭州南部依山的農田中，很多地方可以種菜養殖。
象山校園預算只有同時期杭州其他大學城項目的一半。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提出的要求卻是要建造原創的、具有國際水準的校園。王澍告訴許江，這可以實現，但他需要絕對的自由。許江答應了。項目建成後，許江驚喜萬分。他漫步校園，猛然發現，對面景色與宋代畫家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頗為相似。王澍說：“你發現了？”對於建築師而言，建築擺在什麼位置，門洞怎麼開，如何控制建築與山的距離，都是需要仔細估算的。王澍喜歡做這樣的事，做完後等別人自己發現。
象山校園的所有建築牆面都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瓦片用舊的，工匠如同在家裏勞作般“隨意砌”。工人們用了700萬塊不同年代的舊磚棄瓦，屋頂坡度介於平屋頂和坡屋頂之間，房子從一個面看去完全像是平頂，從另一個面看去則是坡頂。
坊間對於這個建築群的批評從未間斷。那些不規則的走廊和“詭異”的樓梯，讓很多人迷路，形同迷宮；每幢樓的窗子都開得很小，學生白天上課也要開燈，燈不夠亮都看不清；樓裏只有極少的空間安裝了空調，以至於大多數的房子“冬冷夏熱”。外界物件山校區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把象山校園歸為杭州最醜陋的建築；另外一方則把它與央視大樓相提並論，分別引領中國建築截然不同的方向。
杭州住宅樓錢江時代是王澍迄今為止唯一的商業住宅專案，開發商是通策集團。住宅是城市建築中的主體，作為建築師，王澍希望介入這類項目，直接面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並給予正面的回答。但他的想法商業風險極高，從開始有意向做這個專案，到最終做出決定，王澍和開發商一起喝茶聊天長達兩年。終於有一天，開發商對王澍說：“下定決心要做了，我們也理想主義一次。”
王澍打算從中國人原本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這個住宅項目。第一次把圖拿給開發商時，王澍畫的是一個只有兩層樓的小盒子，盒子裏有四到六戶人家。不管最終高層建築有多高，他想要讓住在裏面的人回到記憶中生活的兩層樓的時代。每家有一個很深的陽臺，或者說是院子，院子裏有1米以上的浮土，可以種植6米以下的植物。王澍希望：“社區居民可以站在遠方，指著那個種著桂花樹的地方說：‘看！那就是我家！’”於是，這些兩層樓盒子被疊加起來，形成六棟高層建築，就是現在的錢江時代社區。打造新鄰里關係和垂直院宅的理想主義的初衷在有些住戶心中並未實現，穿插堆疊形成的錯層陽臺方便了小偷，錢江時代社區也曾因此登上了杭州報紙的社會新聞版。
王澍獲得普里茲克建築獎的消息傳出後，通策集團在微博上說：“王澍獲獎，是遲早的事。一個生活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裏的真誠甚至天真的人，總有一天會讓人相信，他的藝術世界是真實的。通策人永遠會記得與王澍合作的那些痛苦與歡樂並存的時光，更記得那些只存在於圖紙上的項目，當一些人向王澍伸出表示祝賀的手的時候，他已經忘了也許是他槍斃過王澍的不少靈感。”
王澍第一個獨立設計的建築專案是為海寧設計的青少年中心，於1990年完成。在接下來的七年時間裏，他和同為建築師的妻子陸文宇在杭州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沒有接過任何項目，偶爾幫別人畫幾張圖紙補貼家用；他讀了大量書，卻不看建築類書籍。
1997年，王澍重操舊業，設計了使用面積只有五十多平米的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陽臺上搭了個亭子，又在家裏做了八個木頭的兩層燈具。在王澍看來，這些燈界定了人和世界或者是建築裏兩層空間的最基本關係，很像一種智力遊戲。王澍用“八間不能住的房子”形容這組作品。
也是在這一年，王澍和妻子在杭州創辦了“業餘建築工作室”。“不談建築，只談房子，所以就是業餘的，業餘建築。”這是王澍常說的一句話。關於“業餘”，王澍有自己的理解：“業餘這個詞意味著一個因為興趣而從事某項研究、運動或者行為，而不是因為物質利益和專業因素。對我而言，不管是一個工匠還是業餘的，都是一樣的。”
三年之後，王澍完成了他的第一個重要作品——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這個作品體現了他的建築哲學，即如何讓建築自然地存在於山水之間。這座圖書館近一半體積處理成半地下，四個散落的小建築尺度明顯小於主體建築。
2000年以後，王澍不再言辭激烈，而是埋頭工作，但他的作品卻一直備受爭議。他說：“我從來沒有妥協過。作為建築師，能夠說服別人和自己一樣有不可動搖的信念，這是一種能力。”
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一、二期工程，是王澍最重要的代表作。象山校園無論體量還是建造規模都是驚人的，很多建築形式都是王澍獨創的。這裏的建築相對集中，更多土地被營造成自然環境，30座大小不一的建築點綴在杭州南部依山的農田中，很多地方可以種菜養殖。
象山校園預算只有同時期杭州其他大學城項目的一半。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提出的要求卻是要建造原創的、具有國際水準的校園。王澍告訴許江，這可以實現，但他需要絕對的自由。許江答應了。項目建成後，許江驚喜萬分。他漫步校園，猛然發現，對面景色與宋代畫家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頗為相似。王澍說：“你發現了？”對於建築師而言，建築擺在什麼位置，門洞怎麼開，如何控制建築與山的距離，都是需要仔細估算的。王澍喜歡做這樣的事，做完後等別人自己發現。
象山校園的所有建築牆面都不抹灰，院子只造三面，瓦片用舊的，工匠如同在家裏勞作般“隨意砌”。工人們用了700萬塊不同年代的舊磚棄瓦，屋頂坡度介於平屋頂和坡屋頂之間，房子從一個面看去完全像是平頂，從另一個面看去則是坡頂。
坊間對於這個建築群的批評從未間斷。那些不規則的走廊和“詭異”的樓梯，讓很多人迷路，形同迷宮；每幢樓的窗子都開得很小，學生白天上課也要開燈，燈不夠亮都看不清；樓裏只有極少的空間安裝了空調，以至於大多數的房子“冬冷夏熱”。外界物件山校區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把象山校園歸為杭州最醜陋的建築；另外一方則把它與央視大樓相提並論，分別引領中國建築截然不同的方向。
杭州住宅樓錢江時代是王澍迄今為止唯一的商業住宅專案，開發商是通策集團。住宅是城市建築中的主體，作為建築師，王澍希望介入這類項目，直接面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並給予正面的回答。但他的想法商業風險極高，從開始有意向做這個專案，到最終做出決定，王澍和開發商一起喝茶聊天長達兩年。終於有一天，開發商對王澍說：“下定決心要做了，我們也理想主義一次。”
王澍打算從中國人原本的生活經驗出發設計這個住宅項目。第一次把圖拿給開發商時，王澍畫的是一個只有兩層樓的小盒子，盒子裏有四到六戶人家。不管最終高層建築有多高，他想要讓住在裏面的人回到記憶中生活的兩層樓的時代。每家有一個很深的陽臺，或者說是院子，院子裏有1米以上的浮土，可以種植6米以下的植物。王澍希望：“社區居民可以站在遠方，指著那個種著桂花樹的地方說：‘看！那就是我家！’”於是，這些兩層樓盒子被疊加起來，形成六棟高層建築，就是現在的錢江時代社區。打造新鄰里關係和垂直院宅的理想主義的初衷在有些住戶心中並未實現，穿插堆疊形成的錯層陽臺方便了小偷，錢江時代社區也曾因此登上了杭州報紙的社會新聞版。
王澍獲得普里茲克建築獎的消息傳出後，通策集團在微博上說：“王澍獲獎，是遲早的事。一個生活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裏的真誠甚至天真的人，總有一天會讓人相信，他的藝術世界是真實的。通策人永遠會記得與王澍合作的那些痛苦與歡樂並存的時光，更記得那些只存在於圖紙上的項目，當一些人向王澍伸出表示祝賀的手的時候，他已經忘了也許是他槍斃過王澍的不少靈感。”
用建築來寫作
一位元外國記者曾問王澍：“如果不做建築師，你會選擇做什麼工作？”“我想我會是不錯的作家。”王澍馬上回答。他表示無論是古舊的瓦還是鋼筋混凝土，都只是自己寫作的工具。
在南宋禦街陳列館頂層，王澍給自己留了個地方。那是一塊不大的、兩邊開放的平臺，頭頂就是整個建築的木頂。王澍在封閉的兩端佈置了長條木凳，指著兩排凳子，他說，自己的私心是有一天可以在這裏講學。他的“私心”還體現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14號樓樓頂，也是設想的能上課的地方。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解惑的強烈願望。早在為象山校區選址時，許江和他就帶著恢復中國傳統書院的想法。“大學應該是在山邊有組院子，沒有入學和畢業考試，學生可以隨時進，隨時出，就好像孔子帶弟子，流動性很大，隨時有變化。”王澍說，這種理想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氣質。
王澍有幾十張古代書畫的珂羅版，用來研究傳統繪畫。王澍常借這些畫作來闡釋自己的作品：“有人說從象山校區建築的屋簷上看到沈周的長線條，從校園裏大尺度的連續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跡，細膩之處跟李公麟接近。當然和巨然的層巒疊嶂比我還差很多，現在只能說努力向董源的感覺靠近。”進入大學後，王澍開始臨帖，最開始是臨摹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時至今日，他依然保持這個愛好；大三時，他把康得的《形而上學導論》翻爛了，還能倒背《世說新語》。
他可以連續幾天陪妻子逛商場，不知疲倦，他說其實自己在饒有興趣地觀察生活；也能夠在西湖邊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發。王澍一直是個不怕孤獨的人，研究生時，他曾經在農村住了兩年，看書、寫字、爬山，獨自面對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機之于王澍並不是即時通訊工具，他極少接手機，偶爾回短信。在得獎的消息發佈後，一位元青年建築師給王澍發了8條短信，幾天後，王澍回了一條。這個建築師興奮地把這些通訊記錄發到了網上。“這個消息我也是聽別人說的，因為不會用互聯網。”王澍說。
王澍出生于新疆，在西安考的大學。他從小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但是父母卻堅持讓他學科學。最終，王澍學了建築學，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如果一定要說有家學淵源，王澍說來自父親。父親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從來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時候只喜歡做木工。在王澍的印象中，幼時的家裏有很多木工工具，自己經常給父親打下手，做好木工上油漆之前打砂皮。父親是一個興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時候會用花盆做小麥品種的改良實驗，後來，王澍在象山校區種起了麥子。
王澍的兒子今年十歲，名叫斗拱。斗拱小時候在野外玩，臉上被蚊子叮出紅疙瘩。同行的人要給他抹風油精，王澍卻說：“沒關係，應該讓孩子適應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家裏發現蜘蛛，陸文宇要消滅，王澍總是將其救下，要與它休戚與共。
在王澍主持的中國美術學院建築學院，大一學生都要學習砌牆、木工。帶木工課的陸文宇記得，連開水都不會打的孩子們做木工時手被紮出血，磨出老繭。“但做成之後每個人都很興奮，都要讓我坐一下他們親手做的小板凳。”對於學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標是把他們培養成“哲匠”。
一位元外國記者曾問王澍：“如果不做建築師，你會選擇做什麼工作？”“我想我會是不錯的作家。”王澍馬上回答。他表示無論是古舊的瓦還是鋼筋混凝土，都只是自己寫作的工具。
在南宋禦街陳列館頂層，王澍給自己留了個地方。那是一塊不大的、兩邊開放的平臺，頭頂就是整個建築的木頂。王澍在封閉的兩端佈置了長條木凳，指著兩排凳子，他說，自己的私心是有一天可以在這裏講學。他的“私心”還體現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14號樓樓頂，也是設想的能上課的地方。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書立說、傳道授業解惑的強烈願望。早在為象山校區選址時，許江和他就帶著恢復中國傳統書院的想法。“大學應該是在山邊有組院子，沒有入學和畢業考試，學生可以隨時進，隨時出，就好像孔子帶弟子，流動性很大，隨時有變化。”王澍說，這種理想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氣質。
王澍有幾十張古代書畫的珂羅版，用來研究傳統繪畫。王澍常借這些畫作來闡釋自己的作品：“有人說從象山校區建築的屋簷上看到沈周的長線條，從校園裏大尺度的連續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跡，細膩之處跟李公麟接近。當然和巨然的層巒疊嶂比我還差很多，現在只能說努力向董源的感覺靠近。”進入大學後，王澍開始臨帖，最開始是臨摹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時至今日，他依然保持這個愛好；大三時，他把康得的《形而上學導論》翻爛了，還能倒背《世說新語》。
他可以連續幾天陪妻子逛商場，不知疲倦，他說其實自己在饒有興趣地觀察生活；也能夠在西湖邊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發。王澍一直是個不怕孤獨的人，研究生時，他曾經在農村住了兩年，看書、寫字、爬山，獨自面對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機之于王澍並不是即時通訊工具，他極少接手機，偶爾回短信。在得獎的消息發佈後，一位元青年建築師給王澍發了8條短信，幾天後，王澍回了一條。這個建築師興奮地把這些通訊記錄發到了網上。“這個消息我也是聽別人說的，因為不會用互聯網。”王澍說。
王澍出生于新疆，在西安考的大學。他從小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但是父母卻堅持讓他學科學。最終，王澍學了建築學，介於科學與藝術之間。如果一定要說有家學淵源，王澍說來自父親。父親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從來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時候只喜歡做木工。在王澍的印象中，幼時的家裏有很多木工工具，自己經常給父親打下手，做好木工上油漆之前打砂皮。父親是一個興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時候會用花盆做小麥品種的改良實驗，後來，王澍在象山校區種起了麥子。
王澍的兒子今年十歲，名叫斗拱。斗拱小時候在野外玩，臉上被蚊子叮出紅疙瘩。同行的人要給他抹風油精，王澍卻說：“沒關係，應該讓孩子適應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家裏發現蜘蛛，陸文宇要消滅，王澍總是將其救下，要與它休戚與共。
在王澍主持的中國美術學院建築學院，大一學生都要學習砌牆、木工。帶木工課的陸文宇記得，連開水都不會打的孩子們做木工時手被紮出血，磨出老繭。“但做成之後每個人都很興奮，都要讓我坐一下他們親手做的小板凳。”對於學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標是把他們培養成“哲匠”。
實驗建築運動
2月27日晚上，網路上流傳王澍是今年普里茲克建築獎得主的消息。這個消息一度受到質疑，幾個小時後，普里茲克建築獎官方網站正式宣佈王澍得獎。對陸文宇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斷收到各種短信與電話，“簡直是炸了鍋。”此時，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他剛到美國，需要倒時差，蒙頭大睡，怎麼也醒不過來。到了11點多，王澍查看手機時，剛好接到陸文宇的越洋電話。“你知道普里茲克獎已經宣佈了嗎？”陸文宇問。“這和我有什麼關係？”王澍反問。得知自己得獎，王澍很驚訝。
1983年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獲得這個大獎，這一年，他66歲。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預言，如果中國有一個人得到普里茲克建築獎，這個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內，所有人都覺得要得獎還需要十年。
一直以來，王澍都被歸為“實驗建築運動”一分子。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獲得普里茲克獎，很大程度是因為評委們發現，這種原本只能設計藝術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築的藝術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積地實現了。他說：“直到得獎，我才驚異地發現，原來過去十多年裏，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項目。”
作為實驗建築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經三次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至今日，我在國外做講座時，會有人對我說，你2006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瓦園’真的很震撼。”王澍說。王澍最初設想把25萬片拆遷下來的舊瓦帶到威尼斯，代表中國城市的大拆遷。後來，瓦片數減少到6萬片。“運過去時，海關一打開，裏面都是灰，海關問是什麼，我們說這是中國的廢品，就象徵性地報了個價。”中國當代建築研究學者王明賢回憶：“西方蓋一個建築，是把舊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國老建築的舊材料可以繼續用，建築可以再生。威尼斯雙年展是很喧鬧的地方，可看到‘瓦園’，人們就會變得安靜，這是讓人沉思的地方，讓人沉思建築到底該怎麼發展，城市該怎麼發展。”
早在25年前，王明賢就與王澍相識，他把王澍稱作實驗建築最重要的代表，也是一直堅持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築師之一。王澍的刻苦、克制與堅持被認為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堅持“實驗”十幾年，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其他建築師身上出現的“分裂”現象。
在王明賢看來，很多現代建築和城市的關係很突兀，王澍獲得普里茲克獎，提醒了整個世界建築界，中國有這樣一條獨特的建築道路，對世界建築而言是補充或者新的出路。王澍也表示，有一群建築師，在做不起眼的建築，這不是因為他們年輕或者分量不夠，而是選擇了一條反標誌建築和巨大建築的道路，自己得獎是對這個群體的巨大鼓勵。
“我在學生時代已經很突出了，很多同學很羡慕我的工作狀態，但是他們又說，等我賺到錢或等我評上職稱了，我就像你一樣工作，”王澍意味深長地對記者說：“但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他們賺夠了錢、評上了職稱，就已經在另外一王澍在杭州南宋禦街陳列館內條路上走得太遠，無法回頭了。”
2月27日晚上，網路上流傳王澍是今年普里茲克建築獎得主的消息。這個消息一度受到質疑，幾個小時後，普里茲克建築獎官方網站正式宣佈王澍得獎。對陸文宇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斷收到各種短信與電話，“簡直是炸了鍋。”此時，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他剛到美國，需要倒時差，蒙頭大睡，怎麼也醒不過來。到了11點多，王澍查看手機時，剛好接到陸文宇的越洋電話。“你知道普里茲克獎已經宣佈了嗎？”陸文宇問。“這和我有什麼關係？”王澍反問。得知自己得獎，王澍很驚訝。
1983年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獲得這個大獎，這一年，他66歲。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預言，如果中國有一個人得到普里茲克建築獎，這個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內，所有人都覺得要得獎還需要十年。
一直以來，王澍都被歸為“實驗建築運動”一分子。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獲得普里茲克獎，很大程度是因為評委們發現，這種原本只能設計藝術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築的藝術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積地實現了。他說：“直到得獎，我才驚異地發現，原來過去十多年裏，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項目。”
作為實驗建築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經三次參加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至今日，我在國外做講座時，會有人對我說，你2006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瓦園’真的很震撼。”王澍說。王澍最初設想把25萬片拆遷下來的舊瓦帶到威尼斯，代表中國城市的大拆遷。後來，瓦片數減少到6萬片。“運過去時，海關一打開，裏面都是灰，海關問是什麼，我們說這是中國的廢品，就象徵性地報了個價。”中國當代建築研究學者王明賢回憶：“西方蓋一個建築，是把舊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國老建築的舊材料可以繼續用，建築可以再生。威尼斯雙年展是很喧鬧的地方，可看到‘瓦園’，人們就會變得安靜，這是讓人沉思的地方，讓人沉思建築到底該怎麼發展，城市該怎麼發展。”
早在25年前，王明賢就與王澍相識，他把王澍稱作實驗建築最重要的代表，也是一直堅持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築師之一。王澍的刻苦、克制與堅持被認為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堅持“實驗”十幾年，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其他建築師身上出現的“分裂”現象。
在王明賢看來，很多現代建築和城市的關係很突兀，王澍獲得普里茲克獎，提醒了整個世界建築界，中國有這樣一條獨特的建築道路，對世界建築而言是補充或者新的出路。王澍也表示，有一群建築師，在做不起眼的建築，這不是因為他們年輕或者分量不夠，而是選擇了一條反標誌建築和巨大建築的道路，自己得獎是對這個群體的巨大鼓勵。
“我在學生時代已經很突出了，很多同學很羡慕我的工作狀態，但是他們又說，等我賺到錢或等我評上職稱了，我就像你一樣工作，”王澍意味深長地對記者說：“但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他們賺夠了錢、評上了職稱，就已經在另外一王澍在杭州南宋禦街陳列館內條路上走得太遠，無法回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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