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t變成Business man並不代表他們揚棄了當初的理想，進入市場才是真正創作的開始，遭遇挫敗反而讓人更快建立起對產業的理解和市場的邏輯。這是四個精采Artist Business Man & Woman的故事……在經濟學中有一種理想假設原型，有些人，他們熟稔經濟學中的各項供需原則，且懂得擺脫決策中極端感性的變項，從而以較理性的方式找到生產與消費的最佳姿態，這群人在經濟學中被稱做「經濟人」。過去，這樣務實的態度與哲學，與文化工作者的想像有著相當的鴻溝與差距，文化工作者老擺脫不了被「對應化約」的刻板印象與宿命，諸如：電影工作者一定是導演，錄音工程只想到杜篤之，這種個體戶、工匠式甚至帶有點騷人墨客腐朽味；強調技術導向與一人工作的模式，幾乎等同於文化工作者的全部樂章。文化人也要學的產業學分然而，在一個全球經濟成長邁向生活價值議題的時代，文化與經濟不是二分法的選擇題，而是一種相互為用的社會革命新力量。越來越多過去被視為文化人的工作者，正努力地讓工作場域從完全感性的第一項象限，挪移至理性與務實兼具的第四象限，擺脫藝術工匠的枷鎖，而成為極具策略企圖與管理精神的專業經理人，時時尋找鍛練創意的機會。「他們是啟動新經濟不可忽視的另一股勢力。」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公共政策管理學院教授佛洛里達（Richard Florida）在他所著的《創意新貴（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指出。除了工作典範的轉移，他們同時也面臨了組織型態的演化與調整，從個體戶技術導向的思維向外放射，努力成為產業循環中的活躍激進份子，既創作，也經營，並廣泛地整合各種資源，他們終究體認到環境的艱鉅，不是文化產業所獨享，而是任何產業循環都會面臨的隨堂測驗，因而不再有我見猶憐般的自怨自艾，而是積極從挑戰中吸取成長的養分，從而發展出經得起考驗的對策。到市場中實踐自己的創意從文學、音樂轉戰紀錄片拍攝的張釗維，如今自稱紀錄片研發工程師，自我定位的背後隱藏著是不單單是無盡創意的落實，同時看到組織管理執行方案的著力與聚焦；借力使力的廖敏君，從純粹消費文化產品的「影迷」身份中破繭而出，由經營影迷俱樂部進而成為經紀自己文化生意的的主人。 懵懂少年時即投入主流唱片市場的熊儒賢，曾企劃過多張膾炙人口創下佳績的唱片，在近不惑之年許下將台灣音樂推向世界舞台的心願，為大家視為窮途末路的音樂工業重新開將闢土；以《台北二一》一片拿下《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的導演楊順清，更清楚地指出，現代的文化人，必須「兼具天真與世故，即肯定又懷疑，要有情又要無情。」他們分別從電影、影像、音樂等領域出發，早早跳出駕駁極端兩造的思考框框，為文化與創意劃出最早期的經濟模型與架構。從文化理想昇華為實踐革命，現實的環境也許嚴苛如常，但是，對這群文化經濟人而言，沒有逆流而上的勵志情懷，只有乘風破浪的爽快與勇氣。今年二月，由張釗維製作編導的「六十分鐘看亞洲 羅馬古城在中國（Rome: the lost city of China）」紀錄片，正式在亞洲地區的Discovery頻道首播；三月中旬，公共電視即將上檔他所執導的台灣學運史等。接下來，張釗維更將遠赴北京，一連參予兩項國際拍片計劃的進行。今年三十九歲的張釗維，是台灣目前與國際合作最密切的紀錄片導演。「我做的，就是代工（ODM）的工作，」張釗維說得直接，但一般人很難了解，既然是拍紀錄片搞藝術創作的，為何張釗維自謙只是個ODM，不過張釗維認為，這是個產業思考邏輯的問題，而非藝術創作的課題。受限環境，沒恰當報酬十三年前，張釗維在清大歷史所的畢業論文「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出版入圍九二年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退伍後的張釗維，遠赴英國研習紀錄片，回國後，開始投入紀錄片工作。一九九七年，完成他第一部紀錄片「暴風雨前的飛翔」，記錄香港當地獨立搖滾樂團「黑鳥」，以音樂表達對中共的批判行動。接下來張釗維陸續有不少品推出，包括公共電視的綠色矽島、台灣百年人物誌等作品。「我拒絕一種『艱困清苦』的文化工作者形象，我們沒有義務要成為這個時代的陶淵明，人家說我們比較有理想性，但誰沒有理想性？我們真誠地付出，也希望尋求恰當的報酬。雖然實質上這個社會並不提供我們恰當的報酬，似乎也不認為必須給我們恰當的報酬。」張釗維在一次訪問中直言。新加坡製造，台灣代工二○○四年，張釗維主動到在國際紀錄片工作者的獵人頭網站上登錄了自己的履歷，新加坡運行視覺公司很快找上他，雙方一拍即合，第一部作品就是今年推出的「羅馬古城在中國」，這是部有關十字軍東征時，一支消失在中國陜甘地區羅馬軍隊的故事，拍片的過程中，首次與國際團隊合作的張釗維體驗到不同於過去土法鍊鋼的效率管理，他們從甘肅永昌一路拍回北京，只花了二個星期就完成。張釗維身處異文化的交界，發現屬於他的新絲路。張釗維說，新加坡在紀錄片產業中具有相當國際視野，不乏資金，同時產銷體系也趨成熟，唯獨長期對於題材的陌生與疏離，使得他們必須致力尋找題材研發者，當他們發現台灣的創作者因歷史的偶然成為中介中國與東方思潮的樞紐時，新加坡製造、台灣代工的紀錄片產業雛形於焉成型，「我所扮演的，正是研發主管的角色。」張釗維說，其實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並無二致，同樣可畫分成上、中、下游三段；上游是研發，中游是製造（製作），下游則是產銷，台灣在產銷與製造上欠缺系統整合的能力，但在上游部分，卻因緣際會因東方與亞洲題材漸在世界文化潮流的崛起，替台灣開拓了不少空間。而這次的合作，更讓張釗維堅實的體會到台灣在亞洲區內容產業的優勢地位。不過，張釗維無奈的說，台灣之所以無法突破在文化產業發展上的困境，原因在於國際參與太少，「其實，文化產業也有高峰會、也有像德國漢諾威般的的全球性內容產品大展，更有自己的國際社群組織，但大多數場合都不見台灣的蹤影。」今年初在韓國舉行的文化產業高峰會，同樣邀請了內容產業界明星級的企業家出席，其所屬的新加坡公司也派了一組人馬共襄盛舉，唯獨台灣缺席！ 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卻投入紀錄片產業，未來張釗維希望把內容產業研發者的角色扮演好，揮灑出更多屬於自己的色彩。
《數位時代雙週》第102期／盧諭緯?鄭凱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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