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代和我們這代還有哪些相似之處，「自我的徬徨」－－大概是確認我們彼此仍同屬台灣人的唯一線索。如果說我們四十歲這一代有什麼缺憾，那就是「沒有創意」。對五十代、六十代來說，他們同樣沒創意，但這對他們卻不是缺憾，有時反而是個優勢，因為他們發跡、成功、守成在「工廠」的年代。工廠中，是不需要、也不能有天大的創意的，把接來的訂單給準時出貨就好，出貨完看電視八點檔就好，看完八點檔再翻一下《天下》，就可以好眠了。我們成長在他們的教誨裡，滿心期望「照班輪」的世代交替到來，驀然間，卻發現已置身在二十代和三十代主導的競爭環境裡，這裡不再有人看單調的八點檔連續劇（他們不是泡在夜店、華納威秀看電影，就是「網誌」裡），世代交替的浪潮好像也直接越過我們，直接向下一代流去，因為－－現在是「創意」的年代；要找工廠，抱歉，你得搭包機到對岸的長江三角洲去。和高更一樣的徬徨在我們的眼裡，二十代和三十代是幸運的，他們多半不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也不明白「自由」是得躲躲藏藏在教官和警總的眼線間，才爭取得來。創意的才賦彷彿是生下來就有的城堡，和麥當勞的麥香堡一樣理所當然；也因此，當他們占據各個策略位置時，一派理直氣壯，哪在乎老世代的感受，譬如陳敏熏取代劉泰英、陳信安踢走鄭志龍那樣。但如果要說，二、三十代和我們這代還有哪些相似之處，「自我的徬徨」－－大概是確認我們彼此仍同屬台灣人的唯一線索。這當然得歸功於我們的教育，在台灣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中，它居然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力挽時代的苦澀於不墜－－二、三十代和我們一樣，都沒有在青春期中獲得學校該給予的自我啟蒙，我們都一樣地有個被規訓的童年，我們也都一樣渾噩地衝向大學，然後在三十歲的某一天淚流滿面，發出畫家高更（Paul Gauguin）那著名的天問：「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將往何處去？」承受反思的痛才會進步就在這個角度上，我們看到了我們這世代和下世代的另一個、但公平得多的角力點，那就是「發現自我」。雖然台灣經濟結構已經慢慢從勞力、資本、技術密集，轉移到「智財」密集，但嚴格說來，二、三十代看似新穎的創意能力背後，其實仍多的是座座中空的城堡，沒有灌注「2die4」（沒打錯，請用英文念）的熱忱胸臆，「創意」只是一種廉價的時髦。四十代其實和二、三十代站在相同的起跑點上，只要我們比下一代更敢來拋棄包袱（雖然並不容易），人生確實是可以重開一家非製造業的「夢工廠」的。而二、三十代如果能勇於選擇痛苦的自我冒險，去挑戰那教育體系所遮擋掉的世界，他們也許能比四十代更能為社會造福，也更能體諒上世代的苦痛，形成美麗的世代分工。在矽谷的生命史上，一九六四年發生在舊金山加大柏克萊分校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是個青年文化的轉折點，那是個年輕人反叛成年人、成年人反省自己的時代，但也是個「去」教育體制的找尋自我年代，不管是透過剋藥、靈修、搖滾樂還是露天做愛，反思者在生活方式的異端裡，賣力發現自己是哪一種類的「高更」－－於是，好加在－－我們才有了今天的Intel和Apple……。
(數位時代雙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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