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11
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經歷從鄉村到城市的最後大遷移，並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極為相似的都會空間。桑德斯推斷：到21世紀末，人類將成為一個完全生活在城市裡的物種。
“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見到熙攘的街道和大量華人移民，他們大多來自大陸和台灣，在這裡落地，開始新的生活。繁雜的街景讓我十分感動，我想許多美國城鎮一定就是這樣開始的，於是我決定將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
這是哈金當年小說集《落地》自序中的一段，書中短篇均圍繞紐約法拉盛的真實故事展開。法拉盛，也許就像巴西聖保羅的法維拉、重慶的六公里、倫敦的懷特查斯佩、巴黎的貝爾維爾……它們在英籍加拿大記者、作家道格·桑德斯的筆下，被全新定義為“落腳城市”。
在世界各地，桑德斯所指的“落腳城市”有著各種變身：在富裕的發達國家，它是移民社區、少數民族聚居區、中國城、小印度、都會貧民區；在發展中國家，它被冠以我們更熟悉的“城中村”之名。
“它們都應被稱作Arrival City——落腳城市。”桑德斯一直強調，落腳城市和貧民窟不是一個概念，它指鄉村移民前往城市後，最初落腳並聚集定居的地方。相對以往“移民門戶”、“原始社區”等靜態描述，落腳城市更形像地表達出這類地區的動態與過渡性角色。
桑德斯用了近五年時間走訪調查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發現：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經歷從鄉村到城市的最後大遷移，並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極為相似的都會空間。
簡·雅各布斯當年寫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身為《環球郵報》記者、歐洲局負責人的桑德斯看後很受啟發。在做了雅各布斯的幾次採訪，又剛好和她一起為社區處理了很多維權事件後，桑德斯萌生了撰寫一部記錄人口遷徙，尤其是農村到城市人口遷徙的著作的想法。
桑德斯選了一個地圖上可以指出位置、村子官方記錄上卻不存在的地方，開始了這本《落腳城市》的寫作。這個地方是中國重慶南岸一個叫“六公里”的聚落——15年前只是一個擁有70口人的農村，如今已有12萬人相繼從四川的村莊遷移至此。它成為了一個政府不願承認的“繁榮”的城中村。
他們中的一戶普通人家，15年前，家庭日收入不足一美元，15年後，他們在重慶擁有一個寓所，年收入已經達到15000美元。兩端對比的變化令人驚訝，但這不是一個謎一樣的遷徙過程。 “你很難找到在一代之內完成這樣一個轉變的例子。他們必須經歷過渡性的城市社區狀態，也就是六公里這樣的落腳城市。”
《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觸目景像不只發生在孟買的達拉維，桑德斯去了印度中部的馬哈拉，那裡有一座只有270人的叫朵利的小村子。朵利給桑德斯的第一印象，來自村中豎立的一塊牌子，上寫：本村出售中，含所有房屋、牲畜及農場。全村的40個家庭在經過合理推論之後，都斷定從事糊口農業是死路一條。與其跟著鄉下貧窮現象的惡性循環陷入谷底，不如給自己一個機會，看看能否擺脫鄉村，加入城市貧民的行列，藉此改善自己的生活。
作為文明都市的城中村，比如六公里，它在一定意義上是非法存在的。就像重慶政府曾在接受采訪時回答：我們的城市化發展非常快，現在和以後都不會出現貧民窟。這一回答不是個案，它在中國有著絕對的代表性。顯然，“貧民窟”和“落腳城市”的區別，在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還未被釐清與合理正視。
不只在中國，世界各地存在著大量的“六公里”——它們可能不被公開承認並支持，卻一直在內部發生著相當可觀的經濟活動。桑德斯強調，這些聚落中的每一條街道、每一間住家和每一個工作場所，都不斷聯繫著兩個方向。一方面，落腳城市與來源地鄉村保持長久而緊密的關係，人員、金錢與知識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從而使下一波村民的遷徙活動得以發生，也讓村里的老人得以照顧、年輕人得以受教育，村莊本身也得以擁有建設發展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不斷湧入聚落的村民逐漸變得收入穩定，挺進、融入當地生活核心的城市新進人口中。
從重慶的六公里，到孟買和德黑蘭的邊境；從聖保羅與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洛杉磯的各種社區……桑德斯用了近五年時間，走訪調查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區後，發現：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經歷從鄉村到城市的最後大遷移，並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極為相似的都會空間。就像六公里，它們是一座座落腳城市，在城市的外圍地區，這裡就是新的世界中心。他甚至推斷：到21世紀末，人類將成為一個完全生活在城市裡的物種。
這不是臆斷，前不久上海的一次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一個數據也被正式提出：中國幾千年以來，第一次城市人口的比率大於農村人口，達到51.27%。事實證明，在這樣動態遷徙的過程中，所有人都處在歷史的節點上，落腳城市的形成，及規模化的發生，讓我們所存在的城市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改變。
“落腳城市充滿著不確定性，它有可能成為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世的誕生地，也有可能淪為下一波重大暴力衝突、種族歧視的爆發地。”
不但哈金深入落腳城市寫出了《落地》，更早的，奈保爾在他的《抵達之謎》中，曾赤裸表達出，人們抵達異鄉靈魂肉身皆無處皈依的尷尬——前方不見出路，身後謎舟已逝。桑德斯認為，這正是如今大遷移過程一個真實寫照——人們在城市和故鄉之間，成了一種漂泊無根之人。
有些遺憾，也許正是對漂泊無根的想像過於悲觀，甚至負面，客觀形成的“落腳城市”們，在世界各地還常被慣性理解為“貧民窟”，被政府視為大城市的不良增生物甚至癌細胞，不遺餘力地欲進行抵制、遮蔽甚至莽撞地清除。數以萬計人的生活與未來也許正在被摧毀，一段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軌道也許被堵截。
上一次人類大遷移，用一個多世紀的城市化，為西方帶來了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並直接造成了人類在思想、治理與科技領域的徹底變革。桑德斯認為，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腳城市，也許正在創造新的歷史。
“當然，落腳城市也充滿著不確定性，它有可能成為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世的誕生地，像多倫多的鬆克里夫公園、美國洛杉磯的西語移民區。也有可能淪為下一波重大暴力衝突、種族歧視的爆發地，伊朗德黑蘭的爾撒聖殿、孟買的穆蘭德等都是這樣的案例。但是，究竟走上哪條路，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的觀念和管理。 ”
桑德斯依然樂觀強調落腳城市的未來可能性：“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出現那麼多衝突，就是因為不願意接受自身的城市化進程；土耳其、巴西等如今實現了穩定和自由貿易，就是因為認清了自身城市化進程的必然性，與其和解。現在這些地方已經完全城市化了。”
就像哈金在紐約法拉盛聯想到的那幕一樣，大多數西方人的祖先來自落腳城市，“一部西方史幾乎就是一部移民史，雖然我們常常忘記了這一事實”。
桑德斯本人學生時代就成長於一個由廣東、河南、江西和福建人組成的“落腳城市”——那是移民城市多倫多的一個華人聚落，這讓他很早就養成關注城鄉遷移的敏感，移居英國倫敦後，狄更斯筆下著名的貧民窟貝斯納·格林，成為他落腳城市雛形的參考文本。
大城市需要城中村——落腳城市，桑德斯希望更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一直以來都在忽視落腳城市的問題——尤其是在南美、印度，那些粗心大意的城市政策有時候迫使遷居而至的人們深陷貧窮。但很多城市化的進程，是由鄉村的進步帶來的，必須要認識到鄉村移民進入城市的必然性。”
無法落腳的城市，也說明了城市化進程的另一個問題。一邊是鄉村湧入城市的大遷徙，一邊是中產階級逃離大都市。
在桑德斯的走訪調查中，巴西聖保羅的法維拉是一個轉型積極的“落腳城市”。那是一個建立於20世紀60年代的聚落，地理位置極富戲劇性，幾乎身處懸崖峭壁間，典型的“閉塞型山中貧民窟”。相比更加匱乏的鄉村，居民們情願邁出步子，跨入這個山中之窟——至少它離城市更近了一步，即使最差的城市條件，也會比鄉村的收入水平高20倍——來自不同的鄉村的人互助，彼此借錢，籌集資金建立自己的小工廠、小生意，只為躋身城市。
雖然這個地處懸崖峭壁上的社區一度變得非常暴力，可卡因交易和幫派暴力現象司空見慣，混亂令人聯想至《上帝之城》的毒梟之地，但巴西政府的積極介入，讓法維拉看到了山頂的太陽。他們甚至在山澗中建起了纜車系統，更多的人可以從山腳上到山頂社區，大量改善了當地的經濟條件。建立起了學校，孩子們有了福音，安上了路燈，婦女們行走於街道不再像穿越危險。更大的安全感，來自它被賦予了一個合法地址——相對於房子的產權來說，法維拉的人們更需要的，是合法的地址收到銀行支票以及可以去交稅，使他們進入整個城市的合法經濟體，而不是只是一個地下經濟現象。
像巴西法維拉這樣的地區現像在全球都有發生，非洲、中東、亞洲的一些地方也存在這樣的現象，他們幾十年都住在落腳城市之中，但是政府並沒有為他們建過一座學校，設立過一條交通線。 “當政府缺席時，他們開始自建學校，自己維持交通，自己創造條件提供僱傭機會，最後完成他們自我統治的過程。巴西不是一個黃金案例，但它展示了一個軌跡：人們從農村到落腳城市，然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發展。這是值得所有落腳城市的參考之處。”
相比之下，中國的深圳近幾年卻已經成為一座無法落腳的城市。儘管這座人口1400萬、生機勃勃的新鮮城市擁有大量就業機會，但勞動力卻不斷流失，擁有房產也成為越來越多普通勞動者難以企及的夢想。一座原生的落腳城市卻無法再落腳，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曾客觀給出建立城中村的建議，卻因“貧民”一詞過度敏感遭到抨擊。如今，桑德斯依然認為，大城市存在城中村、落腳聚落並不可恥，深圳這樣的現代都市應該主動允許廉價居住區的存在。
無法落腳的城市，也說明了城市化進程的另一個問題。一邊是鄉村湧入城市的大遷徙，一邊是中產階級逃離大都市。早先的曼哈頓大逃離，近年逃離北上廣……這在世界範圍都不是陌生現象。 “移民並非僅僅從鄉村遷往城市簡單的一次性過程，而總是在鄉村與城市間歷時多年往返多次。一些移民——可能50%的每一代移民們——確實最終還是回歸鄉村了。”桑德斯說道，“但是，當他們回來後，跟城市的聯繫、跟城里人和經濟的關係還維繫著。這將幫助他們及其家庭在以後的城市生活中更能站住腳跟，這也有助於他們的村莊和城鎮的經濟更加現代化。城市化是一個曲折反复的漸進過程，而非一次突然的轉變。”
@Source: 新周刊 第3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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