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20
摘要：“在中國拍電影不容易。你說那種毫無影響力、毫無價值的東西好辦，恰恰是這種有價值的東西難產。藝術思考，高強度工作之外，還要承受自己完成的作品能不能存活這樣一個壓力，我是佩服他的。”
嚴肅的戲
張國立告訴本刊，他最早知道《一九四二》是在2000年在開羅電影節領獎的時候，其實那年的開羅電影節他起先沒打算去，後來因為主辦方一個勁追問男主角的行程，韓三平、馮小剛他們立刻會意有個獎等著，於是匆匆辦好了他的護照、機票，要他一定在電影節閉幕前趕到那裡會合。
果然一個最佳男主角的大獎。領了獎本來是高興事，但張國立卻說，他的心裡卻聚起些愁雲，閉幕式到回國還有兩三天時間，可馮小剛、劉震云他們一個個早早就和他打了招呼：到此不陪，有景要看。
張國立說，他是追問又打聽，才知道原來馮小剛是去看“開羅會議”的景，當時蔣介石來開羅開會是劉震云新劇本《一九四二》裡的一場重戲。 “我於是大概就知道這個本要動了，但我跟馮小剛的慣例是，比如他要用我的戲會第一時間就告訴我，不用我時也不多說，於是我有些失落，但還是守著一絲希望等著，我想要是讓我演蔣介石也行啊。這樣一部戲，分量在那裡擺著。”
未曾想過，真拿到這劇本竟已是十幾年後。張國立說，他怎麼成了老東家，這事兒叫他琢磨了好一陣子。都是熟人，他知道葛優倒是一直閒著的，不是沒時間接戲。 “所以我想，'馮導'在找我演範東家的時候，一定是對這個戲的整個狀態想過了，有一個思想鬥爭的路線。我也是個導演，我選演員的時候一定會選我的第一人選，如果第二人選，那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我琢磨是因為這部戲嚴肅，而葛優在老百姓心目中已經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喜劇形象，'馮導'大約是慎重起見的。”
在張國立看來，《一九四二》是嚴肅的歷史題材，但不是板著臉說教，它也有幽默，不過是在靠整個戲劇建構的情節、情境與歷史背景交映出的荒誕，更黑色，超越個體行為意義的荒誕表演。 “都餓死那麼多人了還有官員在那裡研究抗飢丸，吃一顆白的管三天，黑的管一個星期。後來沈主席說，你說這個東西要是祖傳的話，中國怎麼會餓死這麼多人？這不是靠台詞或者表演上的方法來製作這種喜劇上的幽默，它開玩笑，但不是要你一笑而已。”
不過，張國立說，直到馮小剛親自把劇本給他的時候，他還不放心地問，那我看誰呢？馮小剛毫不猶豫答了老東家，這事兒在心裡才十有八九。 2011年10月張國立正和王志文搭檔拍《青瓷》，還有百事可樂的廣告等著，但馮小剛說定下了10月12日要談劇本。 “我就和自己的劇組說，無論如何10日前把所有的戲搶完，10日要回北京。”
“當時特別怕馮小剛找我談，問我對劇本的看法，每天心裡都提著這件事兒，就像是沒有完成作業的小學生。但我也不想東一塊西一塊地看這個劇本，本來我就有個自己的習慣，劇本得踏踏實實看，得安靜合宜的環境，說沐浴焚香有些過，但也得是很虔誠的態度，劇組裡不行。我就想趕緊把手頭上的事情做完，然後踏踏實實回北京看劇本。”
不遂願的是，殺青了電視劇和廣告，但人也累病倒了，於是在賓館裡躺了一天一夜。 “倒把劇本一點一點看了，中間只停了4次，因為我流了4次淚。身體不好就頭疼得厲害，得歇一會兒，才能繼續往下看。”
11日回到北京時，張國立說，他覺得對劇本的看法和認識已經很清楚了。 12日卻覺得白白準備了一肚子話，馮小剛沒有讓大家討論，反而是讓大夥兒都按著自己角色的話把劇本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中間的提示由一個副導演來念，而且是連著讀了兩天，就是讀。末了，劉震云講了講他的想法就散了。
“其實起先看劇本的時候，很容易就被劇本打動了，被劇中人物悲慘的命運打動了。剛看劇本的時候，賣女兒也流淚，小孫子死的時候我也流淚，想死得離家近點我更流淚，演員做久了有時候會去抓這種有戲的東西演出來，都不能說是故意，常常是下意識。尤其大夥兒都湊一塊的時候，光讀著就感情澎湃起來。後來我想馮小剛八成故意，就是讓我們各自把情緒揮發一下。讀完了，劉震云說他的想法，就要大家斂一斂感情，他說，劇本里難民的情感像風中的石頭一樣，越來越硬，越來越硬。”
高級的表演
張國立告訴本刊，真拍起來的時候，才能真體會到劉震云的意思。剛進組的時候，他才從《青瓷》劇組下來，那部電視劇裡他演一個貪官，自覺不能太瘦，加之為了趕戲幾乎就是晝夜連續拍，沒有時間睡覺，本能地就用吃東西抵抗疲憊，演完那個角色，體重是174斤。
張國立說，本來想自己先減一減，畢竟這麼一部災荒的戲。誰知道，馮小剛反倒覺得不錯：“他說你剛出去的時候不能瘦，台詞裡寫著了，打嗝是包子餃子味兒，怕臉橫著招眼，所以還是油光水滑的對，得顯得滋潤。 ”
不急著減的意思不是不用減，因為一個月的逃災戲是順著拍，從第一場戲拍完，減肥倒計時開始。張國立說他最怕導演念叨，差不多離家10天，人開始很憔悴了，15天了，人就應該瘦到什麼樣了。 “為了趕上趟兒，一天裡不過吃一個蘋果，除了不吃東西以外，就是耗著，耗著不睡覺，最多睡四五個小時，把眼袋耗出來。不吃飯加上不睡覺，人恍惚得很，越來越接近那個逃荒的狀態。”
張國立說，咬牙沒有想像中困難，因為心裡有那麼一根弦始終繃著，這麼多人都是為了自己而在天寒地凍的野地裡折騰呢。 “如果不順著拍，在一個景的周邊我們可以拍很多戲，但要等我瘦下來。這麼每次一轉場三四百公里，七八百人，交通也困難，越走越荒僻，大夥兒是很吃苦頭的，就看我，我不能不給個交代。”
“第一個月就瘦了17斤。有一回拍鬍子被圍巾給掛住了，臉上的皮膚被拉起來，扯挺長，就剩一張皮了。監視器前的馮小剛坐不住，突然過來也看了看我說，怎麼就剩一張皮了？我心里挺欣慰的，可轉眼一塊兒看回放的時候，他又嘟囔了另一句，怎麼都這樣了還不顯瘦啊。”
張國立告訴本刊：“最瘦的時候他的體重達到123斤，與之相伴的是，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臟逐漸有些承受不了了。有一場戲，肩上得始終背著行李，真棉花被打的鋪蓋卷很沉，加上又餓得有些過勁了，勉強說了幾段台詞下來，導演喊話，不要故意喘氣！我心裡委屈，誰在故意喘氣啊，是真的捯不上這口氣來。但一點力量都沒有，隨便他說我，我也不吱聲，那個時候說話完全沒有底氣，能不說就不說。很遺憾那些地方後來因為一兩千名群眾演員的環境音實在太雜，沒留住重新配了。”
所以，張國立說：“《一九四二》裡用的是一種更高級的表演，純粹而本能，就是
完完全全用身體完成。開始有時候情緒上會很可憐自己，很容易流淚，尤其那麼多群眾演員都扮上了，眼裡就是這些人在爛泥裡滾，一天到黑除了早晨四五點鐘給牙上塗的那一點油彩之外，也什麼都沒有吃，太容易流下淚來了。 ”
“但演著演著，劉震云說的那種麻木勁兒果然上來了，而且幾乎是無法自已。我就去找劉震云談，劇本話太多，我現在餓啦，一句話都不想說，一個字能說清楚我絕不說倆字，因為對我來說，說話是一種體力。劉震云說，我知道了叔，你是對的，把詞兒拿掉吧。”
“人餓了以後，首先是憤怒，這種憤怒首先是把地主家給搶了，接下來就是不想說話，動作遲緩，只要倒在哪個地方，就有可能再也起不來，所以他們所有的信念就是別停下來，走下去。完全就是機械地被人流推著往前走，就像命運把這場災難放到你的身上，你毫無反抗，你也反抗不了，你只能被推著往前走，往前走。所以這個戲到後來感覺，整個靈魂接近人物，不是因為什麼，而是因為你的腦子是缺氧的，你是不想說話的，你只要一搖頭，就會覺得打晃，所以這個時候你還要表演什麼呢？你就是把這個人物的狀態給穩住了，別倒下去。”張國立說：“還真有一次，上台階的時候，真的是眼前一虛，手就開始抖，整個人是空的，差一點兒倒下去。監視器前的馮小剛第一個看出不對勁，喊停，趕緊弄個凳子把我扶過來，找人遞巧克力，端熱水。徐帆在旁邊，就蹲在地上一直在哭。”
“前幾天見到姜文，他就問我值么？我想了想說，我覺得這個戲對我幫助挺大的，找回人物的那種狀態，又找回環境和戲劇給你帶來的生理上的那種狀態，直接、純粹，在我個人的表演人生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經驗。從前表演是靠你來我往的台詞，通過反應、停頓來呈現一個演員的把握和分寸，這裡得全放下，比如最後那場老東家往回走的時候自己嘟囔，山西沒活路，沒有活路，一點兒表情都沒有，對演員來說其實這很大膽很刺激。”張國立說。
這一代電影人的堅守
在山西拍飢荒戲，張國立是減肥攻堅的主力，轉場東北時，因為馮小剛要帶著另一隊人去重慶拍攝政府一線的故事脈絡，張國立就成了執行導演，代替馮小剛執導了東北部分的拍攝。這些事兒張國立自己不怎麼提起，倒是張默說起老爸在劇組裡非常“有趣兒”時是這麼說的：“到東北他得導演，但還得演，就挺較勁，安頓了千八百的群眾演員，各個方面到位以後，他自己抱著孩子跑鏡頭前哭去了。嗚嗚嗚哭了好一會兒，突然就蹦出聲兒'停'，顛顛地跑回來看回放，一個個監視器看過來，到了自己的那個沉下臉說，不行。按部就班重來，再跑到鏡頭前抱好孩子，接著哭。”
張國立覺得，自己在劇組裡的最重要作用只是滅馮小剛的火：“他的難我最能體會，我們每天凌晨4點就起床，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的群眾隊伍，他要求每一個演員都要化裝，甚至連牙都要化，人均工作量太巨大了。當每個人都面臨著崩潰時，這些崩潰的情緒匯聚到一起都是指向他的，感覺最強烈的肯定是他。在中國拍電影不容易，你說那種毫無影響力、毫無價值的東西好辦，恰恰是這種有價值的東西難產。藝術思考，高強度工作之外，還要承受自己完成的作品能不能存活這樣一個壓力，我是佩服他的。”
張國立說，但凡馮小剛大發雷霆時，他無一例外要給叫過去救場，於是他索性保持在一個合適的視角，讓馮小剛看見自己在那兒站著，笑說是給大夥兒當鎮靜劑。 “不過我也從來不說別吵、安靜之類的話，我知道人有的時候需要爆發，不給他機會不行，我就盡量充當個對象。也有對著我來的時候，但我也不生氣，我了解他，這說明他已經開始往回收了。”
張國立覺得自己和馮小剛之間有獨特又默契的交流方式，比如馮小剛是一個很願意傾聽別人想法的人，只要馮小剛徵求他的意見，他就毫無保留把最直觀的感覺告訴他。 “當然聽我意見不代表他肯定採納我的意見，我太知道他做事的脾氣，他早就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這想法不一定是一個，他聽別人怎麼想，就是為了在自己的系統裡做減法，排排排，找到他真想要的那個結論。”
而站在親密朋友的角度，張國立覺得馮小剛一直在成長，到這部戲不僅在長，而且是邁上一個大大的台階。 “他之前拍的喜劇給人留下的印象挺貧的，抖聰明，《一九四二》徹底不了，是悲天憫人的一面，還有從極為悲觀的情緒中尋找希望的一面，是人性的美。不管我們這個民族有多麼大的問題，不管我們所有的尊嚴是不是都來自於肚子的時候，我們還是有希望，就像東家從尋生到尋死，還是選擇帶上路邊每家的孩子，給他一個生的希望，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希望。身為演員，我為我的角色驕傲，作為朋友，我為馮小剛驕傲。”
從當年誤打誤撞演了《頑主》，初識了電影的豐饒趣味，到結識王朔、姜文、馮小剛、葛優，張國立覺得自己一路走來，是受益於這些身邊的朋友。雖然自己成為不了什麼核心，但跟這些人在一起，最大的意義在於，不那麼容易忘記電影是怎麼回事兒，也熄不滅對電影的那份熱愛。 “所以，《一九四二》在我看也是讓中國電影振奮一下。大夥兒都說中國電影到了假大虛空最危險的時候，作為電影人，不愛聽這話，但現實也確實如此。我們的國產片不僅受著好萊塢電影的衝擊，而且飽受從業者自己的摧殘，就像城市剛剛開始建設的時候，覺得四合院不如大樓好，通通都拆了，等我們把大樓建好以後，才開始懷念四合院的好，後悔是把北京的這種記憶給拆除了一樣，如今只能留下一些視覺痕蹟的電影比比皆是。所以，《一九四二》是當下應該出現的電影，它有社會性，有思考，是我們自己的故事，也致力於精神層面的分享，我把它看作我們這一代電影人的堅守。”張國立說。
（實習生盧冉對本文亦有幫助）
@Source: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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