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世界建築學界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得主、中國設計師王澍，著實成為西方建築界的寵兒，並引發了國內建築界一次“地震”。地域精神再一次成為評價建築的風向標，這是國內建築界始料不及的。
當我們正把國家最高科學獎授給吳良鏞時，西方人卻把象徵著建築界的“諾貝爾獎”頒給了一個體制外的、個性十足的人，這不能不說是對中國建築界的調侃。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提出了嚴肅的問題：當代中國建築的精神在哪？中國在城市化大發展時期，其建築的方向該指向何方？
尷 尬的是，王澍是中國建築市場中的邊緣人物，作品雖說紮根本土文化，但從整體的品位格調上看，仍不乏西式的英雄主義表現，這恐怕與中國傳統建築“恬淡無奇” 的境界相去甚遠。王氏作品還注重形態要素和強烈的體量造型，刻意呈陽性，還有較多的柯布式風格。這種體制外隨性而起的“非常態”，獲得了西方人的褒獎，成 為一種意義的界定，說明中國建築的話語權實際上掌控在西方人的手中，如同中國商品期貨的定價權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一樣。
如 果理性地分析中國建築精神特別是傳統精神，不難發現一種化整為零和化零為整的理念，即不以“座”而以“群”的方式構成：基本上是組或群的建築組合，並形成 院落式的空間格局。因此，它不刻意追求建築形態的創新，而強調空間的序列。例如，中國建築的合院思想注重總體佈局，認為“實”與“虛”是相生的統一體，因 而，建築整體上呈現出無形而有意，意在情景之中。可以說，外謙內揚是中國人一貫的生活態度，反映在建築上就是“門堂之製”，正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正如李允鉌在《華夏意匠》中所言：中國的單體建築採取了“標準化”，在變化上是有限 的，相反，在院落空間中形狀、大小和性格等的變化是無限的，用“無限”來引導“有限”，化解了“有限”的約束。就是說，不過分追求建築物的高大奇巧，而強 調空間的進程，即在空間展開遊歷體驗，如同中國山水畫中的散點透視，步移景異，層層遞進，同時表達了一種長卷式繪畫邊走邊看的全景感受。
由此可見，中國建築空間形態體現為陰性，以“負體形”的院子作為重要表現要素，關注“虛空”的界定，而不在意“實體”的變化，這恰恰與西方陽性化的體塊式建築形成鮮明對比。相比之下，王氏作品基本上是通行的國際化，在中國大市場中微不足道，或者說是另類的個性表現。
對 中國設計師而言，問題的焦點在於何謂“創新”？擺在國內設計師面前的問題恐怕遠不止簡單的形態創新，比如權貴利益、官方意志、商業噱頭以及集體無意識等， 都成為建築創作中的羈絆。當下中國的城市化，處於過度膨脹的發展狀態，一方面，新穎的建築帶來了光鮮炫耀的城市風景；另一方面，建築在盛裝之下隱隱作痛， 在浮誇、浪費和消耗面前，無數次地改頭換面。更有甚者，簡單的“拆與建”導致了更複雜的社會矛盾和城市問題，民生、貧富差距以及城市形象趨同化等，成為我 們天天關注、但似乎又不關注的話題。設計師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被項目沖得無影無踪，過多關注於自身的感覺，實際上是缺乏公德意識的表現。
所 以說，王澍得獎值得國內建築界反思，中國建築發展終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向，因而不斷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蝕，大多數設計師無視於本土文化和情感。在改革開放進程 中，建築變得混合、驕躁和非常態，失去了文化的平衡，“雜音”充斥於建築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使得原本純正的血統變為了“混血”，正如日本建築師 黑川紀章所說：“混血具有將異質的、敵對的元素融入自身的靈活應變性。這種靈活性、應變性，表明其自身仍然處於未成熟的狀態。”於是乎，建築創新之爭，多 半是關注其外在形式，而非內在的意蘊。
令人遺憾的是呈主流的美學意識，普遍缺乏對人文地理差異的理解和尊 重，使真正注重地域類型的設計遭受冷遇排擠，很大程度上，時尚精神勝過場所精神。這種競爭實質上已經脫離了人們的需求，因為在社會價值標準不明的情況下， 所謂創新只能屈從於純粹的量化成就，而不是立足於地域文化的振興，變得隨意、淺薄和盲從。
在西方意識的感召 下，國內很多設計師基本喪失了獨立創作的精神，一方面被強勢的西方意誌所“指導”，另一方面在利益權衡和形式創新的雙重壓力下，妥協為世俗化的概念推銷 者。雖然一時甲狀腺亢奮的想法，可能會眼前一亮，但因自相矛盾，更容易造成膚淺的精神誤導，強加於人文地理之上的“垃圾”，已是比比皆是。因此， 抵制自大妄為應當成為一種覺悟，而驅除外來神話更需要堅強和信念。
綜上所述，我們需要在地域類型學的基礎之上沿承有序地發展今天，要警惕簡單地複製或篡改歷史圖式及符號帶來的危害，特別是人們善於從古至今、從西到 東地尋找著一些快捷的途徑，以獲取一個令人愉悅的繁華世界和所謂的文化。這種把興趣放在蒐集古今文化圖式和符號上，更多地是帶有某些主觀意誌或噱頭的炒 作，或者說是一種陳腐的“拼貼術”。
美國建築理論家科林•羅認為，“拼貼術”作為不明的期望目標，可能導致 形式主義、即興式、城市景觀雜拼、波普主義以及其他人們可以選擇命名的程式。嚴格地說，“拼貼”的方法是一種認識論的妄想，其信息是含糊或混沌的，並不能 表達文脈的理想化。而且，缺乏內涵的簡單拼貼，難以令人心服，特別是以極度奢華的方式“拼貼”屬於精神的東西時，更易招致人們的質疑和反感。
毋 庸置疑，建築物基本目的是使用，即滿足於生活的各種需求，符合更多人的利益，或者說需求在於物質與精神雙重標準的實現。就此而言，王澍作品之爭正是實用與 精神的矛盾，儘管演繹了本土可持續性的建造和傳統文化的重塑，但是無論如何，“實用”是不可縮減的建築概念，而且不能過度強調社會脈絡之外的個人化的專業 “措辭”，把生活的複雜性減至基本功能，這一點也是人們對其作品的質疑之處。
實際上，我們缺乏為普通人做普 通設計的勇氣，害怕平淡，但其實平淡是生活的常態，精彩的平淡是一種高境界。設計也是如此，一旦脫離了形態的束縛，便可進入創作的自由，由專注於樣式的翻 新轉向對人的行為及需求的關注和尊重。一種不太注重表面化的效果，是真正進入了“但得琴中曲，何勞弦上音”的境界，這也許是當今國內設計師普遍缺少的文人 心態吧。 （作者：劉昆。本文參考了《華夏意匠》、《黑川紀章．新共生思想》、《拼貼城市》等文章）
附錄：
王 澍1963年生於新疆，在西安生活。他於1985年畢業於南京工學院建築系，2000年獲同濟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博士生 導師。他喜歡簫管，擅長書法和山水畫，執著踐行中國本土建築學理念，享有“中國最具人文氣質的建築家”美譽。代表作品有世博會寧波滕頭案例館、蘇州大 學文正學院圖書館和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等。
普利茲克獎是每年一次頒給建築師個人的獎項，有“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獎 金10萬美元和一枚銅質勳章。這是1979年由普利茲克家族的傑伊·普利茲克（A.Pritzker）和他的妻子辛蒂（Cindy）發起，凱悅基金會 （Hyatt Foundation）所贊助的針對建築師個人頒布的獎項。
＠Source: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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