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永和,中國建築師,建築教育家,非常建築工作室主持建築師;美國註冊建築師;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建築系碩士;北京大學建築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教授;2002年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
張永和一張嘴,就是胡同味兒,悠悠的帶著兒化音,說什麼都像跟你商量,漫不經心地抖個包袱。他把“設計”這個詞完完整整地念成“shè jì”,那個“計”字決不發輕聲,似是要強調兩個字皆有含義。讓他給自己的講座起名字,他說就叫“設一個計”。
一 開始,人們說,這是“張開濟的兒子”,後來張永和做出了二分宅、席殊書屋,最終成了普利茲克獎評委團裡的首位中國面孔,大家才改口說“張開濟是張永和的父 親”。 9月30日,《張永和:唯物主義》作品展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幕,除了建築之外,也有張永和在其他領域的設計作品。
挫折感強烈的那些年
1993年到1996年這三年之間,張永和都在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麼事也沒干成”。那是張永和挫折感特別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兩邊跑,教書我也不踏實,對不起學生,國內業務我也顧不好,所以我最終決定回到北京。”他剛從國外回來時,很少有人懂他的設計。剛回國的那幾年,方案做了很多,卻還是沒有建築做出來。
結 果,張永和的第一個建築是自己的住宅。半年裡他和夫人魯力佳做了四五個設計,只有一個蓋成了,而且是只畫了個草圖,就被人拿去蓋了,結果—“可想而知,一 塌糊塗。”張永和的挫折感更強了。後來他發現中國不承認個人,只認公司,又回到美國後就註冊了一個公司,花了7.5美元。公司需要個名字,因為那時候他們 老蓋不成房,魯力佳就開玩笑說取名叫“非建築”吧,也就是無建築的意思。張永和說,那誰來找我們蓋房子呢?再加個“常”字。這就是“非常建築”的緣起。
“非常”兩個字,也不是沒有實際意義,張永和當時已經覺得中國建築有問題:“當時我確實有點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建築過於強調造型,已經很怪異了,我腦子裡想,如果這些是正常建築,那麼我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築了。”
張永和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後來冒出了各種有外號的著名建築:“哪想到,現在的中國建築比當時怪太多了。現在可能倒過來,滿大街都是非常建築,我們在做的才是一種正常的建築。”
中國當下的建築太過怪異,張永和麵對的業主也經常對“亮點”二字有要求。業主們看到他的設計,總是問:“你的設計為什麼沒有讓我們眼前一亮?”張永和麵對這種問題直撓腦袋:“我也不知道。我特別有一個衝動,就是打開一個電燈讓他眼前亮一下,把這問題解決了。”
說到設計,張永和的第一個問題是:“設計的目的是什麼?是跟藝術不同的。這一點常常被混淆。藝術家自己覺得都能做設計,設計師去羨慕藝術家,這就有點不對。每個設計都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反思,設計幹什麼?”
張永和的答案是:“設計是個有用的東西。第一個目的很簡單,使咱們的生活稍微改善一點,有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這跟藝術不一樣。”掛毛巾的棍兒離牆近離手遠,讓人每天用得都覺得不對勁,這才是張永和眼裡的“設計問題”。
有了這個哲學之後,張永和對當下中國的某些建築看法就很清晰:“房子是要被使用的,我對中國對奇觀性、地標性建築的熱衷十分警惕。不應是為了設計而設計。設計,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設計。它不是錦上添花,不是商場裡那些沒有太多意義的選擇。”
他 更願意把設計和生活、過日子相聯繫:“過日子不是老要眼前亮一下,很多事情我們要做,體驗到生活的一份愉悅。”他覺得理想的城市圖景也跟生活有關:“早晨 起來一下樓,隨便吃點油條豆漿,過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購物的樂趣,有店打折就撈點便宜貨,不是開個大汽車到購物中心狂買一小時然後吃一禮拜冰凍 食品。到了晚上12點,想下樓吃碗麵就能吃到。”
張永和給用友軟件園I號研發中心設計辦公樓,先去研究程序員的工作方式,發現他們經常要 加班。張永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讓人多出來走動”:“但建築師不能嚷嚷讓人出來,只能用設計讓他願意出來。”他參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室內外空間的融 合,為居民提供了一個接近大自然的環境,引導人出來。最終的設計方案是:只有三層,進深很淺,保證自然通風和日照條件;研發中心由三棟相互連通的建築構 成,兩個主要的院落坐落在這三個建築之間,還零散有些不同高度的小院子和天台。結果是,程序員們真的願意多出來,散步、做操。這讓張永和很得意:“這個事 情軟也軟,真的是有用的,有益人的健康。說明設計成功了。”
為“文革”設計“十年大事記館”
今年是張永和父親張開濟誕辰 一百週年,他還專門寫了文章回憶父親對自己的教育,他的確是因為父親才學了建築。 1977年剛恢復高考,張永和選專業,想學油畫無奈畫得太差,數理化又不好學不了理工科。父親建議他也學建築:不用畫得太好,也不要太多數理化知識。 張永和就報考了父親的母校南京工學院,結果真的中了。
儘管子承父業,但張永和和父親的理念卻不盡相同。甚至《東方之子》去拍攝張開濟的素 材,張永和直接對著鏡頭說:“我和父親除了面貌像外,建築理念都不相同。”當記者問及和父親的分歧時,張永和這樣概括: “中國的教育體制實際上是屬於古典建築,而我在美國接受的是現代建築的教育,是本質上的差別。”
和其他建築師不同的是,張永和見過父輩建築師的付出,也見過他們受過的災難。張開濟設計友誼賓館,屋頂是禿的沒弄完,因為當時有人批判他這麼設計太浪費,這是張開濟第一次受批判。第二次受批判則是人們質問他,為什麼不堅持,怎麼留個禿屋頂?
“都是政治。”張永和說。提到父親那一代的建築師們,梁思成、陳占祥、華攬洪,張永和覺得大家對他們了解得還是太少:“媒體都知道梁思成,不知道建設新北 京的梁陳方案是他和陳占祥一起做的。”因為政治,父輩建築師們職業生涯都不算長,還有各種奇怪的阻礙,但是張永和佩服老先生們還能有這麼多貢獻。
張永和最近在做的項目也跟父輩們的歷史有關:“建川博物館十年大事記館1966-1976”,名字很複雜,幾經更改最終確定。
建 川博物館群落在成都大邑縣的安仁古鎮,由商人樊建川創辦,在鎮上蓋了20多個和歷史有關的博物館。張永和的“非常建築”受邀設計“文革”時期相關物品的紀 念館。這個館一開始叫“文革海報館”,後來改叫“文革主題館”,最後變成了“十年大事記館”。 “反正中國的事兒吧,就老變。”張永和說。
在 安仁的20多個紀念館中,張永和接受的這座館工期最長、修改最多、造價最高。這座紀念館的外形酷似一座橋,寓意是“從痛苦的此岸通往幸福的彼岸”。屋頂上 是個廣場,預備放一些“文革烈士”的塑像。建築通體則是竹簡文身。張永和對這個建築的想法是:“用粗野的戲劇性,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們回到'文革'時 期。”
張永和問了身邊的年輕人,發現他們都不太了解過去:“上世紀80年代生的那些,都不太知道'文革'怎麼回事。我說這個博物館就是為你們蓋的,去看看當年的歷史吧。”
拍微電影的文藝中年
張 永和“不務正業”的時候挺多。除了建築和其他設計之外,他還寫劇本、出書、拍微電影,花樣百出。 “十年大事記館”差不多完工之後,張永和拍了個微電影《影捉影》,自己策劃撰寫了腳本,其餘的都找專業團隊製作。影片從安仁的紀念館開始,回顧了張永和的 作品:“8月初開拍,投入很大。電影一開始是在安仁博物館大橋,只在橋上取景,然後用蒙太奇接到二分宅,然後由南京玻璃鋼宅接到上海龍華,再接到上海朱家 角,最後回到安仁橋底。”張永和前幾年出書《作文本》,內行買來看他怎麼搞設計,外行買來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順便看看建築師到底怎麼構思的。
張永和自稱興趣廣泛:“我年輕的時候是文藝青年,北京長大,愛看京劇,喜歡美術,偶然學了建築,然後接觸了其他藝術,只要是視覺藝術,我都很難拒絕。我有幾個特別精通的事:服裝設計、電影、小說,我對中國的東西其實不太懂,但是我喜歡就會做。”
張 永和學生時代有個南非老師,給他推薦了一部愛爾蘭小說,福蘭·奧布萊恩的《第三個警察》,說“二戰”之後的都柏林,警察局有財務問題只好搬到了另一幢建築 的一米寬夾牆中;自行車是警察裝備的一部分,都柏林的路特別顛簸,警察騎車一路顛,自行車分子震動進了人屁股,人分子進了自行車,他們就變成了半人半自行 車,被關進了警察局的地下室。身為建築師的張永和就老琢磨,有沒有可能真的有這種結構的警察局。他按照自己的想像和書中的描述畫了圖,做了建築模型,模型 後來就變成了成都雙年展的一個裝置。
張永和老想著這個奇怪的故事,書裡沒寫給警察局夾牆的建築到底是什麼,張永和就想像那是一個中餐館, 裡面有個來自北京的藝術家在當廚子。如此,他最後寫了一個5000字的簡單劇本發表在《天南》雜誌上。他對藝術的想法還在源源不斷地冒出來:“就是從生活 到工作吧。職業不是我生活的方式,雖然我的生活有些不平衡,但是我不抱怨,因為很多都是我喜歡的事情。我今後也有製作電影、話劇的計劃。現在中國處於一個 大文化轉折時期,有很多積極的不確定性。”
@Source: 築龍網
張永和一張嘴,就是胡同味兒,悠悠的帶著兒化音,說什麼都像跟你商量,漫不經心地抖個包袱。他把“設計”這個詞完完整整地念成“shè jì”,那個“計”字決不發輕聲,似是要強調兩個字皆有含義。讓他給自己的講座起名字,他說就叫“設一個計”。
一 開始,人們說,這是“張開濟的兒子”,後來張永和做出了二分宅、席殊書屋,最終成了普利茲克獎評委團裡的首位中國面孔,大家才改口說“張開濟是張永和的父 親”。 9月30日,《張永和:唯物主義》作品展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幕,除了建築之外,也有張永和在其他領域的設計作品。
挫折感強烈的那些年
1993年到1996年這三年之間,張永和都在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麼事也沒干成”。那是張永和挫折感特別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兩邊跑,教書我也不踏實,對不起學生,國內業務我也顧不好,所以我最終決定回到北京。”他剛從國外回來時,很少有人懂他的設計。剛回國的那幾年,方案做了很多,卻還是沒有建築做出來。
結 果,張永和的第一個建築是自己的住宅。半年裡他和夫人魯力佳做了四五個設計,只有一個蓋成了,而且是只畫了個草圖,就被人拿去蓋了,結果—“可想而知,一 塌糊塗。”張永和的挫折感更強了。後來他發現中國不承認個人,只認公司,又回到美國後就註冊了一個公司,花了7.5美元。公司需要個名字,因為那時候他們 老蓋不成房,魯力佳就開玩笑說取名叫“非建築”吧,也就是無建築的意思。張永和說,那誰來找我們蓋房子呢?再加個“常”字。這就是“非常建築”的緣起。
“非常”兩個字,也不是沒有實際意義,張永和當時已經覺得中國建築有問題:“當時我確實有點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建築過於強調造型,已經很怪異了,我腦子裡想,如果這些是正常建築,那麼我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築了。”
張永和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後來冒出了各種有外號的著名建築:“哪想到,現在的中國建築比當時怪太多了。現在可能倒過來,滿大街都是非常建築,我們在做的才是一種正常的建築。”
中國當下的建築太過怪異,張永和麵對的業主也經常對“亮點”二字有要求。業主們看到他的設計,總是問:“你的設計為什麼沒有讓我們眼前一亮?”張永和麵對這種問題直撓腦袋:“我也不知道。我特別有一個衝動,就是打開一個電燈讓他眼前亮一下,把這問題解決了。”
說到設計,張永和的第一個問題是:“設計的目的是什麼?是跟藝術不同的。這一點常常被混淆。藝術家自己覺得都能做設計,設計師去羨慕藝術家,這就有點不對。每個設計都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反思,設計幹什麼?”
張永和的答案是:“設計是個有用的東西。第一個目的很簡單,使咱們的生活稍微改善一點,有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這跟藝術不一樣。”掛毛巾的棍兒離牆近離手遠,讓人每天用得都覺得不對勁,這才是張永和眼裡的“設計問題”。
有了這個哲學之後,張永和對當下中國的某些建築看法就很清晰:“房子是要被使用的,我對中國對奇觀性、地標性建築的熱衷十分警惕。不應是為了設計而設計。設計,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設計。它不是錦上添花,不是商場裡那些沒有太多意義的選擇。”
他 更願意把設計和生活、過日子相聯繫:“過日子不是老要眼前亮一下,很多事情我們要做,體驗到生活的一份愉悅。”他覺得理想的城市圖景也跟生活有關:“早晨 起來一下樓,隨便吃點油條豆漿,過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購物的樂趣,有店打折就撈點便宜貨,不是開個大汽車到購物中心狂買一小時然後吃一禮拜冰凍 食品。到了晚上12點,想下樓吃碗麵就能吃到。”
張永和給用友軟件園I號研發中心設計辦公樓,先去研究程序員的工作方式,發現他們經常要 加班。張永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讓人多出來走動”:“但建築師不能嚷嚷讓人出來,只能用設計讓他願意出來。”他參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室內外空間的融 合,為居民提供了一個接近大自然的環境,引導人出來。最終的設計方案是:只有三層,進深很淺,保證自然通風和日照條件;研發中心由三棟相互連通的建築構 成,兩個主要的院落坐落在這三個建築之間,還零散有些不同高度的小院子和天台。結果是,程序員們真的願意多出來,散步、做操。這讓張永和很得意:“這個事 情軟也軟,真的是有用的,有益人的健康。說明設計成功了。”
為“文革”設計“十年大事記館”
今年是張永和父親張開濟誕辰 一百週年,他還專門寫了文章回憶父親對自己的教育,他的確是因為父親才學了建築。 1977年剛恢復高考,張永和選專業,想學油畫無奈畫得太差,數理化又不好學不了理工科。父親建議他也學建築:不用畫得太好,也不要太多數理化知識。 張永和就報考了父親的母校南京工學院,結果真的中了。
儘管子承父業,但張永和和父親的理念卻不盡相同。甚至《東方之子》去拍攝張開濟的素 材,張永和直接對著鏡頭說:“我和父親除了面貌像外,建築理念都不相同。”當記者問及和父親的分歧時,張永和這樣概括: “中國的教育體制實際上是屬於古典建築,而我在美國接受的是現代建築的教育,是本質上的差別。”
和其他建築師不同的是,張永和見過父輩建築師的付出,也見過他們受過的災難。張開濟設計友誼賓館,屋頂是禿的沒弄完,因為當時有人批判他這麼設計太浪費,這是張開濟第一次受批判。第二次受批判則是人們質問他,為什麼不堅持,怎麼留個禿屋頂?
“都是政治。”張永和說。提到父親那一代的建築師們,梁思成、陳占祥、華攬洪,張永和覺得大家對他們了解得還是太少:“媒體都知道梁思成,不知道建設新北 京的梁陳方案是他和陳占祥一起做的。”因為政治,父輩建築師們職業生涯都不算長,還有各種奇怪的阻礙,但是張永和佩服老先生們還能有這麼多貢獻。
張永和最近在做的項目也跟父輩們的歷史有關:“建川博物館十年大事記館1966-1976”,名字很複雜,幾經更改最終確定。
建 川博物館群落在成都大邑縣的安仁古鎮,由商人樊建川創辦,在鎮上蓋了20多個和歷史有關的博物館。張永和的“非常建築”受邀設計“文革”時期相關物品的紀 念館。這個館一開始叫“文革海報館”,後來改叫“文革主題館”,最後變成了“十年大事記館”。 “反正中國的事兒吧,就老變。”張永和說。
在 安仁的20多個紀念館中,張永和接受的這座館工期最長、修改最多、造價最高。這座紀念館的外形酷似一座橋,寓意是“從痛苦的此岸通往幸福的彼岸”。屋頂上 是個廣場,預備放一些“文革烈士”的塑像。建築通體則是竹簡文身。張永和對這個建築的想法是:“用粗野的戲劇性,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們回到'文革'時 期。”
張永和問了身邊的年輕人,發現他們都不太了解過去:“上世紀80年代生的那些,都不太知道'文革'怎麼回事。我說這個博物館就是為你們蓋的,去看看當年的歷史吧。”
拍微電影的文藝中年
張 永和“不務正業”的時候挺多。除了建築和其他設計之外,他還寫劇本、出書、拍微電影,花樣百出。 “十年大事記館”差不多完工之後,張永和拍了個微電影《影捉影》,自己策劃撰寫了腳本,其餘的都找專業團隊製作。影片從安仁的紀念館開始,回顧了張永和的 作品:“8月初開拍,投入很大。電影一開始是在安仁博物館大橋,只在橋上取景,然後用蒙太奇接到二分宅,然後由南京玻璃鋼宅接到上海龍華,再接到上海朱家 角,最後回到安仁橋底。”張永和前幾年出書《作文本》,內行買來看他怎麼搞設計,外行買來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順便看看建築師到底怎麼構思的。
張永和自稱興趣廣泛:“我年輕的時候是文藝青年,北京長大,愛看京劇,喜歡美術,偶然學了建築,然後接觸了其他藝術,只要是視覺藝術,我都很難拒絕。我有幾個特別精通的事:服裝設計、電影、小說,我對中國的東西其實不太懂,但是我喜歡就會做。”
張 永和學生時代有個南非老師,給他推薦了一部愛爾蘭小說,福蘭·奧布萊恩的《第三個警察》,說“二戰”之後的都柏林,警察局有財務問題只好搬到了另一幢建築 的一米寬夾牆中;自行車是警察裝備的一部分,都柏林的路特別顛簸,警察騎車一路顛,自行車分子震動進了人屁股,人分子進了自行車,他們就變成了半人半自行 車,被關進了警察局的地下室。身為建築師的張永和就老琢磨,有沒有可能真的有這種結構的警察局。他按照自己的想像和書中的描述畫了圖,做了建築模型,模型 後來就變成了成都雙年展的一個裝置。
張永和老想著這個奇怪的故事,書裡沒寫給警察局夾牆的建築到底是什麼,張永和就想像那是一個中餐館, 裡面有個來自北京的藝術家在當廚子。如此,他最後寫了一個5000字的簡單劇本發表在《天南》雜誌上。他對藝術的想法還在源源不斷地冒出來:“就是從生活 到工作吧。職業不是我生活的方式,雖然我的生活有些不平衡,但是我不抱怨,因為很多都是我喜歡的事情。我今後也有製作電影、話劇的計劃。現在中國處於一個 大文化轉折時期,有很多積極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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