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電影人在好萊塢出人頭地無疑是件極難的事情，黃宗霑獲得了兩次奧斯卡最佳攝影獎，並被同行認可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十大電影攝影師之一，他的偉大成就至今仍是一座豐碑。
黃宗霑幼年隨父親來到美國，父親起先在北太平洋鐵路公司當工人，後來攢錢在小鎮上開了一家雜貨鋪。因為頗具生意頭腦，他很快成為當地最有錢的商人，並擁有了多家大牧場。但即使黃家在當地頗具實力，他們仍感受到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黃家要求所有人都按照中國習慣梳辮子頭，這使得小黃宗霑經常遭到白人孩子的恥笑和捉弄，他不得不去跟印第安孩子玩。
黃宗霑對攝影方面的最早興趣發生在他十多歲時，他被藥房的一檯布朗寧盒式相機吸引，後來攢了很長一段時間零花錢，才買下這件心頭的愛物。他不知疲倦地反覆改進自己的拍攝和沖印技術，直到後來又迷上拳擊，才將攝影的興趣暫時擱置。儘管黃宗霑個子矮小，身高只有157cm，但從小和白人孩子打架使他練得肌肉發達又意志頑強。
黃父在他少年時去世，因與繼母不睦，黃宗霑離開家鄉，輾轉各地工作，最後在一家照相館里當上了送貨員和暗室助理。在得到專業人士的指點后，黃宗霑對攝影曝光的光學知識及膠片顯影的化學原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黃宗霑在照相館做了三四個月雜活后，偶然遇到以前的一個朋友，他正在給麥克·森尼特（Mack Sennett）的片廠當攝影師。他告訴黃宗霑應該進新興的電影行當試試。於是黃來到Jesse L. Lasky製片廠，被塞西爾·B.地密爾（Cecil B. DeMille）的首席攝影師錄取為攝影機儲藏室的保潔員，每周薪水十美元。
黃宗霑就這樣開始了和電影的半生之緣，他後來曾這樣回憶他小時候看過的第一部電影：「我記得那是《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是在老家小鎮的電影院。我必須穿越鐵軌，那晚的情形我記得十分清楚，他們在大廳中央掛起一塊布，然後將電影投射在布上。我們是在布的背後，所以是從後面看的。所以我看到的只是一連串畫面而已。我記得銀幕上那個人開了一槍，放映機旁邊也有人放了一聲空槍，和銀幕上同步，把大家嚇得魂不附體。那晚有大暴雨——我並不是想把當時情形戲劇化——但我要穿過鐵軌回家去，我記得太深刻了，記憶猶新。那大概是在——1910年吧？我記不清日期了。」
而他第一次拿起場記板當助理的片子叫《好的壞的》（For Better, For Worse），他需要學習如何將小計數器每秒搖16格。導演停下來的時候，他得告訴他膠片還剩多少，他需要知道這場戲走了多長時間。所以除了寫場記板和報告，黃宗霑還必須會準確地搖攝影機。這就是一個好萊塢學徒的開始。
黃宗霑也自學拍攝劇照的技巧，有天他為瑪麗·邁爾斯·閔特爾（Mary Miles Minter）試拍了幾張宣傳照。閔特爾大感滿意，提拔他為她的第一攝影師。原來黃宗霑沒有洗出她淺藍色的眼睛，而是洗得很暗，在正色膠片的時代，這難度很高。但黃自己也不明白他怎麼辦到的，等他回到之前拍照片的攝影棚研究，發現那裡有一張白色的柔光布，背後的牆上是一片黑色絨布，他找來一面小鏡子，站在她曾經站過的地方，想起當時用了兩隻很亮的燈，他拿著鏡子站在那裡，把光反射到黑色絨布上，變暗了。然後調整角度，再將光反射到白色柔光布上，又變亮了。於是黃宗霑知道是那塊黑布讓他碰巧拍出了令閔特爾滿意的照片。
後來黃宗霑拍電影時也運用了這個偶然心得，拍特寫就用一大塊黑色絨布，上面挖個洞，高度可稍微調節升降，把鏡頭從洞中間穿過，讓演員坐在布前面，不要太多光，拍攝時他只要抬起布的底邊，腦袋就可以露出來。好萊塢非常小，消息傳得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現在有個東方人攝影師，躲在一塊大的黑布後面拍攝，真是神秘啊……一夜之間黃宗霑就全城知名了。
黃宗霑在無聲電影時代已成為好萊塢最頂級的攝影師之一，但他對中國故土的眷念無時或忘。他帶著一架攝影機前往中國為將來計劃中的影片拍攝背景素材，這次旅行對他的人生來說可能有著很重要的意義，但在無聲電影和有聲電影的交替時期遠離好萊塢卻是職業生涯中的不智決定。等到黃宗霑再回到好萊塢時，電影工業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他再也找不到工作。
最後是霍華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救了他。霍克斯差不多和黃宗霑同時開始電影生涯，他欣賞黃的才華，在他幫助下黃宗霑漸漸又得到新的片約，並在三十年代為自己贏得了「低調黃」的美名，意思是他拍攝內景時擅長低反差的照明風格。黃宗霑的工作效率極高，有人稱讚他是「快手」，所以深受製片廠的歡迎（但奇怪的是，在他事業的後期，他竟要拚命擺脫「慢手」的名聲）。
從三十年代末起，黃宗霑多次獲得奧斯卡攝影獎的提名，但直到1955年的《玫瑰夢》（The Rose Tattoo）他才第一次獲獎。八年後，他憑藉《赫德》（Hud）再次獲獎。兩次榮獲奧斯卡獎的殊榮直到半個世紀后才有另一名華人完成，他就是李安。
@Source: iWeekly·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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