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藝術館進駐羅浮宮＠Art

今年秋天，輪到巴黎羅浮宮重新安置它的其中一部分收藏。這家法國博物館的做法幾乎截然不同。新館正式名稱是「伊斯蘭藝術館」，羅浮宮希望展品可表現出法國和伊斯蘭教跨越數個世紀的聯繫。其重點是通過宗教表現共同的歷史。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用8年時間重新設計一個側翼的外觀，終於在去年秋天讓它重新開放。這個新單元的正式名稱是「阿拉伯地區、土耳其、伊朗、中亞和后南亞藝術」。它強調的是地理，某個奇妙但遙遠的地方，而不是宗教。歷史就像個愛惡作劇的孩子；就在新館向國際新聞界揭幕當天，巴黎因一段現在臭名昭著的影片《穆斯林的無知》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法國有西歐地區最大的穆斯林社會，但與這個社會的關係卻不是太好；去年，法國正式禁止在公共場所佩戴面紗。然而，從2001年開始就在規劃該藝術館的羅浮宮，希望表達出對伊斯蘭的包容態度—最明顯的表現是，新翼位於羅浮宮最大庭院之一的維斯康蒂庭院（Cour Visconti）。它的外觀足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在開幕前，有幸看過它的人已把它起伏的金色玻璃屋頂，比作沙丘、圍巾、飛毯或貝都因人的帳篷。這是1989年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之後，羅浮宮首次委託的附屬建築；建築師馬里奧·貝里尼（Mario Bellini）和魯迪·里喬蒂（Rudy Ricciotti）也像貝聿銘一樣，創造出與羅浮宮的不朽體量截然不同的視覺特色。然而，與貝聿銘不同的是，貝里尼和里喬蒂還必須儘力應對「后9·11」的政治正確與哲學抗議：兩位建築師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過，羅浮宮「不認同西方總是最好的觀點」，他們不想讓伊斯蘭藝術館困於羅浮宮建築壓倒性的輝煌中，這樣「東方將毫無退路」。

於是就有了這光亮通風的結構。「我認為它不該叫做建築，而是飄浮在庭院牆壁中間的碗形空間，」貝里尼在開幕活動上陪同記者參觀時說道，身為義大利人的他外表就像愛爾蘭傳說中的小妖精學者。「我們必須賦予它這漂亮的外皮，才可給人夢幻的感覺。」他站在院子裡邊說邊撫摸著金色網狀物，它覆蓋著玻璃，幾乎垂到地上。「它是閃閃發光的鋁質蜂窩，在懸浮的大氣中只能看到各個局部。你覺得同時置身在戶內和戶外，似建築又非建築的空間內部，既透明又不透明的物體之中。這是連續而大量的矛盾問題。」

這些矛盾似乎不只是建築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其中包括羅浮宮對待伊斯蘭文物的態度，就像沙漠里的風，多年來總是忽冷忽熱的。這些中世紀收藏的核心來自原法國王室，19世紀末發生過一波緊張的收購，但自從法國放棄阿拉伯殖民地后，公眾對這些收藏的興趣逐漸減退。「在我小時候，這些收藏的展示狀況很不理想，」羅浮宮博物館館長亨利·盧瓦雷特（Henri Loyrette）說，「然後，它被隱藏起來，就這樣過了10年。到了1993年，我們才有更多機會看到這些收藏，但空間並不足夠。」

2001年，盧瓦雷特就任羅浮宮博物館館長不久后，就覲見當時的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同意了盧瓦雷特的兩個建議，一是建造新翼，二是增設新展覽部門（即羅浮宮第八個部門），為伊斯蘭藝術專用。盧瓦雷特說，他與總統的討論過後發生了9·11事件，「從另一方面更增強了這件事的必要性」。博物館成功爭取到重要的穆斯林贊助者：一億歐元的成本中60%來自沙特的瓦利德王子（他給了羅浮宮2000萬美元，是該館迄今收到的單筆最大讚助）及摩洛哥、科威特、阿曼、亞塞拜然的統治者。

在內部參觀時，該部門首席策展人索菲·馬卡利歐（Sophie Makariou）被問及贊助者是否對展品的挑選施加了任何壓力，她當即回答，「沒有！我對《聖經》發誓，也對《古蘭經》發誓。」還有人問，是否有任何國家要求歸還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藏品。她猶豫了片刻，說，「我一定要提到某個國家嗎？好吧。提出這要求的國家是土耳其。土耳其這樣做，出了很大的風頭。」她對這項要求有何看法？「你知道來這博物館參觀的有多少個民族嗎？」她回答說，「我希望他們能在這裡認識到，這是個非常多元化的世界。」

馬卡利歐用了10年時間，從羅浮宮和裝飾藝術博物館的2萬件藏品中，精挑細選出3000件用於展出。這些展品有許多從未公開展出：馬卡利歐逐個打開被忽視的箱子，甚至患上了司湯達綜合征。她說每一天都像在過聖誕節—她自然地用了基督教的比喻。「你必須冷靜自己的頭腦，要心中有數：你想講述什麼樣的歷史？」

她的答案看來是容易接受的歷史--伊斯蘭的複雜朝代被有意簡化，展品的註解使用歐盟的三種語言（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而沒有阿拉伯語。（有提供中文語音指南。）經過10年的篩選工作后，馬卡利歐對這個收藏仍充滿取之不盡的熱情；聽到有人說不做阿拉伯語註解會被看作是冒犯，她顯得非常憤怒。「難道在希臘部門就要加上希臘語註解？在蘇美爾展品就要加上蘇美爾語註解嗎？我做這個部門不只是為了穆斯林世界的。語音指南有阿拉伯語--我們在語音指南上也用阿拉伯語來介紹《蒙娜麗莎》。這夠公平了！」達·芬奇最有名的油畫，當然是去年900萬人參觀羅浮宮的主要原因，這讓羅浮宮成為了世界上參觀人數最多的博物館。一個疲憊的參觀者，好不容易才通過博物館大門，使用館內廁所時又得大排長龍，不難體諒他想知道羅浮宮還要吸引更多參觀者的原因。亨利·盧瓦雷特說他清楚這一狀況，他們正在轉移各個收藏，安插到博物館被忽視的角落，以改善每天3萬名好奇的藝術愛好者在館內遭遇的擁擠狀況。巧合的是，《蒙娜麗莎》藏身的藝術館正俯瞰著新翼的金色雲海：可能許多注視過那張高深莫測的小巧臉龐的人，也向下張望過伊斯蘭新翼閃閃發光的起伏屋頂，拍過它的照片，卻沒有想過要去裡面瞧一瞧。而那些走進去的人，將看到許多非常漂亮的展品，包括瓷器、書法和地毯。有兩件展品被博物館定為「優異級」，一件是埃及石英水罐，在12世紀贈予法國聖但尼修道院；還有一件是14世紀敘利亞（也可能是埃及）的銅盆，《聖路易的聖洗盆》（Baptistery of Sain tLouis），法國國王的孩子就是用它來施洗禮的。這些來自穆斯林世界的對象，卻背負著基督教聖徒之名，嵌入到法國文化歷史之中；而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伊斯蘭人工製品，卻沒能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

羅浮宮還修復了200張掛毯和2000塊16世紀奧斯曼帝國的瓷磚，這些瓷磚巧妙地嵌入藝術館樓下盡頭的一面陶瓷磚牆，得到出人意料的簇新效果。博物館重新組裝了300塊石頭，它們曾是15世紀開羅某座大宅的一部分，現在的新名字是馬木留克門廊（Mamloukporch）。這些黃色和白色的雕刻石灰石塊原從埃及送到法國，計劃在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上展出，以表現開羅的街景。如今，每個來到巴黎的遊客，仍能看到為紀念巴黎世博會而建的地標性建築：埃菲爾鐵塔。但在1889年，馬卡利歐說，雖然當時的人能組合出埃菲爾鐵塔的鋼鐵鏤空架構，卻沒有人能把遙遠埃及運來的5噸石頭拼裝好；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這些石塊分散到各個博物館。以埋藏在博物館文件里的信函做參考，還有多年的深入研究，這個難題終於解開；現在經過翻新重建的馬木留克門廊，引導遊客從新翼一角進入到另一角。你也可從中解讀出各種象徵意義，儘管現今的訪客可能會以不太高明的方式，看到阿拉伯世界和埃菲爾鐵塔之間的聯繫：任何人只要在羅浮宮外待上5分鐘，必定會被貧窮的北非人搭訕，他們是來自前法屬殖民地阿拉伯的移民，正在兜售埃菲爾鐵塔的紀念模型。


事實上，筆者眼中的羅浮宮新金色屋頂，並不是閃光的蜻蜓翅膀（這是馬里奧·貝里尼最愛的比喻），而是非凡的都市造物，與沿塞納河而下所見的景象構成迴響：抬頭望向沿途的橋樑，就可見到類似的金屬網狀物，也在秋日陽光中閃閃發光。其實那是年輕法國夫妻掛在橋上的掛鎖，象徵夫妻之間的紐帶。這些掛鎖代表著他們向世界的宣言：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無論旦夕禍福，我們都聯繫在一起。

法國和伊斯蘭也是如此：羅浮宮新館在21世紀重申了對兩者數百年關係的認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這種關係都會繼續下去。去年11月，評論家彼得·施傑爾達（Peter Schjeldahl）在《紐約客》雜誌上評價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伊斯蘭藝術館，他說美國新館「勇於嘗試差異」，他還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關係比作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別人可看到兩種概念，但它們卻看不到對方」。

羅浮宮的視野顯然是不同的。「每次在西方展出伊斯蘭藝術，都有閨房式情結—我們把窗戶關起來，讓外面的人看不到，」馬卡利歐說，「為什麼呢？這個項目沒什麼要害羞的。」過了一會兒，大家討論到法國可能採取緊縮措施及削減藝術的預算，她談起了多年來她監督新部門誕生的情形，「我們屬於較幸福的時光。我總是對我的團隊這麼說—我們曾是幸福的。」但她指的是經濟，而不是歷史。

9月下旬，媒體預展后第二天，法國新任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為伊斯蘭新館主持了開幕儀式。在總統講話的最後，他宣布羅浮宮已達成了「文化的行動、信仰的行動、和平的行動和政治的行動」。時機說明了一切，他將需要大量的信仰，以文化之力，與政治結合，從而帶來和平—就在那天結束時，某本法國雜誌發表了冒犯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全球法國大使館和法語國際學校拉響了高級別安全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