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界最具才氣的設計師之一Marc Jacobs，即使創紀錄地獲得過7次美國服裝設計師協會（CFDA）設計師獎，但其設計仍然讓人找不出一個特點來描述。自1997年開始擔任路易威登藝術總監以來，Jacobs將自己特有的紐約能量和活力毫無保留地傾入這瓶法國陳年佳釀。他聲稱自己是個對視覺極為敏感的人，甚至連對音樂的感知都是先由視覺觸發的。繼幾個月前視覺巡遊巴黎展覽“Louis Vuitton-Marc Jacobs”後，Jacobs首次親臨中國上海，除了慶祝上海恒隆廣場店擴建升級為中國大陸首家路易威登之家，舉辦大秀，同時帶領我們登上路易威登快車，領略其旅行藝術。
直到如今，Marc Jacobs每天清晨醒來，想起要出門工作，還是興奮與恐懼交加。他的辦公室永遠敞開著門，以便每一個點子剛蹦出，就能用蹩腳的法語與一牆之隔的設計團隊溝通，而他的團隊組員們也能最直接地感受到他正坐在椅子上描繪新的靈感。作為時尚界的領頭者，他的生活節奏緊張，地標無外乎紐約和巴黎兩地。除了偶爾藉著公差的名義遊歷一番，上海之旅是他期待已久的遙寄。對於其服務了15年的品牌路易威登和Marc Jacobs、Marc by Marc Jacobs兩個同名品牌，Jacobs一直傾心於時裝設計，卻從未涉足其他有關生活方式的領域，他坦言，做衣服是最幸福的事。剛出道時，他將浪漫最大限度地尖銳化，將創意無限實穿化。如今，他左手把持著路易威登的優雅奢華，右手繼續把玩紐約的時尚創意。這或許就是白羊座成功的原因，對於自己執拗的所愛，即使周遭千變萬化，依然有千招萬式的對應手段。而這種偏執的結果要么一蹶不振，要么非常成功。無疑，他的成功與變化是非常顯著的。與其他時尚大師相比，Jacobs的身體裡充滿了創新的細胞，一個隨意放出的小煙花，就會引起時尚界的波瀾。
踏入恆隆廣場中庭營造的“候車大廳”，迎面一位由投影光線勾勒、身穿制服的路易威登“行李迎賓員”正恭候賓客光臨路易威登旅行藝術展。獨特的多媒體方式呈現了此次“巴黎-上海”旅程中，快車沿西伯利亞鐵路，經由蒙古鐵路，從巴黎途經莫斯科和中國長城後抵達上海，跨越9283公里旅程中的沿途風景。
Jacobs更擅長把大家帶去不同的年代、國度裡視覺巡遊：他在T台上手提正在播放《海綿寶寶》的鐵皮包，從羅浮宮側門噴水池圍成的巨大圓形秀場、復古兩層樓升降老電梯、八音盒旋轉木馬到此次最終抵達上海的路易威登快車，我們隨之穿越到Martin Scorsese的電影《雨果的冒險》裡那座1931年的巴黎火車站，在記錄時光的大鐘前，體驗華麗深沉的燈光和浪漫憂鬱的2012秋冬系列服裝。而這種浪漫和憂鬱的情緒在近幾季路易威登秀場中總會若有若無地彌散著。
MW=《週末畫報》 MJ=Marc Jacobs
MJ：今天我們去了豫園附近的東台路古玩市場。
MW：發現什麼有趣的東西了嗎？
MJ：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小玩意，比如一些顏色美麗的彩釉。
MW：我聽說你很喜歡裝飾藝術（ArtDeco）風格的家具，是嗎?我可以給你幾個不錯的推薦。
MJ：真的嗎？我非常喜歡。
MW：這是你第一次來上海?
MJ：是的。 (MW：為什麼這麼晚才來中國？)因為除了因公外出，我其實沒怎麼去過其他地方，我一般都在紐約和巴黎之間奔波，很少有機會外出遊玩。在巴黎秀落幕以後，我向Mr. Arnault提議：大家都在討論上海，這場秀這麼有電影感，放在上海一定很驚人，為什麼不利用此次契機讓我去一趟上海呢？他說：太好了，這是個好主意。所以我來了。我感覺任何事都有適當的時機，我並非刻意地要停留在某個地方，總有些新的事情需要我去完成，如果在此期間能有多些時間讓我去其他地方我會覺得很開心。
MW：你是坐火車來的嗎？
MJ：當然不是。
MW：上週我們做了個專題關於乘火車的經歷，The Selby告訴了我們從巴黎到莫斯科再到北京的迷人之旅，你有過坐火車旅行的經歷嗎？
MJ：我只坐過從巴黎到倫敦的“歐洲之星”。
MW：如果有機會，你覺得最奇妙的旅程會是怎樣的？你想去哪些地方？
MJ：無疑，這次上海之旅肯定算是一次。如果將來有機會我希望能去埃及，我從來沒有去
印度，因此我也想去那裡看看。我不確定這些會不會成為奇妙的旅行，但這些都是我很想去看看、很具有異國情調的地方，我從來沒去過那麼遠，因此也不知道具體要做些什麼，但這聽起來就很激動人心。
MW：你不喜歡置於極端的環境中？
MJ：不是很喜歡。其實比起實際去做這些事情我大多都只是想像而已，只是我的想像力非常豐富生動。
MW：我們都在巴黎觀看了你的秋冬時裝展，是什麼帶給你這樣的靈感？
MJ：這一季度其實是很情緒化的產物。首先，對於我和我的團隊創造出巴黎時裝週尾聲這一戲劇化的時刻感到很興奮。和之前的電梯、戀物癖的旅館相比，我覺得在這十來分鍾秀中，利用神秘的火車，回溯起人們還是依靠鐵路旅行的時代，將觀眾們帶入一段無目的地的美妙旅程是個不錯的想法。同時我們受策展人Pamela Golbin之邀舉辦展覽“Louis Vuitton–Marc Jacobs”，開始回顧我與路易威登合作的15年，多多少少理解了這一浪漫的想法。還有經過過去的幾個季度，我對裝飾藝術、家具、手工技藝等越來越著迷，我和巴黎的手工匠們一同進行探索，巴黎是座很華美、裝飾性很強的城市；在過去兩年裡我逐漸形成這種與團隊裡的同事一同不停探索的做法，不管是製版師還是繡工，還有負責店鋪陳列設計，都是推到極致。準備這個展覽帶回了許多過去的回憶，多多少少激發了我們這種浪漫的情緒，這就是我靈感的來源。
MW：的確視覺上很驚人。但我感覺和之前的旋轉木馬、戀物癖的旅館等創意相比，那些輕快俏皮一點，這一次的浪漫似乎有點憂鬱。
MJ：我很喜歡這種氛圍，即使之前旋轉木馬的那場秀也都具有憂鬱的氣質。儘管色彩、時裝等元素都很甜美，還有大量漂亮的蕾絲，我覺得整個秀多少都有些憂鬱的感覺。 （MW：你所有的秀都具有？）我指大多數的秀，包括那次旅店的創意，都有潛在的感情在裡面。我並不認為憂鬱是負面的情緒，憂鬱能夠激發一些別的情感。我個人感覺，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事物能夠給我帶來快樂但也可能會令我感到不安，這種喜憂參半的矛盾感覺往往能辯證出強大的結果。好像講得太玄了。沒錯從表面上看，整個服裝系列的圖案設計、裝飾都充滿了活力和力量，但黑暗的車站、火車、模特、挑夫等等，我覺得很像電影的場景，也許是音樂的緣故，給人一種憂鬱的感覺。也許與“懷舊”，與“另一個時空”有關，在當下的現實中想起經歷過，或逝去的其他時光，這種反差激起了憂鬱的感覺。
MW：這很有趣，我從其他的採訪中所了解到的你的形象總是陽光的、波普的，所以今天聽到你說的這些關於憂鬱的話題感覺很新鮮。
MJ：是的，我並不是一個悲觀的人，我非常快樂，也很喜歡我的工作。我覺得這一切都不會來源於陰暗面，我曾這麼形容：我像其他的巴黎人一樣喜愛美麗的晴天，茉莉花開，清香無比，公園裡，孩子們在玩耍，狗狗們到處奔跑，所有的這一切都很美妙。同樣，在陰沉的雨天聆聽古典音樂，欣賞光禿禿的樹幹這些也很美好。無論是悲傷還是喜悅、黑暗還是陽光，我都可以很正面地去感受這一切。我是個比較陽光健全的人而不是陰鬱殘缺的人，因此我覺得我是正面地去運用憂鬱。
MW：是的，這是一個美好的詞語。憂鬱是非常17世紀的概念？
MJ：我並不是歷史學家，即使是對於過去的參考，我也不會做很詳盡的調查研究，那些信息都是我從電影、書本、話劇、藝術等方面收集而來的，但我畢竟不是歷史學家，我也不會花精力去做深入的研究，再去創作。我想這來源於我自己的沉澱以及我和我的團隊之間的對話，但是最終卻起到了化學作用，當然觀眾也在其中摻雜了許多自己的所見所聞。我所做的比如參與博物館的開館展、我個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抑或是那些對裝飾表面的興趣等諸多元素自然融合成了這一時刻，這就是所有秀的來源。如果單純地分開看開始和結尾，它們之間是沒有一點相似之處的。
MW：那麼你的下一步將會是什麼？這季服裝表面的每一寸都帶有裝飾，還能再多嗎？
MJ：我現在無法預知答案，這正是我們在討論的問題。我們不能回到極簡主義，也不能什麼都不做，但是我們不可能加入更多的裝飾了。這始終是進化的過程。我們感覺將會從一些簡單的東西出發。當我們開始尋找這一季度的服裝面料時，我們覺得花哨的面料的感覺不太對，於是我們轉而尋找平實簡單的原料，但你可以肯定最後絕對不會只是簡單平實。也許最後我們會製作出一些不同的款式或增加一些裝飾，總之應該是由簡單往復雜的方向走。我不知道如何去解釋也不清楚將會在怎樣的環境下去展示它們，因為一開始，我們真的一無所知。
MW：在路易威登和Marc Jacobs兩個品牌的工作方式有什麼不同？
MJ：方式上沒有什麼不同，但這是兩個不同的團隊創作出來的結果。如果你仔細看，這兩個品牌的成衣系列有相似性，有非常類似的概念與廓形，但因人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變成是不同的表達方式。還有兩個不同的城市的影響，兩個系列間相隔4週的發展變化期，而在時尚
圈，4週就像10年一樣長，很多事情可能會發生。不同團隊，不同的工作室，不同的資源— 少有人有像路易威登擁有的手工作坊，原料的資源， 能做到這種刺繡的地步，出來的系列自然就不一樣。
MW：你是個積極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哪些藝術家在你的收藏範圍？
MJ：是的，我收藏John Currin （他是我的好朋友）、Elizabeth Peyton、Cindy Sherman，有幾張Andy Warhol,還有Richard Prince、Paul McCarthy等。
MW：你與Stephen Sprouse的合作，開啟了時尚與藝術跨界的“潮流”，現在這股潮流無處不在，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MJ：我無法控制事情的走向。我不認為我啟動了這一趨勢。當我第一次開始為路易威登工作時，我在想，這樣一個悠久的傳統做箱包的公司，我盡量想如何使它有“當代”的感覺。事實上，當我第一次搬到巴黎，我感受到了巴黎在時尚方面的傳承。我很佩服巴黎早期的設計師，像Elsa Schiaparelli和Coco Chanel。他們是對手，他們都與藝術家有密切的合作，像Schiaparelli與達利、Man Ray，Chanel與Ballet Russe的合作。那是一種時代的氛圍：有些藝術家，一些作家，一些音樂家，大家一起共同分享想法。我也想要這樣做，但我不是法國人，所以我從我在紐約的朋友圈中找，這讓我做的事情或東西更有“當代”的感覺，就是與你的時代走在一起。我不認為應該有藝術、時尚這些邊界。我是個喜歡挑戰的人，喜歡打破固定的邊界。就像我最喜歡的藝術家杜尚一樣，他把一個普通的物品放進著名的博物館，並稱之為藝術，挑戰傳統觀念的藝術。還有像我欣賞的設計師川久保玲，她挑戰對衣服應該看起來是怎樣的既定概念，還有結構與人體，等等。在音樂方面，我認為Sonic Youth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有，也有像Kanye West這樣的人，他甚至不是一個真正的歌手，很難說他是說唱或Hip-Hop或流行音樂，他自成一格，現在他還開始設計服裝。
MW:從你一鳴驚人的Grunge系列到你帶來一連串與藝術家合作的熱賣商品，你總是喜歡顛覆傳統的邊界。這樣挑戰的姿態也延伸你的私人生活，包括你的著裝方式（穿女裝或裙裝）挑戰性別的符碼，以及公開展示你的身體或私生活，挑戰公共與私人的界限，但你卻在時尚界最大的機制里工作，這是否會造成張力？
MJ:我不認為這會有緊張關係。或許我在這就是這種姿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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