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將盡The Summer is Over | Luc Tuymans@Gallery

「夏日將盡（The Summer is Over）」是Luc Tuymans在老東家David Zwirner紐約畫廊舉辦的第10個個展，他將目光投向自身、周遭，與藝術家身份本身。他的作品直接影響並促成了1990年代的繪畫復興運動，同時也是一位策展人，曾策劃2009年布魯塞爾美術宮的群展「The State of Things：Brussels/ Beijing」。在訪談中，他聊起了童年、創作生涯和當代藝術生產現狀。

 

 紐約客資深藝評人，同時也是詩人的Peter Schjeldahl在談論比利時藝術家Luc Tuymans的創作生涯時，

將其稱為近期繪畫史上最具挑戰性的一位。在後「繪畫已死」的時代，Tuymans卻看到了繪畫在種種新媒介面前的潰敗本身有一種驚人的能量，「就像在月亮上看到的玫瑰叢」。
Luc Tuymans出生於比利時安特衛普旁的小城Mortsel。對許多觀眾而言，他的畫面疏離、晦澀，時常失焦，像是記錄了一段被蒙上面紗的褪色記憶—與那些隨著詮釋便一眼見底的當代藝術作品有著明顯的區分。常涉及的題材包羅猶太人大屠殺，比利時殖民史，迪士尼的美國，現代藝術對異域文化的想象等等。但藝術家並不採取直截了當的挪用和拼貼。在創作時，他往往基於相片和影像素材，對圖像的處理則在色調與觀念上層層過濾、轉錄、偏移，無心成就了自己獨特的美學，也為繪畫帶來了新的可能——哪怕是一種不能複製和延續的可能。另一方面，對當代藝術策展主流思潮的洞見與不滿，也促使Tuymans嘗試與藝術家、策展人，甚至美術史此次展出的新作卻一反常態，並未直接涉及文化和政治語境。

它們描繪了Tuymans的家、灰濛濛的窗戶、自畫像，以及藝術家每天前往工作室途中經過的一棟房屋，並用其一貫的手法重新演繹了這些記憶中的生活場景。
Q=iWeekly
A=Luc Tuymans
Q：為什麼選擇繪畫這個藝術媒介？
A：這是自然而然的。我在16歲畫了第一件作品，目前藏於大阪的美術館。作品叫作「針」，畫的是某次旅行途中從火車上看到的人。因為高速行駛，這個人的形象被扭曲，炯炯目光化為兩個點，就像兩根針。就是這樣可怖又怪異的一幕。 

 

Q：你曾經受過專門的美術史訓練，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你能對當代藝術創作和展示的現狀及語境提出中肯的批評。
A：目前的問題是，從視覺出發的策展人越來越少，

不少策展主題還在重複1980年代社會學的舊調，並對流行的哲學體系產生種種消化不良的偽知識分子式理解。很多學者都在被不可思議地誤讀。德里達、德勒茲等人的理論被嚴重簡化成教科書中的概括簡介，再傳授給學生，微妙之處已然盡失。如果學生不能憑著自身的興趣和理解力去深究，最終產生的就只能是雷同且被稀釋過的知識和智性，其唯一的特點就是愚蠢。這些策展人哪怕對諸如市場這類的話題提出批判，也只是毫無新意的作繭自縛——學術繭就是高校。
而另一種繭就是人際網路，這種人際脈絡很能施加控制力。許多策展人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多樣性和多元角度，反倒走入半生不熟的錯誤懷舊，一種知識分子式懷舊。至今念念不忘1968年五月風暴之類的概念，在今天又如何能捍衛當年「想象力正在奪權(L』imagination au pouvoir)」這類的口號？想象力早已屈從現實。

 

Q：1980年代時你曾經停止作畫長達幾年，轉而去拍實驗影像？
A：因為繪畫變得太迫近，太存在主義，太令人窒息了，

而我需要一些距離。我完全不能從所畫內容中抽離，被這種折磨反覆糾纏，直到繪畫變得不可能，所以必須停止。而恰好那個時候有人塞給我一架Super8錄相機，我就用它來進行日常性的拍攝。很有意思的是繪畫與影像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雖然是不同且獨立的媒介，卻都是抵達圖像的途徑，即使方式完全不一樣。同時兩者又都與攝影有很大區分，因為在攝影中你必須身臨其境，否則就永遠遲了。
Q：1985年你回歸繪畫做了第一個個展，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這批作品現在在哪裡？
A：都已進入美術館的收藏。我媽媽和一些朋友去看了那個展覽，場所是空房間中的游泳池旁，這個泳池現在已被改成會議廳了。當時那個旅館中有土耳其酒吧，且有著迷人的ArtDeco風格裝飾。我只租用了這個場地一天，開展前發出了上千份邀請，收到寥寥回應，很多人都沒來。夜幕即將降臨的暮光時分，我站在高處看著這個空間，對自己說一切都會很好。那是第一次在不同的空間中審視自己的作品，很寬敞，不像我工作了三十多年公寓大小的工作室。那是1985年，大概已經有100多件作品，我挑選了一小部分展示在游泳池旁。走出那一步很重要，就是把圖像導入不同的空間，不管是否有公眾在場，藝術家對自己的認可很重要。

 

Q：你的許多創作與美國有關，不論作為造夢機器還是神奇的異土，外來觀看者的身份始終明晰。這個題材又為何如此吸引你？
A：初次踏上美洲大陸時感到非常震撼。

我很快就了解到這個國家非常組織有序，在這點上非常荷蘭，也非常加爾文主義。管理知識與智能的方式也與歐洲很不一樣，具體來講，在這裡不允許你深入表面之下。這並不是說美國人是愚蠢的，而僅僅是約定的不被允許。隔離人們的不僅是膚色種族，還有所就讀的大學等等。看到如此嚴格把控的自由很令我震撼，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就不顯得多麼異域風情了。但另一方面這裡有一種歐洲很久不曾出現過的樂觀主義，很值得欽佩。

Q：你最近在David Zwirner畫廊的個展「The Summer is Over」與之前的創作頗不同。沒有政治或意識形態上的大語境作為框架，而是直接取材於自己的周遭，這在之前很少出現吧？
A：沒有如此直接過。這是我在David這兒的第10個展覽，我希望在做滿十個展覽時採取一個很個人化的角度，所以決定只取材於目之所及的周圍環境，例如動物園的后牆，但這些圖像同時又都是無法被穿透，沒有商討餘地的。甚至那件自畫像也基於妻子在我出神之際拍攝下的照片，形象不佳，但它就是一種事物的狀態，年齡漸長，和被眼鏡遮蔽住的無法辨清的目光。同時我也在調侃這種「藝術家審視自己作品」之類的浪漫主義概念。

 

當然這並不是我唯一的自畫像，

1975年做過第一件既不建立在照片上，也沒有直接畫擺出的姿勢，更像是一個對自己精神狀態的描摹。第二件自畫像大概在1992年，透過窗戶的一瞥大致能看清面部並辨識出那是我。所以此次展覽開幕式上，很多人都對作品產生了強烈的情緒反應，因為這一系列非常私人化，有很多貌似的自省和內觀，所以觀眾完全就像我想讓他們做的那樣，進入對浪漫主義如饑似渴的狀態(笑)......。The Summer is Over這句話出自一個老朋友的父親，也是一位藝術家。我見他最後一面時他已有些痴獃，但聚餐中他突然靈光乍現地說「夏天真的結束了」，兩周后他就去世了。
Q：你覺得了解作品創作初衷對欣賞作品重要嗎？
A：不重要。
Q：但你曾說過當把所有的信息提供出來后，才能夠真正開始去看。
A：這是我一貫的做法，因為我不相信那種自我神秘化的藝術家立場，站在牆角里時不時出來說兩句聰明話的那種。所以自始至終我會把所有的資料和盤托出，大多數藝術記者喜歡這樣，因為他們就會知道如何去寫。但這不是重點。這個展覽依舊是處理圖像的表面。我之前的作品也一樣，所不同的是以前往往都有一個更大的框架。就比如我畫賴斯，你看到的是美國前國務卿，可那個形象也是畫面本身。歸根結底我所說的只是我所說的，我不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不是我，即使它描繪的是我自己。

 

@Source: 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