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thieu Borysevicz在世博會開展的同時，蔡國強在上海外灘美術館進行他的最新展覽“農民達芬奇”。這個集合了眾多由農民發明、組裝的機械的展覽讓世人看到了中國農民無盡的創造能力，甚至超越了我們一貫所認知的民間創意。我們嘗試把這些來自廣大山野的農民創作帶到上海這個充滿現代感的都市，由攝影藝術家Valerie Stahl von Stromberg用雙重曝光的方式讓農民達•芬奇們的創作與上海“邂逅”，把農民創想出來的烏托邦和上海這個被稱為“後現代烏托邦”的城市疊加，呈現出這一次特別策劃的故事。
藝術有什麼用？”蔡國強在新聞發佈會上以這句話開頭，講述他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最新展覽“農民達芬奇”。作為一位國際知名的華人藝術家—他先是旅居日本，後住在紐約，在海外逐漸建立起來之不易的名聲，如今憑著讓2001年上海APEC會議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進入全球視野的傳奇焰火表演，他在中國已經廣受敬仰—他這個疑問有些自貶。然而，儘管蔡國強如此謙虛，他還是清楚地意識到他在全球動態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救世主，而是挑戰者。在時間上配合世博會、地處富有歷史意蘊的北外灘的他的全新裝置作品中，更突出了這一角色。
“農民達芬奇”集合了眾多由農民發明、組裝的機械：飛碟、潛艇、飛機，甚至有中國第一台航空母艦。透過蔡國強的策展，這些巧妙奇特的機械與其作者的故事、紀錄視頻包裝在一起，隱喻人類意志、想像力與中國重大卻常常曲折的發展。這些作品被安放在外灘美術館新裝修的內部空間與寬敞的庭院內，其中一些由於失敗的試飛現在已只是碎片。其中一層甚至是一個完全活動的機械人工房。這些作品美麗的徒勞呼應了藝術本身“只不過是通向你童年的一座橋樑”，蔡國強後來在新聞發佈會如是說。這一觀點絕對代表了吳書仔的木制直升機，它擁有超大型手制玩具的外觀與魅力。不過，藝術家對這些獨特時尚的破舊機械的寵愛，並非完全由於它們淳樸的民間魅力。
蔡國強把杜尚派（Duchampian）發現藝術的策略與人類學研究進行協商，在此過程中他聰明地設置了一個藝術與科學、思想與實際、個體與集合的平局。蔡國強的興趣並非用這些作品冒充“藝術”，而是闡明誕生這些作品的精神，特別是放置在一個決心更快完成更多事情的國家背景中。杜文達是一位農民發明家，他的飛碟停放在博物館屋頂，仿佛馬上就要起飛，當被問及製作這些創作的目標時他非常坦率，“它與藝術無關，我感興趣的是對它們進行大規模生產。”中國的現實賦予這次展覽揮之不去的預言氛圍。伊卡羅斯（Icarus）的神話馬上在腦海中浮現，提醒我們就像一切事物那樣，天空也有著自己的極限。
蔡國強，真實對話
MB= Mathieu Borysevicz CGQ=蔡國強
MB： 展覽“農民達芬奇”有著自己的藝術共鳴—你把“非藝術”帶進藝術機構—你可否告訴我們，在2010年世博會這一更大框架中看來，這個項目的意義是什麼？
CGQ： 做這個展覽是很有意義的。一方面是把所謂最土的農民的東西搬到了（展覽中），通過外灘或者上海，現代化的大城市；另外一方面又是把農民的創造力，尤其是個體的中國農民的創造力放在整個世博會的背景裡面來對比。現在的世博會基本上是一個國家力量的展現。每個國家帶來自己的國家隊伍，大企業，（像是）索尼，他們都可以建自己的館。但那都是一種集體的力量。這個展覽，我們在世博會上辦，是不一樣的角度。我們能不能看眼前一個一個單獨的中國人？他們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故事，他們自己的創造力。因為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總體國家力量的強大起來，中國很容易辦一個奧運會，辦一個世博會，但是不容易看到個人。中國的真正的有意思的未來不是國家能做什麼，而是一個個中國人想什麼，能做什麼。這樣才是真正有意思的。
MB： 可以說這種民間發明現象已經是更大範圍的中華意識的一部分—對此中國媒體已積極地報導了一段時間，你也提到這正是你最初的興趣的源頭。你的展覽準確來說並非“新聞”。作為一位藝術家，你是如何解釋這一現象，不同於《中國日報》的提法？
CGQ： 從整體上來說，我們更在意的是創造兩個城市的精神空間：一個是藝術上的城市，就是給人看到他們作品裡面藝術性的魅力，造型的魅力。由於我是藝術家，整個這個裝置，形成更有一種思想和藝術的概念，理念的一種展現。比方說，山東的農民譚成年，他（從）飛機上摔下來，摔死的。那麼我的很多碎片像很多隕石飛下來一樣。我把他的名字和他的圖像打在兩個大理石上面，看起來像他的紀念碑一樣。所以進來你是一種藝術的感動，而不是放在桌上，像員警一樣給你拍照。“哦，這是他摔下了。”他變成了一種藝術。他有詩意，有感動，有感情。但是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都要很小心，不要讓人看了藝術以後忘了這些農民，忘了這些飛機，這些潛水艇。（我）把它們掛在很中間，然後在它們旁邊做這些藝術的氣氛。所以重要的是追求一種精神和表現。還有一點，就是要把這個農民的創造物放到了一個社會議題，就是中國農民在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還有他們的身份，還有他們對中國的現代化做的貢獻，看到另外一種中國人的意義。比如說，這個國家和民族要追求一個
自由和民主的未來，有沒有可能？在這些農民身上，也許你可以看到，它是可能的。
MB： 你曾與這些發明家討論過展覽的擺放與環境嗎，有什麼與他們的合作？
CGQ： 像吳玉祿的機器人，這樣的人（和作品）來，我就會跟他討論，你這個廳應該怎麼擺放機器人。人家進來看什麼，那邊是什麼，這邊是什麼。然後，你的工作的位置應該放在哪裡，（我）都會跟他一起討論，然後一起做。其他的人就是吊飛機的（人）來。他來幫我裝飛機。有些飛機我裝不起來，他來幫忙裝，他也討論。像（我）和那個做航空母艦的人也是天天在一起。我們是一起討論起來的，如何做這個航空母艦。MB： 當你從農民那裡收集這些發明時，他們是否覺得把他們的產品作為藝術品來展示有點奇怪？CGQ： 開始我不跟他們說我是藝術家。他們只是感到我是支持他們的一個企業家，或者是什麼人。但是後來最近好像他們都上網找我的資料，都看到（笑），他們都知道我是藝術家（了）。他們也都很清楚他們正在做一個跟藝術家有關係的合作。他們按照他們的想法做，他們跟我觀點不同也沒關係。我很不願意人家，“好，我現在要幫助藝術家做一個展覽。”這樣我們就有一點點把事情想小了，想簡單了。什麼事情當我們只是想把它當成藝術來做的時候，我感到事情就小了。藝術有那麼重要嗎？當然我認為最後還是要用藝術的方法論使它變成有藝術價值的。所以我總是說，藝術的問題不能靠藝術來解決。
MB： 根據一篇新聞報導，現居北京的潛艇發明者陶相禮唯讀到小學五年級，不會上網，卻創造出了這樣一艘潛艇。不同於其他不住在大城市的農民，他住在一個超現代的環境中，卻選擇了建造一個過時的潛艇。有些人會認為這完全是幼稚的，裡面沒有創新。你認為這個的靈感來自哪裡？
CGQ： 陶相禮和杜文達做飛碟很不一樣。他（陶相禮）是讀了五年級就不想讀了，他感到中國的教育沒意思，讀不下去。杜文達是很想讀下去，學得很好，但是沒錢讀。陶相禮到北京來，並不是住在大城市的高樓大廈裡面享受現代化。他是住在破破爛爛，還有被挖掉的那些爛街裡面，所以（他）是生活在首都現代化城市裡面的最底層的那種平民窟裡面的（人）。這是他的生活現狀。但是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潛水艇呢？（他）肯定有很多說法。就像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做火藥，肯定說了很多很多觀點。但在我看來，他們有創新的精神，但未必他們創新出結果來了。很多時候，重要的是有創新的精神，有創新的心態，有這個支持創新的社會，這個是最重要的。而不在於在這個社會，這些人已經拿了諾貝爾獎了。我認為這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也不是很願意去為農民爭論，去給他們辯護，說“你看，這個航空母艦下面帶著潛水艇，這也是世界沒有過的啊”。這有什麼意義？你說是嗎？世界上沒有過的就很重要嗎？比世界上沒有過的更重要的是有一個自由的個人崇拜。
MB： 中國現在正處於對“中國製造”與“中國創造”的辯論及危機的陣痛之中。這次展覽是如何貼合到這一議題中？
CGQ： 中國創造，我們可以開始：國家撥很多錢給各個大學，各個科學院，開始研究一些世界上沒有過的。回過頭來看，這些人管你什麼中國創造、中國製造，他們就在創造，從我的角度（看）。
MB： 作為一位國際藝術家，過去15年你一直在紐約生活，同時你也成為了中國的國家藝術英雄，尤其是因為你在奧運會的角色。隨著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持續緊張，你作為雙邊藝術家的定位必定會對你的作品產生影響。若是一位生活在中國的中國藝術家，看來是做不出來這樣的展覽。你在海外的生活與工作體驗是如何塑造了這件作品？
CGQ： 這個展覽，人們看起來就是一個中國社會的問題，（認為）它跟國際也沒什麼關係。但我認為是有關係的。因為當中國是這樣的發展，是迅速的，當人民的生活也是慢慢在好起來的，那麼全世界就開始思考了。而且當美國的經濟又是停的，金融危機時（經濟）還是掉的，人們就思考什麼是美國夢。然後美國夢以外，中國是不是有一個可能的中國夢。或者，中國夢是什麼東西？到底有嗎？這些問題都在這裡面。
MB： 你就像是一位榮譽上海人—你在這裡接受教育，多年來為了不同項目而多次回到這裡來。自從1980年代早期你在上海度過的最初的日子開始，上海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你為這次展覽所創作並公開展示（在博物館外牆與浦東的電視牆）的那些標語是如何反映了城市的快速發展？
CGQ： 整個標語就是給這個時代留下了一些痕跡吧。一個不知怎麼降下，《不知如何降下》。大家都想著，好好好，經濟發展發展，經濟現代化（和）物質享受。當然這有勇氣，有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願望，這是很好的。社會也是這麼向上的。但不知怎麼降下，也不知道能不能降下（或者）掉下（笑）。這個很有意思。還有一個是重要的《不再飛起來》。因為什麼都要，什麼都要，又要簡單又要好，又要效果又要便宜，什麼都要。沒有夢想。沒有一種寬裕的時間和精神。所以《重要不在飛起來》。另外一個就是，農民讓生活更美好。它很具體地表現了我們整個國家現代化以來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現代化（和）廉價勞動力。誰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讓你現代化做到今天？看起來這麼大的現代化城市，一個個都要，誰建的？這些人和事情一直都掩蓋著，掩蓋到今天。正在這個時候，尤其在世博會，還在說城市的時候，我們把這個展覽拿出來。還有《農民讓城市更美好》。我通過這三個標語的創作，也算我作為一個藝術家有一點點貢獻。人家說“老蔡，我看你在（展覽）裡面沒有作品嘛”。我看這三個標語就是作品。
MB： 毛主席在1942年曾說過藝術必須為人民服務。這種“藝術為人民”的理念仍然
迴響於你的作品之中。在這次展覽中，你致敬的是組成了中國脊樑的農村階級。你曾因對世界和平的貢獻而在日本獲得多個獎項，曾在臺灣的戰爭掩體組織展覽，並利用風水學改善紐約人的生活。你對“藝術為人民”有什麼看法？
CGQ： 我認為藝術是沒有用的。一定要先打算（藝術）是沒用的。這樣它就能夠更自然和輕鬆。你說我們要說9•11是什麼什麼，報紙都說了。藝術不是為了說“9• 11比拉丹還壞”，不是為了只是同情那些受衝擊的人很痛苦，表現他們的心情就完了。不是這樣的。它（藝術）不是在說誰對誰錯。藝術品大量的時候不是解決矛盾和分析矛盾。我感到藝術最有魅力的不是在這個工作上，而是呈現矛盾。就是我們人類跟宇宙的關係，我們出生就要走向死亡。藝術是表現這些搖擺，表現這些不同的角度的困惑，是不知道要怎麼樣會更好。國家的力量做成奧運會還不是最了不起的。每個中國人有自己的觀點才是最了不起的。你不是矛盾嗎？但是我感到它是真實的，是矛盾的。而作為我，我沒有必要只是做一個奧運就說我永遠是這樣的，而做農民就永遠是關心個人。是你在思考，你看世界，你看到他們的矛盾，你可以把（矛盾）放到桌子上來，就放著。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也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矛盾體。
@Source from: :週末畫報 [596期 C16] 2010-07-06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