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國強：中國文化現在很有問題@People

作者 曹俊傑

“我們這一輩從中國出去又回到中國的藝術家，對中國文化很有感情，也很依賴的。中國文化現在很有問題，但我又很有信心。”

大腳印”、“和平鴿”，擅長用火藥在夜空製造驚奇的藝術家蔡國強又有了新玩法，而這一次，居然跟火藥無關。5月4日起，蔡國強個展《農民達芬奇》在上海外灘美術館開幕。他展現的是中國土地上最質樸的一群人在為夢想展現的驚人創造力和勇氣。
農民藝術家
蔡國強花了六年時間，在中國翻山越嶺，找到了12位農民的60多件“發明創造”，並在《農民達芬奇》中進行展示。這群人曾早公諸於報端，大都作為都市人嗤之以鼻看作談資的笑料：製造的飛碟從來飛不起來的飛碟狂人杜文達，用長相怪異的機器人當驢拉車的吳玉祿，用五個大汽油桶焊接起來一個潛水艇的陶相禮……
這是一群最具爭議的人群，他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文化層次不高，折騰著在旁人看來“不務正事”，沒事就往廢品收購站尋鐵皮。可是在蔡國強看來，他們都是真正的藝術家，達芬奇式的創造者。
“當城市人被永不滿足的物質所累之時，這些生活在大地上的農民，卻把雙手伸向創造個人夢想的天地，這是個頗具諷刺的現實。之前做火藥，國外人稱我為‘大地藝術家’，可跟他們比起來，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地藝術家。”蔡國強說。
一如火藥炸藥的犀利，蔡國強很快在這些農民的創造身上，找到了他的公眾議題：“不知如何降下”，這句話被他書寫放大在整個美術館的外牆壁上，格外刺眼，他說當他問杜文達如何讓飛碟起飛時，這是對方給他的額外答覆；“重要的不是飛起來”，這似乎是蔡國強對這個時代反思，不是飛得越高、越快越好；“農民，讓城市更美好”，類似拷貝上海世博會標語，卻又恰恰真實反應了本質的部分。
為了說服農民參加一個他們本身完全不懂的藝術，蔡國強甚至用錢把這些作品全部買了下來，他給農民發明家們出錢坐飛機來上海看世博會——對一直想把自己飛機整上天卻沒錢坐飛機的農民吳書仔來說，這還是頭一回。
從本質上來說，蔡國強從這些農民身上找到了真正共鳴——對甚至旁人看來不能稱為夢想的執著，這不是藝術家最具有烏托邦式的涅槃麼？
“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而在這些夢想裡，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本來就是個農民。”蔡國強說道。
一財網獨家對話蔡國強：“我喜歡難以控制的東西”
第一財經：藝術家喜歡追求模糊和不確定性，對你來說也是這樣麼？
蔡國強：我這人喜歡做一些偶然的、難以控制的東西，不確定性帶給我很大的誘惑。這次展覽，我就故意讓自己身份很模糊，既是藝術家、策展人，又是收藏家。事實上，這展覽是我從火藥藝術延續下來的，跟童年的趣味有關，我童年也喜歡擺弄這種手工的夢想，我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成熟，也很享受自己的不成熟，其實我一直在保持童年的這種一致性。
第一財經：有人質疑說，蔡國強是利用其官方身份達成了很多自由藝術家無法做成的作品，你這個針對農民身份的展覽，是對這種質疑的回應麼？
蔡國強：也不能說是回應，每個人都有質疑的權利，我今天這麼做，照樣有人會質疑。從2001年上海APEC焰火計畫，到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讓人印象深刻的“大腳印”，再到國慶60周年慶典的“和平鴿”和“網幕煙花”，無一不是誕生於大城市的“官方作品”。我整天做著與大城市有關的專案，離土地漸行漸遠，那讓我有非常不真實的感覺，這次的作品以個人身份進行，我試圖與世博會保持距離。關於身份的問題，其實在我們國家，只有政府的集體力量才能讓主流概念上體現幸福感，官方身份幫助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為個人做點事，也為國家做點事，沒有政府的力量很難達成對農民的關心，對個人的關心。
第一財經：除了移動彩虹、大腳印，你曾經在臺灣把一個博物館給“炸”了，甚至還想在天安門城樓做火藥的文章，你還有什麼想去實現的仍沒實現的想法麼？
蔡國強：我是把美術館當材料和工具的，美術館本身也是呈現物件，我用爆炸對美術館內部進行了重構，甚至想用爆炸讓美術館平移一米的位置，但那個作品沒有成功。大家看到的作品都是能夠做成功的，比如空中燃放的煙花，而做不成的作品就是漆黑一片的天空。很難說哪一個更好，漆黑的天空回味無窮，我會經常想到它。其實我是比較中庸的人，我不把一件事情看成唯一的。就比如我對待矛盾的態度，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承認矛盾。
第一財經：你和徐冰等留洋藝術家都選擇了回國進行創作，是否是因為現在藝術市場的原因?
蔡國強：我是能耐有限的，對於創作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會有匠氣。事實上，我們這一輩從中國出去又回到中國的藝術家，對中國文化很有感情，也很依賴的。不可否認，中國文化現在很有問題，但我又很有信心。我覺得自己不是海歸，我其實沒有真正離開過。東方的哲學有很大的包容性，包容時代變化，也包容自己的矛盾。西方是解決矛盾，藝術家成就也高，而東方把矛盾本身的許多東西呈現給我們看，卻不提出解決的方案。我用作品來表達矛盾，表達搖擺，東西之間的搖擺，左右之間的搖擺。
第一財經：有什麼對你的創作影響最大的麼？
蔡國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宣傳方法對我影響非常大，他們帶來的是一種藝術方法論，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那麼深刻的哲學道理說得讓農民聽得懂，我在做這方面的內容，就很容易想到。我其實也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儘管社會制度不主張個性的東西，但現在這種情況在改變，我能有深刻的體會。
第一財經：女兒對你的創作有影響麼？或者有沒有專門為女兒創作一件作品？
蔡國強：我有一直給女兒創作。我有一個20歲的女兒，一個6歲女兒，是一個老婆生的。我每天都給孩子講我自己編的故事“小魚嘟嘟和她的書包”，講一個女孩子豐富多彩的人生,經常給她講,就像一個固定的電視連續劇，那是一個給女兒創造的人物，女兒欣賞我的胡編的想像力的無邊無際。現在已經講了20年，故事越來越難講。她現在也開始做藝術，不過她面前有兩座山要逾越，對於她來說非常困難，一個是藝術本身，一個是我。
@Source from: 一財網特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