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邢舟爆破藝術家蔡國強繼北京奧運之後今年又擔任中國國慶晚會煙火表演總導演，他將炸藥視為美學的載體，也視為自己創作的軌跡，創造了一種獨家的爆炸藝術，在全球各地演出，創造了多個華人藝術史上的第一，而他爆炸所留下的草稿，也成為高價收購的藝術品，《為APEC景觀煙火十四幅草圖》賣出一千多萬美元天價，打破了中國當代藝術品的紀錄。他不但爆出前衛藝術的傳奇，也穿透國際疆界，爆出一個全球傳奇。
談炸藥色變。這是全球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之後的普遍心態，但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來自中國福建的藝術家蔡國強卻玩炸藥玩到全世界。在過去十幾年間，他將炸藥視為美學的載體，也視為自己創作的軌跡，創造了一種獨家的爆炸藝術，在全球各地演出。他不但爆出了前衛藝術的傳奇，也穿透了國際的疆界，爆出了一個全球傳奇。
這都因為他的爆炸藝術，已經立體地創造了一種奇特的行為藝術、一種現場表演，而他爆炸所留下的草稿，也成為高價收購的藝術品。他在《為APEC景觀煙火十四幅草圖》賣出七千多萬港元（約一千萬美元）的天價，打破了當時中國當代藝術品的記錄。
出生於福建泉州的蔡國強玩的是火藥，人們印象中伴隨著破壞和毀滅的黑乎乎的炸藥，在他手中成了魔法棒，穿越地域和文化，綻放出強大感染力，是他表達藝術和人生的工具。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爆破藝術、為爆破作的草圖及裝置藝術三部分。二十多年創作生涯，他創造了當代華人藝術史上的奇蹟：第一個獲威尼斯雙年獎；首位在世界聞名的古根海姆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作全球個展；第一個被寫進世界藝術史的教科書；英國藝術雜誌Art Review也將蔡國強列為全球藝術界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位名人之一。零八年奧運會開幕式令世界驚艷的二十九個大腳印，更是把他的名字響響亮亮地帶回了中國百姓的身邊。
六十週年國慶當晚的北京夜空，又一次綻放了絢爛的煙火，隆隆的火砲聲，震耳欲聾。家住北京西三環的高麗華，抱著六歲的女兒在陽台看煙花，一幕幕五彩的火光水簾般散下來，好像就在眼前似的，「感覺到了國慶的鬧騰」。這是身為當晚煙火總設計的蔡國強心中的一個願望：希望讓更多沒辦法進去晚會現場的人，也能夠跨越空間的限制，感受到中國人追求自由的那份浪漫情懷。
國慶當晚的天安門廣場正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民萬歲」四個字，是蔡國強頗感欣慰的嘗試。一個由千人用焰火書法噴寫出來的構思，在這個官方話語以「領袖萬歲」、「共產黨萬歲」、「祖國萬歲」為傳統的廣場上，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藝術家的創意被實現，多少都反映這個社會在向以人為本的價值觀靠近。」
一位離開中國很久的獨立藝術家，在國際上有那麼高的聲譽，雖然盛典藝術一直是他藝術創作中的一個主題，但頻頻回國參與到「國家行為」中去，接受一種「儀式化」的創作，還是讓很多人不理解。「我算是很早就離開中國了，在中國的時候團員黨員都不是，一直是體制外獨立的藝術家。尤其又在西方生活工作久了。」蔡國強說，但回來參加奧運、國慶這樣的活動，對在變化中的中國政治和社會現狀有了更多的親身感受，當然也更深切體會到它的困難，內心的情感和很多生活在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還是一樣的：一方面對中國一些現狀不滿意，但又情不自禁加入其中，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推動社會改善。
蔡國強擅長的爆破，是一種不易被記錄和收藏的藝術方式，充滿矛盾和不確定性，快感只是在瞬間完成美麗的蛻變。看似精確的設計，爆炸時也可能出狀況毀於一旦；在爆炸前一直牽動的神經，在爆炸的瞬間放鬆開來，看到的效果，可能會失望也可能會有驚喜，就好比國慶當晚的六十隻「和平鴿」，無論是色彩還是飽滿度，都比他想像中要好，這種不確定的美，讓他著實體驗了藝術的「快感」。
除了現場爆破，人們在美術館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那些爆破草圖和影像記錄。與爆破厚重的震撼感、現場感相比，或許顯得單薄一些，可如果你仔細去看，草圖上留下的筆記、創意和構思，處處流露出他的藝術本心。雖然身處國外多年，蔡國強骨子裏還是深受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他強調順其自然、尊重生命輪，作品常常帶出疑問，思考人如何與自然、與社會和諧相處，在古根海姆美術館為他做的回顧展中，展出的裝置藝術，包括運用五十隻真實比例的狼做成的《撞牆》、以家鄉泉州打撈上來的古船為原型的《草船借箭》等作品，都創造出一種強烈的力量對比，吸引了絡繹不絕的人群。
零八年的春夏，他在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為期十四週的個展，逾三十四萬人次慕名而來，創造了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開館五十年來觀展人數次高的視覺藝術展。今年三月，古根海姆又為蔡國強在西班牙的畢爾巴鄂（Bilbao）開個展，為期半年。這是他回顧展的最後一站，雖然碰上了不好的經濟環境，展覽還是像初春的陽光般，照暖了慕名而來的人們。開展首月的參觀人數，已打破畢爾巴鄂古根海姆三年來的紀錄。
「我的作品看起來很光亮，咄咄逼人，但真實的自己是比較孤獨和寂寞的。」蔡國強淡淡地說。畢爾巴鄂個人回顧展的前一天，所有的展品還在做最後的「補妝」，緊張而有序，從燈光到座位擺設，改動細微，大多是人們未必會注意到的細節。美術館裏沒有什麼人，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忙碌著，沒有人注意到他。他獨坐在展廳的長椅上，正對的液晶屏正在展示他為北京奧運會做的焰火作品。
熟悉的旋律響起，焰火綻放開來，各種聲音混雜著熱情淹沒了一切。可空曠的展室裏卻似乎靜得出奇，獨自面對作品的蔡國強，竟顯得有些孤獨。「但我發現，這個事情也不只是我這樣，歷史上所有好的藝術家、試圖好的藝術家，在不同的時代裏面，用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材料在創作，但他們都是孤獨的、寂寞的，這些是真實的，因為這種孤獨和寂寞，構成了藝術本身是脆弱的，藝術是脆弱的，才顯出世界的真實。」
自然而然面對未來
連續參與兩次大型的「國家行為」；先後在紐約、北京、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開回顧展，彷彿是他藝術創作的一個巔峰，而巔峰往往意味著轉身很難，蔡國強說：「給自己最好的狀態就是留有餘地，自然而然。不要強迫自己和以前一樣做，就算做不到了也不要感到失望、並要在人生不同時期，不同人身上發現新的可能。」
蔡國強八六年留學日本，九五年到美國，至今定居在紐約。他說自己一直是理想主義者，而作為藝術家來說，還是成長在比較好的階段。「當我需要讀大學的時候，中國可以讀大學了；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中國已經可以出國留學了。結果我又出國了。」
在日本期間，蔡國強剛好趕上日本在反省自己一百多年的國際化和現代化，其實是不是走了一條西方化的道路，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價值認同，所謂的文化身份？這種反省和思考，也變成了他自己的問題。花道、茶道這些東方的材料和精神，有沒有辦法成為國際語言？它們本身包含著東方人認知世界的方法論，要如何用這種方法繁衍出藝術的創作？
二零零四年他在日本創作了《光：來自磐城的禮物》(Reflection — A Gift from Iwaki)，光是日本東北部的一個海邊小鎮，作品用到的古船，就是剛被挖掘出來的沉在附近海底的船隻。雖然船身已經破裂，但仍然能見到那龐大的氣勢，配著千萬片破碎的瓷器四處灑落，像是歷史打開了缺口，故事源源不絕。這個作品如今保存在當地美術館，成為當地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以至於作品展出到哪，都有美術館的同仁自費跟到哪。在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蔡國強又遇見了這些遠自日本而來的老朋友。他們對這件作品再熟悉不過了，可在那又見到，仍然拉著蔡國強與作品一起合影。站在遠處望去，竟有些膜拜的感覺。
在日美反思中國
從日本到美國，對蔡國強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他在日本的時間，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不久，一切都是浴火重生。他在日本看到不少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無論是儒家的禮節，還是文化藝術上著重詩意的美學品格，以及生活上的儀式化等，都令他感覺到好像回到了中國的過去。而到了美國之後，看到這個多民族社會的相處充滿的蓬勃活力，不管是在正面還是負面，都在努力承擔作為大國的責任，和對世界的影響力，這些又使他想像了一個中國的未來。「有一年他們邀請我參加以前只是美國藝術家參與的惠特尼雙年展，我說對不起，我拿的不是美國護照。他們說，沒關係，我們從今年開始邀請住在美國的外國藝術家參與。就這樣有了很多的第一次。但我不能說這些都是因為我才開始的，而是我走到門口，門剛好要打開。」
一九九九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蔡國強帶去的名為《收租院》的作品，一方面贏得了金獅獎，另一方面也因為作品存在原創性的爭議，引起不小的質疑。把一個社會主義的經典作品，拿進二十世紀最後一屆雙年展，「有那種回顧的意味在」，蔡國強說他想在世界現代藝術展上，「把社會主義的經典作品展出來，思考藝術家在現實世界的真實面目」。
「因為二十世紀在西方世界看來，社會主義全面失敗，是一個烏托邦的夢想而已。有成千上萬藝術家的勞動，都因為意識形態的控制，由於沒有獲得世界性的意義而隨制度的變革，得不到自由發揮，基本上煙消雲散。你現在回到俄國，前蘇聯那麼多優秀的藝術家，就沒有留下什麼東西在世界有影響。」建立在西方雕塑的形式基礎上，《收租院》還想把做雕塑變成一種行為、一種表演，「使看雕塑成為看做雕塑，到看做雕塑的雕塑家本人，看到雕塑家的命運，在那樣的時空中藝術是如何受到政治的限制，藝術家的創造力如何在限制中掙扎、努力。」
「這組作品中，我還向西方傳達了當時那個封閉保守的年代，沒有外界資訊的中國社會裏，藝術家就開始使用現場製作。利用地主的莊園直接製作作品，因地制宜，這個形式是西方後來開始流行的。因此我一方面向西方傳達了，雖然這些藝術家都是為政治服務，但他們也真誠地創造。另一方面，我也是把看雕塑這種千古不變的東西改造為看藝術家做雕塑，展示的是雕塑家。這些作品在展覽結束以後就被敲掉扔掉了，觀眾在這裏看的，就是雕塑的過程、雕塑家本身。」
蔡國強的太太吳紅紅，以前也是搞藝術的，但為了支援丈夫的事業、照顧家庭，基本都要放棄了。「她為我放棄了很多，對她我是很愧疚的……我大學畢業出國前那段時間，回到家鄉經常睡很久都不起來，她就會怪我。那時候我就和她說你別老叫我起床，以後我會很忙的，而現在她總是說，你多睡一會吧。」
蔡國強有兩個女兒，小女兒七八歲，非常可愛。坐下沒多久的蔡國強又要去忙了，他低頭親吻了一下熟睡中的小女兒。「他總是這樣，根本也沒有時間陪女兒」，太太吳紅紅說。對著我們，蔡國強有點尷尬又有些得意：以前大女兒也是這樣，從小就跟著我們在美術館泡大的。那時候她還小，放在推車裏就睡著了。我們走開了在忙，路過的人看見了都會湊近去瞧，周圍都是現代藝術，大家搞不清楚，到底那個推車和這個熟睡的嬰孩，是否也是作品的一部分。說這句的時候蔡國強有些得意，難怪十一月的台北個展，也要起名為「泡美術館」呢。大女兒現在也在學藝術，去年奧運時還特地回國為開幕式晚會服裝總設計做助手。
工作室匯聚各方精英
蔡國強在紐約有一個自己的工作室，除了太太外，還有合作了十幾年的同事。更多的是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大部分都是女性。成員來自各地，主要以華人為主，有從華爾街走來的「經濟師」，也有學藝術管理、人類學的高才生，台灣總統馬英九的兩位千金馬唯中和馬元中也是其中的成員。曾經是他工作室第一位助理的馬文，如今已是獨立藝術家，去年也參與了北京奧運會，是七人核心創意小組中最年輕的一位。對於這一群每天都會一起吃飯、直呼他「蔡」、像是家人一般的夥伴，蔡國強是心存感激的：「他們是我旅途的伴侶，把最好的光陰都留在了工作室。」
十一月二十日，蔡國強將在台北美術館做為期三個月的「泡美術館」的個人展覽。創作展覽那麼多年，令蔡國強略帶得意的微笑，嘴角微微上揚的一個場景，是這樣的：晚春某個子夜，浸透著深夜的涼意，美術館外，還排著滿滿的人，想進去看他的作品。
「我們來自不同文化，又是現代藝術，都是理想派，那麼多人願意排隊去看，總是有些什麼值得看的，那個瞬間，就很滿足。」
@Source from: 亞洲週刊.200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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