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對話蔡國強：藝術的背後@People

陳丹青：謝謝大家來，現在這裡有兩本書，這是蔡國強先生第一次在國內出版他的書，《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最早是在臺灣出版，去年出版的。現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了大陸版，我很高興為這本書寫了一個短的序。大家知道蔡國強很久了，蔡國強的作品在奧運會、國慶日，大家在電視上都看到過，蔡國強的個人展覽2008年在中國美術館也大規模的舉辦過。但是大家可能會忽略，蔡國強其實不屬於中國美術界的一個藝術家，你們可能很少有機會看到他在國內當代藝術活動中出現，更不太可能看到他自己的言談變成一本書，所以現在我們有了這個機會，讀到大陸版蔡國強自己的陳述。
另外一本書是蔡國強最近新的大計畫，前幾天剛剛在上海辦，就是《異想天開：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跟他過去的作品一樣，他經常給我們意外，這回他做的是一群中國本土的農民藝術家設計飛機，設計潛水艇，設計各種想不到的一些科技產品，從來不可能投入使用。所以蔡國強注意到了這些人，跟他們一起做了這樣一個計畫，這個計畫剛剛在上海開幕，具體情況由蔡國強自己來談。
另外還有一本書，是一本畫冊，等於在一天裡等來蔡國強在大陸書面的亮相，很難得、很珍貴。我第一次知道蔡國強是在紐約，我看到他的《草船借箭》，那是1998年。我第一次在中國看到蔡國強是2000年在上海。我有機會跟他共事搭檔是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式，但是我們兩個一塊工作兩年以後，我們連站在一起拍照的機會都沒有，更沒有私下兩個人坐下來交談。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安排我們兩個人在這跟讀者見面，我們很難事先設定一個話題，所以出版社的編輯替我們做了這麼一個話題，叫做在藝術的背後。其實我和國強我們都不知道藝術的背後是什麼，這個板的背後是個辦公室，我們剛才在那喝茶，可是在藝術背後是什麼，我們其實不知道。書店還特意請了王利芬女士做我們活動的主持。
蔡國強：剛才陳丹青說到一個地方我想糾正一下，那些農民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有用的，我這次請來幾位農民，有五位是做飛機的，發明飛機或者是製作飛機、製造飛機。但是五位裡面有三位是自己第一次乘飛機來參加我的展覽，有一個廣東的農民到現在為止已經做過三架可以在天空飛的飛機，但是他從來沒有坐過別人的飛機，只坐自己的飛機。我感覺有一點點對不起，我把他請來，乘飛機參加我們的開幕式，可能我做了一個不好的事情，也許他一輩子應該只乘自己的飛機，不乘別人的飛機。
王利芬：剛才陳丹青先生說蔡國強不屬於大陸圈的藝術家，我想問問是什麼意思？
陳丹青：你認為你屬於大陸美術界嗎？
蔡國強：這個很複雜，我在大陸的時候也不是很積極參加美術展，或者我也參加不上，報紙上炒作那一套，跟不上。
王利芬：哪一套？
蔡國強：表現出社會主義的。還有有主題或者無主題的炒作。
王利芬：社會主義建設主題是不是不在你的表達範圍內？
蔡國強：不是，主要是我沒有受過很好的訓練。我也做一些現代藝術的活動，但也不是用藝術來改造社會或者推動進步，也是個人，比如我用火藥做一些畫。後來我慢慢意識到其實這個爆炸更多的是針對我個人自己的，因為我自己理性、膽小、謹慎，跟我父親的感覺很像。
王利芬：而且迷信？
蔡國強：有點迷信。所以需要找一個東西是對我這個狀態有破壞作用。丹青說我不屬於中國美術界有很多道理。這兩天北京有一個很大的中國十年的展覽，很多媒體採訪我，也問你怎麼落選，你怎麼沒參加？我很矛盾，一方面丹青說的我不是中國美術界，但是大家問我沒有落選，也說明了我是，才會問我為什麼落選。而且我很早意識到我跟我的朋友不一樣，我在國外做什麼事情，國內的媒體不會提很多看法、批評或者支持，有時候他們會擔心我是不是在玩弄中國的尊嚴，這說明他們還是把我當一回事，不像我們的老前輩們，人家根本不把他當一回事，他在國外愛怎麼嘮怎麼嘮。所以我在網上看到一些報導，這一點我還是很感動，其實我也是。所以當我說“是”的時候有點不是，當說“不是”的時候又有點是。
王利芬：“是”與“不是”這恰恰區分出中國藝術家和世界藝術家的某種元素。蔡國強說他沒有受過那一套的培訓和訓練，可是我們最大的主題就是2008年的奧運會的禮花，2009年60年大慶，這都是那一套的東西。
蔡國強：“大腳印”應該不算教育出來的，應該算比較歪門邪道的，90年在國外拿著中國護照，四處過海關過不去的時候，就幻想一個外星人可以跨過去，後來在奧運實現。剛才說我是不是中國藝術家，其實不光是中國人困惑，連日本、臺灣、美國人也困惑，我算不算他們的藝術家。當我在日本的時候，日本把我當成他們的藝術家，我參加了很多次世界的雙年展，都是日本外務省國際交流基金會負責把我送出去，連我參加義大利雙年展，我去義大利大使館辦簽證，都是日本外務省幫我辦的簽證。義大利大使館會說，你們這是怎麼回事。他們說我們這個藝術家是中國人。中國人怎麼會變成日本藝術家？就這樣換來換去。在95年用的是日本藝術家的工作室。我最近這兩年在臺灣做很多活動，網上有時候看到說，真高興，我們這麼棒的藝術家蔡國強，我看到很高興。
王利芬：如果我還在中央電視臺工作，我一定會追問你到底覺得你是哪國的藝術家，一定會打出他的愛國主義熱情出來。陳老師，你說2008年“遭遇”蔡國強，一般都是男女之間這麼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陳丹青：我不知道怎麼想到這個詞，我經常遭遇各種人，我沒有想到這是兩性才能用的詞。邂逅的意思有點曖昧，遭遇的話，我遭遇強盜也有可能，最近幼稚園遭遇有人闖進去，這都是遭遇。回到剛才的話題，我為什麼說他不屬於中國美術界。蔡國強的回答給了我另外一對話題，他談到在國際間的藝術家，所謂身份確認，他自己看自己哪裡來的或者別人看他是哪裡來的，我想正好跟我前面的意思擱在一塊談。
畢卡索是西班牙人，他去世以後，他的歸屬一直在爭論。理所當然西班牙人認為他是我們的驕傲，可是他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法蘭西創作出來的，所以實際上會有一些問題出現，就是他是法國畫家還是西班牙畫家？但是在西方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因為西方從十八九世紀發現出世界公民的概念，類似的情況在很多國家都有，比如波蘭對蕭邦的定位，蕭邦主要生涯是在法國，他的墓也在法國。還有很多俄羅斯流亡出來的畫家，像納博科夫，他一直用英文寫作。從俄羅斯出來的“伊賽亞”在英國度過，也死在英國，他的著作基本都是英文，他是英國哲學家還是俄羅斯哲學家？
所以在歐洲，尤其在美國，各個國家去的人都有。我記得蔡國強參加過一屆美國紐約惠特妮雙年展，惠特妮沒有像大都會、現代博物館那麼名，但是在紐約最重要的藝術館是惠特妮美術館，惠特妮美術館每兩年有雙年展，有一個前提，必須是拿美國國籍的人才能參加。你是哪年參加的？
蔡國強：2000年，也是他們給我打電話，說我們今年想請你參加雙年展。我說我沒有美國護照。他說沒有關係，從今年起我們開始打算找在這裡活躍的外國藝術家。
陳丹青：他破了他自己70多年的規矩，不再需要你是一個美國公民才能進入這個展覽，而是你有多有意思，你提出多有意思的問題，我們就會接納你。在此前臺灣來的藝術家，韓國、日本、以色列、印度都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進入惠特妮雙年展，當然他們都加入了美國國籍。我在惠特妮雙年展看了十幾屆，差不多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有，包括埃塞俄比亞，包括非洲一些很小的國家，那才真是像毛澤東講的那樣，來自五湖四海，出現在惠特妮雙年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舞臺上。2000年這個雙年展破例展出蔡國強的風水系列。那年正好我回國了，沒有看到這個展覽。
針對這樣一個世界範圍對藝術家非常自由、寬泛的定義，回到我剛才說的那句話，為什麼蔡國強不屬於中國美術界，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朋友是做藝術的或者不做藝術的？有多少朋友非常關注和瞭解蔡國強，或者大部分人只是聽到這個名字但是不瞭解他的作品，更不瞭解他的出身背景？有多少人早就知道蔡國強，一路在跟蹤他的作品，而且想要閱讀這三本書的？
王利芬：我們找一位特別熟悉蔡國強的讀者，可以把他所有的事說一說。
讀者代表：我最早知道您是從威尼斯“收租院”，變成一個國內藝術家或者裝置家行為的整體作品，當時《草船借箭》講東西文化的交融方式。如果大家去過08年的展覽，他之前是在美國做展覽的最高級別，包括像羊來了、狼來了。開幕的時候還有一個劃動的船帶著小女孩在管道裡面走。包括之後一系列跟“大腳印”概念有關的外星人計畫，包括萬里長城一系列作品。最早我知道您的一個說法，藝術就是亂搞，但是又可以有新的東西出來。這和前一段時間葉錦添先生講的新東方主義有關係。以前的東方主義是從西方看東方的效果，從東方的某些文化，比如婆羅門教豐富西方文化。從這個概念裡面講，他只是選擇東方的某種元素作為文化的某種奇觀。真正的問題在於您為什麼要在這樣一些方式上嫁接，比如威尼斯雙年展，實際上是改變了藝術本身所固有的狀態。
蔡國強：今天本來是輕鬆的聊一聊，看起來問題有點沉重。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聊一下我作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問題。中國文化和我的關係，或者中國人和我的關係。剛才說中國美術放的太大，中國現代藝術放的太大了，放大以後就忘記後面更大的事情。我自己在泉州山清水秀的小地方生長，比較迷信、比較有自由環境的地方。那個地方的人不會參加全國美展，也是喜歡畫自己的畫，自娛自樂的那一種風格。我父親也會畫畫一點國畫，會寫一點書法，這對我整個成長背景影響很大。所以影響很大，中國文化在我身邊沒有間斷，儘管政治運動很多，文化大革命，但是對我的間斷不大。也是這個原因，中國文化裡面比較個人主義的色彩在我身上也保留比較多，先是自己感動，自己很想玩兒，然後再慢慢的有了一個議題。很多時候我會感覺像八大山人，他也是從自己出發，畫那些怪石頭。我也接受了西方哲學，所以頭腦也是受過西方的影響。同時因為是僑鄉，所以有很多從香港、臺灣帶過來的雜誌，都有現代藝術的介紹。剛才說到“藝術可以亂搞”，我認為最大的影響是猛然的醒悟，藝術可以亂搞。這個對我意義重大。這個“藝術可以亂搞”兩方面，一方面使我得到解放，另外一方面使我清楚，我們不要把藝術當改造社會的工具。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體制內也把藝術作為負責改造社會，體制外也把現代藝術當成太重要的任務，翻譯反倒淹沒了個人的感情和創造力本身。
我到上海讀書，我參加全國美展也是喜歡一些小情小調，印象派、表現主義的色彩，後來我又到日本。到了國外我發現我自己還是不斷的受到“我是中國人”的提醒，或者是在這種狀況裡生長。我到國外以後很快成為很受歡迎的年輕藝術家，從80年代末一直到現在，跟我一起受歡迎的西方藝術家們是換過一批一批。西方的評論家也經常問我，您為什麼老受歡迎，老不倒，人家都是猛烈的宣傳以後慢慢被忘掉，或者慢慢退到二線，你是怎麼回事。我的回答是，因為我還沒有找到那一招。雖然我用了很多火藥，其實那些不是我最重要的東西。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說，我這麼受歡迎，相當於我整天在全世界旅行，整天乘飛機，整天四處碰壁，因為中國護照。有時候我帶著我的女兒，當時我女兒才幾歲，她從日本到美國的時候是5歲，但是美國之前她是在日本生的，到現在20歲，她也拿中國護照。人家說，你這個護照進不來，你難道不知道你這個護照需要簽證嗎？但是我總是告訴女兒，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換護照，使我們方便起來。還有一個就是每次碰壁以後，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機會，提醒我們，我們應該努力工作，為這本護照做一點貢獻，讓人家對它尊重。小孩也沒有特別感動，她也是在這個環境裡慢慢養成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走到哪個地方都不受歡迎的。這是現實。
包括我在上海做展覽，媒體採訪的時候我也說，奧運會、世博會並沒有使世界的民調對中國好感提升。因為那種看不到個人，看到一個國家和集體的力量，看不到個人，沒有真實感，人家就不安。我跟女兒是兩個拿著中國護照的個人，作為一個人你沒那麼壞，作為作品你也沒有那麼差，人家就會尊敬你。所以做展覽的時候慢慢人家尊敬你，你在國際上到哪個地方做簽證，他們就會通知。因為他們有一個檔案，知道你來就會通知上面的大使，下來跟你接見、握手、簽名。所以你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慢慢做起來的。
中國文化剛開始對我來說也不是沒有壓力的，一方面我在中國很少使用中國的政治主題來滿足西方藝術界的需要。他們需要兩種東西，一個是他們看到我們很熱烈的擁抱西方現代藝術，這種來自落後的國家、封閉的國家，它需要看到。第二個需要看到你是來自一個獨裁國家的另類，是一個勇士，你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他們會給你更多的關懷。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總是被他們問，你幹嗎不這樣？我總是回答，因為你們期待，所以我才不要。他們都知道我的議題相對自私，我一直用這個詞，相對個人化，沒有那麼大了不起的事情。我一直認為從中國古代文化水準和它對我這個中國人來說，如果我在國外做的時候不敢用他們的文化，用他們文化的時候總是一直要批判它才敢用，總是把自己沒有辦法在世界上同時擁有自己的文化，也擁有他們的文化，很平等的跟他們說話的時候，我一直拿著自己的文化當成一個問題來做一個托兒，我感覺不是他們對不起我，是我對不起他們。我唯一有信心的是，我有過這些祖先，他們做過那些東西。這也是跟我小時候讀《史記》有關係，雖然什麼也看不懂，但是我知道這裡面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走在我們前面，他們是我們的祖先。
從剛開始出國的時候，看著人家現代化和現代文明成果，能夠走進人家隊伍裡認真想自己做什麼的基礎，你如果做不好，不是你的祖先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他們，這樣的話使自己放開輕鬆了。但是我在做的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困難，包括到了現在，待會有機會我再說說我的困難在哪裡。
陳丹青：主流社會關心蔡國強的成功，而非他的作品本身
王利芬：陳老師，他說他不倒的原因，想通過您的角度來看看這個不倒的原因，能把這個複雜的答案簡單化嗎？
陳丹青：我從來沒有私下跟他交談過，我很多的感受不是直接來自他，而是來自很多當代藝術圈，包括中國的媒體一再一再的渲染，渲染我們現在的主流價值追求，就是蔡國強在世界上非常成功。如果提起蔡國強，我們都會有一個符號，這是一個在全世界當代藝術最成功的藝術家。即便大家不太瞭解他到底做了些什麼。這正好是我們這幾十年來最最核心的價值觀，我們一個中國人，要走出去，要在世界上獲得成功。蔡國強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例子，從民族主義立場、愛國主義立場，世界主義立場，我們很驕傲，我們有蔡國強，蔡國強在全世界最主要的西方美術館都辦過展覽，而且到現在不倒，西方人一直接納他。我相信中國藝術圈或者社會上談起蔡國強，其實是關於他的成功，而不是關於他的作品，更不是關於他怎麼會有這些作品，我相信這不是中國人特別關心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這樣想？我也不是很瞭解當代藝術，我也不太清楚當代藝術在國外的情況，我為什麼剛才一定要說他不屬於中國美術，這裡面是有原因的。一個在世界範圍，在一個先進的價值觀裡面，你是哪國人、你來自哪裡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誰，你拿出什麼給我們看。在中國，當我說他不屬於中國美術界的時候，中國美術界這五個字代表一個權利意識和權利背景，從這個權利背景去考驗美術界的人，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美術界的人？我想我們大家一見面都會潛意識、顯意識有這個交流，你是中央美院還是中國美院。如果年紀大一點，你是美協的還是畫院的。如果這些都不是，你是哪個畫廊的或者在哪展出過。最簡單的你大概賣過多少錢。這些都是權利意識，而且大家已經習以為常。
用這個來要求蔡國強，他有兩個非常奇怪的極端，第一他可能是這個價值觀裡走的最高的人。另外一個極端，我略微考驗了他的背景，他最不屬於中國美術界這個圈子裡的人，他是一個泉州人，大家都說這是小地方，很多人從邊緣省份來，都會說我是從小地方來的。他沒有經過中國美術學院，沒有經過中央美術學院，他是上海戲劇學院舞美系的學生，這不是響亮的名聲，但是對他來說非常重要，舞臺美術的訓練從一開始思路就不一樣，他知道做東西，知道什麼是空間，知道什麼是材料，在他十八九歲的時候就知道這些，這對他日後的藝術非常重要。但是這樣一份學歷，拿到中國美術界主流圈子裡面根本不起眼。更重要的是他在畢業以後很快到了日本，他從來沒有參加一次中國全國美展，沒有參加一次上海美展，沒有參加一次福建省的美術展覽。參加過嗎？
蔡國強：我也是試圖參加，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跟戲曲學院的老師合作，參加全國體育展，在上海落選了，沒有被選到北京。
陳丹青：我自己有過知青的經歷，我們都非常想離開鄉下，能夠進入省美展、全國美展，這就有了權利。你可以擺脫苦海，可以作為有身份的人，沒有那麼自卑。這是在文革的時候每個知青夢想的事情。現在回頭來看，我們從小生長在權利意識主宰一切的中國美術界和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當中，幸運的是蔡國強不在這個文化裡，幸運的是他沒有被選上，所以他很早走掉了，走掉以後他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帶著自己對祖先的記憶，這個記憶實際上是很混亂、很曖昧的，我們這代人都沒有讀過書，都沒有很好的傳統文化的教養。可是我在他的序裡面也強調，這是蔡國強最珍貴的東西，是一種非常專業的業餘感，還有一種我所見到的唯一的例外，在中國當代藝術家裡面他是唯一一個非知識份子化的藝術家。他不是靠讀書，不是靠學位，不是靠權利背景走出去的，他真的是光屁股一個人走出去。我稱之為草根人物活潑的智慧和想像力，尤其是他的行動力。你們看其他中國當代藝術家，有知識份子化的傾向，包括我自己，我們非常希望我們會講術語，非常想知道西方的哲學系統，非常想瞭解而且自以為掌握西方當代藝術的理論和大的美學系統。但是他不是這樣，他是一個行動家，他是一個想像家，出去以後從日本開始，又從紐約開始，此後開始他全世界的計畫，一直到今天。中國只是他各種世界範圍計畫的一個，包括他的臺灣計畫。
陳丹青：草根天性是蔡國強成功的秘密
我想來想去蠻難在當代藝術圈找到這樣一個有草根行動能力，有草根天性的藝術家，我相信這是他成功的一個秘密。因為我們現在那麼崇拜成功這件事情，那麼受不了失敗這件事情，我在想蔡國強為什麼會成功？他在針對西方人的時候，針對一個強勢的文化，針對一個對中國當代文化充滿偏見或者無知，或者選擇性、或者話語權大的文化勢力的時候，他做的跟其他中國藝術家真的不太一樣。當然批評也會有，說你玩中國牌。但是所有中國藝術家都在玩中國牌，重要的是你怎麼玩兒。我相信蔡國強的玩法跟他們不一樣。我還是不太瞭解他，但是他的作品我可以感受到他非常根性的一種智慧。我第一次見到他的《草船借箭》是我第一次對中國當代藝術肅然起敬的作品，當時我在紐約，我非常不瞭解中國當代藝術，我看了以後覺得這個傢伙怎麼著到這個典故，太有意思了，因為他馬上變成一個可以無窮無盡的，它出現在紐約的環境裡，到底誰是船誰是箭，箭來自何方，誰借誰，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此後他的所有作品我認為都是不同材料不同場合的草船借箭，他把這件事情用活了。當然他自己怎麼看我不知道，也不必跟我想的一樣，但是我一直抓住他這個特點，他帶來我們當代藝術圈和中國藝術圈非常罕見的草根力量，而這個力量正是西方人非常陌生的。在陌生感面前我相信西方人放下了他們的偏見，或者說是無知，或者說是話語優勢，他們想看看這個中國人給我們帶來什麼。
蔡國強：我一直是有問題的藝術家
蔡國強：其實我還是有一些東西在做，一個是中國的文化對我的影響，從表層來說像《草船借箭》、火藥，風水、中醫都是我們的資源。風水和中醫上面又增加了我對飛機世界和表像世界方法論的研究，因為是很不一樣的。對世界的理解和表現的過程，這樣可以使我建立起自己做作品的方法論。中國的社會主義，使我的作品有某種意義上的雅俗共賞性，很關心自己的作品被大眾理解。儘管有時候我想架一個橋讓觀眾進來，可是他們站在橋上不下來，但是橋上也好吧，橋上、橋下兩岸都要站滿人。有一個所謂的對大眾的關心和東西能夠很容易讓人瞭解。
我的個展，在西方有將近100萬人看展覽。我都會說不是西方人喜歡中國人，或者特別喜歡看中國現代藝術。不對。是因為我作品本身好玩，我的東西人能夠理解，從他跟自己好玩的地方，每個人我的作品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有的人是在我的作品上更多的理解為她老公、她男朋友，就是有這個雅俗共賞性。西方其他的藝術家，從畢卡索開始，但我的展覽一點不比他們人少。人家主要是回歸到作品，千萬不要假設把西方人看的很愛中國，很喜歡瞭解中國，或者西方人很傻很容易被騙，主要是作品本身他們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今天主要談中國文化給我什麼，不要說西方給我什麼。態度上給我一個很好的態度，無法釋懷。或者試圖永遠使你處在兩手空空的狀態，這一點也很好。人經常說，你怎麼在回顧展沒有完的時候又再做一個回顧展。我猛然被人家一說不知道怎麼回答。當然第一個就是我回顧展了嗎？當然如果我很誠實的問，你是說我回顧展了嗎？他們會以為我裝傻。這樣說的意思是，那個東西對我都不是最重要的。那麼什麼是我重要的呢？我到底一直在做的這些裡面包含著什麼？我一直是有問題的藝術家，才使西方美術館的那麼多館長、策展人要做我的展覽，不是因為我解決了問題，是我不斷的有問題，才有人一直做我的活動。所以我想告訴年輕的藝術家，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充滿問題，重要的是你搞現代藝術搞了半天，你越來越不懂現代藝術，而不是說你懂現代藝術。你已經很懂做現代藝術，你就完了。從我的藝術作品展現的是越來越不懂藝術，越搞越亂。
蔡國強：世博期間辦個展，我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
讀者提問：請問蔡國強老師，您剛才說自然而然，對您來說自然而然的“自然”是什麼？
蔡國強：在我的整個工作裡面，我呈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一會兒東方，一會兒西方，看到古代的直接使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收租院”，也看到我在挑釁一些最新的問題，包括現代藝術欣的可能性，所以我總是徘徊在新舊、過去、未來和現在，也徘徊在東西之間。也可以看到我這次又做了“農民達芬奇”，對中國個人的創造力表現的空間的重要，在世博會期間展出的意義。媒體說這跟你在奧運參加國家的行為不是很矛盾嗎？所以又看出我左右搖擺。其實都說明我整個工作是一個矛盾體，這個矛盾體的原因和價值觀也包含了中國的文化交給我們的更多不是通過藝術來分析矛盾和解決矛盾，而是呈現矛盾本身。作品就是你的矛盾，中國人在這個世界活動，對自己國家的思考，對世界的思考，對藝術界的思考，這種聊法也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你要把它大膽的呈現出來，它就是真實的。這個矛盾後面還包含，你能夠這樣呈現矛盾，能夠讓自己一直把矛盾做下去需要有一個包容的態度，這個包容的態度就是你需要時間來看自己的一腳走的正、一腳走的歪，搖搖擺擺，能夠有這樣的包容看待自己。這樣帶來的優點，假設做的好的話，他試圖可能尋找一些更大的課題，使自己開心起來，而不是面臨那些現代藝術很具體的問題，使自己一定要堅持在什麼上面。所以要一直開心的做下去。但是有時候看上去那麼沒有原則，而且看不到未來，失去了方向。這一點我是很享受，我經常在我的藝術裡面，總是悄悄等待我看不到未來、失去了方向的狀態。因為我很怕知道下一個展覽做什麼東西，這次在上海做“農民達芬奇”，人家很好奇問下一個大的計畫是什麼。我經常會說不知道做什麼。但是不知道做什麼是小事情，更大的事情是我看不到方向，也看不到未來，這些東西使我有些緊張，有些恐懼。
陳丹青：青年藝術家貴在喜歡與堅持
讀者提問：今天的題目是“藝術的背後”，我身邊好多的朋友在藝術的背後卻是另外一種不同的狀態，您二位元是非常成功的藝術家，我有一個朋友每天在屋子裡看片子、跑劇組，我還有一些朋友每天去畫畫，搞的家人鬱悶，他們自己也鬱悶，但是他們又沒有錢出國，不能登上金字塔最高峰。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敏感能夠堅持多少年，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解決？
蔡國強：我跟你的朋友是一模一樣的，也是在堅持，也是在保護自己的衝動，也是不知道我的衝動能夠堅持多少年。但是關於你說到出國還有各方面的條件，也確實存在。我認為現在情況跟我那時候有點不一樣，就是所謂的資訊的透明化，到一定的社會國力的環境，現在也會比以前好的多。在中國國內做一些探索，機會跟以前比還是好多了。
陳丹青：每次這種場合都會有年輕人問到這個問題，我也很諒解，看著這兩個人現在好象已經很成功了，那我們怎麼辦。你們正在掙扎的階段。其實蠻難給什麼樣的勸告，我相信像這樣的藝術家北京非常多，所謂“北漂一族”不光是做電影的，各種藝術門類的人都在掙扎。我相信60%、70%去謀生，剩下的人只是有志者事竟成，你想不想成功，你有足夠想就會做到。我相信蔡國強29歲出去的時候，他在國內都沒有參加正式的展覽，他沒有混進這個主流圈子，他出去又很坎坷，也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我從來不問他這些，因為我們這些江湖上碰過來的人，其實很簡單，第一，你有多喜歡這件事情，第二，你有多堅持。我其實不太喜歡“夢想”這個詞，現在不講志氣這件事情，你有志氣不要來問我，你會做到。
陳丹青：蔡國強與艾未未是我最佩服的兩個極端
讀者提問：請問陳先生，剛才您提到中國藝術家知識份子化的問題，這是您的一種描述還是一種批判？以後這兩個身份會漸漸成為兩種不同的領域還是逐漸的是統一的趨勢？
陳丹青：從所謂世界範圍來說也有同樣的問題，當一個知識系統太成熟以後，破局的人通常是非知識份子化的。西方美術史，文藝復興走到印象派的時候，破局的三個人就是後印象派，塞尚、梵古、高更。這三個人差不多都是神經病，而且絕對不是知識份子，可是破局是他們，然後才有後面的人擁上來。過於成熟的文化，或許就要靠不是知識份子化的人。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文化走窮了，我們的文化傳統太強了，所以破局的人沒有出現西方那樣的情況，當然這背後還有其他的原因，中國個人一直沒有被解放，中國的多元文化格局一直沒有形成，包括政治背景、經濟背景種種。但是到改革開放以後，能夠破局的幾個人，我目前能想到的，蔡國強是一個，艾未未是一個，我最佩服的兩個極端，在當代藝術圈裡面，一個是艾未未，一個蔡國強。我不知道蔡國強對艾未未怎麼看，也不知道艾未未怎麼看蔡國強。這兩個人都是在中國青少年的時候絕對是邊緣，艾未未連完整的初中、高中都不在主流省，他在新疆長大，小時候放羊，是電影學院美術系，上了一年就走掉了。中國的教育還沒有來得及把他們毀掉，這兩個傢伙就逃走了。以他們自己各自的粗暴也好，狡猾也好，勇敢也好，我不吃你這一套。另外一個例子是韓寒，韓寒高中輟學了，他完全不在這個知識系統裡面。我們是多麼愚蠢的知識系統，這些傢伙逃走了。我也很幸運，我當知青，我沒有上過高中，沒有上過大學，混了兩年研究生，老師補教我們，我也逃走了，我沒有在單位裡呆過。所以我們還沒有等到我們被摧毀，我們已經不在這個場地裡面，不在這個“知識監獄裡面”，中國的知識系統很可怕的，現在也沒有知識，知識錯亂的。但是在世界範圍也有這個問題，包括電影破局的都不是知識份子。現代藝術史上有很多這樣的角色來破題，破題的都不是知識份子。其實他們都很有知識，也讀過很多書，但是不是以知識份子這樣一個角色來破局的。
蔡國強：藝術家不能讓知識摧毀他的動物屬性
蔡國強：私人藝術家很重要的不要讓知識摧毀了他的動物屬性，這一點很重要。其實我自己在西方生活過，平時並不隨便去看展覽，再好的美術館，我也不大去。為什麼呢？我保護我自己的動物屬性。當有人說現在請你辦展覽，我先問他有多大場地，有多少錢。為什麼？因為我要衡量我下的藥多嗎？我正在培養我的勇氣和能量。去了以後他們總是告訴我，我們是從後門進去，走員工通道，我總會說，我不走那些通道，你告訴我人是怎麼買票，怎麼從你的門進來，你也別告訴我二樓、三樓幹什麼，你告訴我人們如何買票走到展廳。他們就帶著我走一次，基本上我走一次就是對我決定性的影響，我應該做什麼。當然有時候我也會想，總還是要給個說法，也確實需要說法，但是首先你要吃那個動物，那個形成過程本身就是說法。我去柏林看場地，我也知道柏林牆，但我還是看了柏林的歷史，這些知識多一些無妨，你的撞牆，那些狼無止境的撞那些看不到的牆，也可以跟柏林牆連在一起，也許有柏林牆使你的動物想吃這看不見的牆，也許沒有，但也無妨。知識份子不是在表面上，是在他的後面，就像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很多繪畫的後面都悄悄在研究別人畫的精神和構圖、用筆，他的意思在哪。其實我是很認真研究文人畫的，丹青說我不像知識份子，其實我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情結就是文人情結。但是這是悄悄的。假如你說你是知識份子，而且你在研究文人畫，我感覺我就完蛋了。因為我基本上是動物，那些文人畫的研究，是我動物那一套需要的，而不是我要成為文人畫或者文人。就像奧運結束了，我去文藝復興的道路，從希臘、義大利走到西班牙，比如500年前的一隻動物是怎麼走過來的，那只動物怎麼離開海島去了威尼斯，再到羅馬，最後死掉，我是順著這個動物的足跡去。當人家問題我去幹嗎，我不是美術史專家，我是看在那個時代，他一路走過來都看到了什麼，他的眼睛500年前是看到什麼，我看他的畫裡面可以印證他看的那些東西，他的城市、他的故鄉，這就是一個動物的旅行，是一頭東方來的小動物和一頭來自於希臘的動物的足跡的旅行。
陳丹青：所謂非知識份子化不是反知識的意思，更不是無知的意思。意思是說你獲取知識的途徑，運用知識的途徑，遠遠要比我們目前所謂知識份子能夠想像的多得多，我們現在認為多培養博士、碩士，每年一大堆論文，那個就是知識系統。其實是錯的。我想蔡國強可以給大家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他是這樣獲取知識，他是這樣運用知識，他非常善於學習，所有藝術出現以後，像我剛才說的三個神經病藝術，後來又會變成新的知識，又要有新的非常勇敢的人，非常動物性的人又去把它破掉，慢慢再形成再新的知識系統，再有人破掉，就是這個過程。
讀者提問：請問蔡國強老師，您是如何培養和訓練自己的審美能力？請問陳丹青老師，您覺得中國文化要繼續往前走，還要從傳統裡吸取什麼或者如何吸取？
蔡國強：總體上我是順著自己的感情走。要建立起審美的東西不要追求完美，就像寫詩的人在寫的時候根本不想寫完美的東西。你做的東西也不要追求完美。但是我還是有機會很早把自己放在日本和全世界的舞臺上工作，使我有機會看自己，也能夠看他們。在日本我會看到我自己的文化，在日本回到了我的過去，回到了中國的過去。所謂回到中國的過去，看到他們意識表現和現實之間很注意距離感，這個距離感正是我們以前有過的，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寫意、詩意的綜合。我在日本是有回到中國過去的機會。到西方我看到他們對空間重量的處理上，跟我的感受有不同。我們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試著做他們的方法，從古埃及到古希臘，這種構成體。空間的征服能力中國遠遠不行，直到今天，大家經常會說，為什麼北京那麼多外國建築家，建的都是代表性的建築？首先空間感我們不如他們好。可是你的祖先，萬里長城、故宮，為什麼也很好？因為空間感是不一樣的。所以你能不能用你的祖先的美學的空間和時間感做今天的中國建築。你的思路是用他的空間感做建築。我的那些哥們都是很牛的藝術家，跟我一起走過來，但是我總是在找我的空間感，我的時間感，什麼是裝置裡面的時間性。一直在這裡面有所掙扎，有所見識，有所追求。
陳丹青：我們這些年國學熱，國學熱容易以為中國的傳統就是經史子集、孔孟老莊這些，中國除了經史子集還有神仙鬼怪，中國傳統是非常豐富的，你指的是哪個傳統？中國曾經百家爭鳴。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拿油畫去畫中國的國畫畫冊，現在在畫中國的書法貼，但我不會說這是繼承中國的傳統，我只是喜歡它們，非常好看，我根本讀不懂古文，我要看注釋才能懂。
讀者提問：作為藝術家，你們認為在做作品的時候，是為表達自己的情緒比較重要？還是認為跟觀眾有更多的共鳴更好？到底是表達你們自己的心聲重要還是讓別人讀懂更重要？
蔡國強：我自己的方法是自己很想看到，首先自己很想看到，有感動的東西去做。可是慢慢的，假如它是真實的，它就跟這個社會有很多東西，有議題有關係，就更容易讓民眾介入或者理解。但是你不是為了民眾理解去做作品。
陳丹青：你提這個問題的動機是什麼？你是不是覺得很多當代藝術大眾看不懂？
讀者：看了很多作品，不知道這些藝術家們在想什麼。我更傾向於那些能夠表達共鳴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藝術家這樣做是巧合還是出於想讓觀眾讀懂？
陳丹青：這是永遠要糾纏的問題，當你說觀眾的時候你指的是誰，尤其你說公眾的時候，公眾是意味著千千萬萬人。據我知道，絕大部分西方公眾並不瞭解當代藝術，也沒有特別有興趣瞭解當代藝術。馬蒂斯說過藝術和公眾之間永遠是一條鴻溝。其實是這樣的，尤其是現代藝術，包括當代藝術。當代藝術其中有些意圖是想打破博物館，打破美術館，打破所謂資產階級社會裡面藝術和大眾的區隔，把藝術解放出來，扔在大街上面向公眾，尤其是左翼的一端越是做這樣的事情。德國“鮑伊斯”是極左的人，他說什麼都是藝術，人人都是藝術家，他想取消藝術被公平，被資產階級隔開的地方，但是他做的藝術，馬路上的人根本看不懂。所以這是悖論，我不知道怎麼解說。我自己的藝術不像國強，他的東西有很多觀眾去看，我從來沒有想過拿畫給大家看，你畫的畫還在牆上，這是給少部分人看的，不是給今天的大眾看的。我會在寫作上多花點時間，我忽然發現真的有讀者，我不敢說是公眾，我發現有很多人願意讀，而且這個文章也不是我要寫，是媒體或者哪些部門讓我寫。所以我跟大眾的聯繫現在變成寫作，繪畫變成很自私的一件事情。
不知道如何降下，重要的不是飛起來，農民讓城市更美好
讀者提問：剛才蔡老師說到，我的藝術是非常自私的個性化的東西，藝術不應該呈現那麼大的責任和負擔，不應該為社會建設或者民主建設去做貢獻。中國建國以來我們以為我們所看到的藝術，都是一種政治宣傳。我個人對政治宣傳類的紅色作品比較反感，我甚至覺得它們不是藝術。兩位老師怎麼看待被政治宣傳而產生的作品，怎麼定位它們？我是兩位老師的讀者。
蔡國強：其實你沒有看到我的“農民達芬奇”展覽吧？美術館的大牆上，還有外灘的大螢幕上反復播出“不知道如何降下，重要的不是飛起來，農民讓城市更美好。”這其實利用社會主義這個表現方法，我把這個方法順便轉成自己的，而且當他們在上海世博會禁止大標語在各個地方的時候，我用很土的書法，我自己的書法很不好，寫大字“重要不在飛起來”，在上海幾十米的大牆上，不知道讀者怎麼想。你可以去用它，但是怎麼用。
讀者：我覺得您不是用社會主義這個大背景，我覺得您還是希望我們去關注內心。
蔡國強：關注是關注，希望是希望，藝術家還是要找到方法，找到有說服力的招。現在我們就是那個招不好，你說的很多，那個招，說服力不強。我也是掙扎在這個展覽裡面，如果有招，又不會把農民創造力這個主體掩蓋，但是又藝術效果，那就用這些方法。當然我的做法跟丹青不一樣，丹青在辦公室畫那些畫，到畫廊、美術館掛在牆上給民眾看。
陳丹青：你不喜歡政治宣傳，那你喜歡什麼？
讀者：我最喜歡有些人性的藝術，任何藝術都是從人的感覺開始的，比如文學，《詩經》裡面也是愛情故事最能打動人，表現人的情感的藝術能夠打動人。
讀者提問：剛才說到中國與西方文化對撞之中的焦慮，陳丹青老師說我們處在強勢文化被弱勢文化入侵的語境當中。兩位老師有沒有這種文化衝突焦慮性？這種焦慮性在你們內心形成了什麼？
蔡國強：假如我們往前延伸，從今以後這個問題將會怎麼轉向，這個可能挺有意思。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矛盾或者普適價值的不同，或者共有性。我住在美國，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法律健全，文化多元。儘管九一一以後有點失望，九一一背後有它的原因，更平靜的妥協多少人類怎麼回事。但是基本上美國還是表現了人類知識份子共同傾向的價值觀和社會尺度。問題在於中國這幾年來，經濟高速發展，而且堅持一黨執政，這說明政治改革不是那麼快。這樣就變成全世界都開始猶豫，可能中國人也開始猶豫不決，中國夢是不是存在。對於很多第三世界要起來的國家，他們在看，很多人說美國問題很嚴重，從金融危機到整個國家體制。中東也不錯。當然也包括中國狀態的保持，能夠做多久。當然也掩護著很多問題。但是到現在為止怎麼看中西一百年以來，我感覺我們不要花那麼多心思看一百年以來，尤其我是做藝術的，我自己就是代表中國一百年以來的很多碰撞，它的問題就是這樣。當然不是所有，只是代表一個。但是我們也要關心接下來這個碰撞或者這個導向發生什麼情況。
陳丹青：你在生活裡碰到文化衝突是很苦的事情，但是藝術家喜歡這種衝突，給了太多的機會，草船借箭，有太多的花樣可以玩出來，只怕你沒有才藝。西方人第一代到中國做生意的人，很多人跟中國談合同，他實在不明白這個文化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合同，已經講好明天九點鐘，第二天就說不行。中國人在國外也會瘋掉，夫妻打打孩子，在中國再簡單不過，在國外馬上抓起來。這在美國不可以，家庭暴力，虐待兒童。這就是文化差異。所以生活裡最好能避開一點，或者瞭解應對辦法。
蔡國強：西方馬路上很少有小孩哭。我們的孩子在馬路上都不敢哭的，你再哭，媽媽就被逮捕了，媽媽逮捕了看你怎麼辦。小孩都不敢在馬路哭出來的。
蔡國強：奶奶對我的影響最大
讀者提問：請問蔡國強老師，我個人覺得藝術應該是少數人去做的事情，它是跟天才有關的，或者跟個人的氣質精神狀態有關，它不是大眾的東西，關於你情感的來源是什麼？在傳統的影響之下，有哪幾位對你們藝術發展有影響的大師？
蔡國強：很多人問到底什麼是對你影響最大的。我經常說是我奶奶，因為我奶奶已經91歲了，但是我總是開玩笑，奶奶在，我就是孫子，我很願意一直當孫子。因為這個是感情，也是一個藝術家價值觀的最基礎。我52歲，我奶奶90多歲，我將近有半個世紀都生活在怕她失去的環境裡。這樣的話構成了我很多藝術的基礎，雖然我沒有把我奶奶直接做成作品。但是我很愛自己的身體，也很怕半夜接到電話，不管在哪個國家、哪個飯店睡覺的時候，當我半夜接電話的時候會心跳，但是來自於我家，無論我太太還是我弟弟，他們總是第一句話說，沒什麼事情。我很在意我奶奶，很多你崇拜的，你愛他的人，其實是很普通的人，這裡面才是真實的。有時候我做的事情都跟他有關係，就像我愛費城美術館的館長，他年紀很大，我老婆知道我愛她主要是把我對奶奶的感情轉移到她身上。有一個展覽“花開花落”，館長都是女的，她們有四十幾年的朋友，想一起做展覽推動當地的文化。我說我在做奧運，等我結束了就回來做。但是奧運結束我回來的時候，費城美術館的館長已經癌症去世了。另外一個美術館的館長說，她現在完成朋友的遺願，要把展覽做下去。她整天跟我說要是那個館長如果在怎麼怎麼樣，我說你就回憶一下你們的友誼，後來我把他的故事翻成中文，寄到土家族，有民間藝人把這個故事做出來，但完全是他們理解的西方人的故事，所以西方人結婚的時候也有熊貓，西方人旅遊的時候還是在萬里長城，都是他們想像的。他們在費城的時候，觀眾會現場看他們編織的故事，而且三個月他們一直在織。另外一個展廳是我做，我把這個故事用火藥畫在40米長的絲綢上，從她們見面一直到死去，看起來像花布，開幕的時候再放在一條河流上，這個河流的水是流動的，我用流動的水一直沖洗這張畫。三個月沖洗下來，這張畫慢慢的越來越大，開始像一個褪色的照片，慢慢像木乃伊的布，它是很低調的，不是那麼高調的。後來展覽結束以後，我很感動我甚至想以後只要有展覽，這個布繼續洗，洗到最後剩幾條線還洗，假如我死了以後人家還叫回顧展。在時間裡面展開你的意識，也許這次費城美術館，確實不如“大腳印”或者不如其他地方做的東西震撼，但是可能一百年、兩百年以後這個河流還在流，所謂的裝置，所謂的時間觀、宇宙觀，應該找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價值觀，能夠展開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蔡國強：父女之間，經常混淆故事與現實
讀者提問：我看到新聞媒體上有一張照片，是刊登蔡國強老師和女兒的照片，當時從您女兒的表情裡我猜想她是在無拘無束的環境中長大的。剛才也提到小孩的問題，剛才陳老師提到中國現代教育環境，在我們沒法改變的情況下，怎麼讓中國的小孩子從小喜歡上藝術，而不只是通過他的美術課，只是通過一些興趣輔導班，讓他真正從藝術中感悟到一些東西，而不是被動的接受。
陳丹青：首先現在小孩不要被人殺了，看到形跡可疑的人趕緊注意。40天裡中國發生五起到幼稚園砍殺幼童的事情，太可怕了，所以保命是第一條。
蔡國強：美國的小孩12歲以前不可以自己一個人在家。帶到學校有一個交接儀式。但是我不知道中國最近的情況。我也可以談談我的女兒，你剛才說你沒有孩子，我猛然想到你就是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大的已經20歲，她也在讀現代藝術。小的女兒現在6歲。一個20歲，一個6歲，但都是一個媽媽生的。這個6歲的孩子，我跟她有一個電視連續劇的故事，她睡覺前總讓我講故事，我雖然總是不在身邊，但我也要裝模作樣的延續父愛。每次要找一個新的故事很困難，我乾脆固定有一個主人公，是一個小女孩，這個小女孩不能比她年紀小，也不能比她年紀太大，也不能跟她一樣年齡，跟她一樣年齡她覺得自己不如那個主人公，比她小她會看不起，比她大太多，她沒有記憶沒有感情，所以比她多兩歲。經常我講講就忘了，這個主人公的名字是我女兒自己起的名字，她感覺“小衣嘟嘟”很了不起的時候，我說她現在幾歲。我說6歲。她說不對，兩年前她6歲，怎麼兩年後還是6歲。有時候她也說我們今天就講兩個事情，第一，“小衣嘟嘟”跟她的朋友到中國，第二，“小衣嘟嘟”又回到美國。她已經我在編故事，但是她也跟我來討論這個話題。很多很平穩的對話，而且很多事情是共同創造的，我感覺創造到最後我都忘了，她有時候也把我跟“小衣嘟嘟”的爸爸混為一起。還有“小衣嘟嘟”的書包，那個書包是很神奇的，可以在故事講不下去的時候過來解救。
讀者提問：我有一個建議是給陳老師的，你有限的話語是對社會有限的啟蒙，你跟艾未未是朋友，你也要邀請他來參加這類談話節目，因為他的觀點，他的一些價值體系，對這個社會的參照作用太大了。請問蔡國強先生，你當初怎麼想到用火藥當筆墨的？
蔡國強：我這個人膽小謹慎，看到我父親就看到我自己的影子，我的控制欲、說話頭頭是道，我希望有一個東西干擾我，破壞我，使我比較難以控制。當然這是經過一些研究才找到這種材料，它總是使我很難控制好。
讀者提問：請問蔡國強先生，我不是學藝術的，所以我也問不出藝術性很強的問題，我問兩個活潑甚至說八卦的問題。蔡國強的團隊裡面有一個叫馬唯中的，您剛才說不大願意表現主流的價值和文化體系，我想知道您真正是用您的才華、您個人的魅力和影響力影響了馬唯中，甚至臺灣人民嗎？讓他覺得您是臺灣可以跟蔡明亮一起非常出名的藝術家嗎？
蔡國強：很像在臺灣開記者會，在臺灣開記者會基本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我的助理裡面，他們的爸爸、媽媽做什麼，首先是經過嚴格考試，考上以後成為我的助理，跟他們的父母沒有很多的關係。
讀者提問：是不是您正因為有馬唯中這樣的助理，所以在臺灣地區辦一個展覽變得很容易？
蔡國強：我在世界發展過程中，臺灣的華人是最早介入幫助我的，他們最提出要收藏我的作品，請我辦展覽。我也是利用回臺灣的機會，回到文化的故鄉。因為在90年代剛開始，作為中國現代藝術家，回來中國做展覽不是很容易。我在國外很長時間做展覽的時候，總是用英語闡述我作品的理念，我很渴望有一個地方我可以直接用中文直接講的。所以我回臺灣是一個很好的旅程。回答你的問題，從90年代到現在，基本上每兩年就在臺灣做一次大的事情，這個跟總統沒有什麼關係。
讀者提問：陳老師，您的畫我沒有看過，但是您的書我看過，有一本是《多餘的素材》，您好像很喜歡民國時代的文人或者您的寫作方式有點類似於民國，您非常推崇胡蘭成。是什麼讓你那麼喜歡民國時代的東西？
陳丹青：這個時代沒有什麼人讓我特別喜歡的人，所以我喜歡那個時代的人。
讀者提問：請問蔡國強老師，您提到您的奶奶和女兒，您的工作室也有很多女性，能說一下女性給你的溫暖或者力量嗎？
蔡國強：很複雜也很簡單，我剛才已經說我是一頭動物，野獸，所以我旁邊很多女性是自然的。
主持人：有讀者問蔡國強先生，福建對您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蔡國強：福建太大了，但是泉州對我影響很大。文化多元，一方面有不同的宗教，連摩尼教都有。自己還有自己文化的信仰，所以是很開放的。天高皇帝遠，它離北京很遠，所以很好。可以搞點迷信，從來沒有被打斷，相對有自己的空間。我的先輩們，像我外公、外婆他們很年輕就出海，漂洋過海到世界去，主動自我放逐，自我流放，這種精神也對我有影響。這個層次有很多值得我用之不竭的資源。我在世界旅行，我在看各種各樣的文化，我在變他們也在變。
王利芬：關注內心，比關注身份更為重要
王利芬：我們度過了非常愉快的下午。今天我們談了兩個小時非常散，雖然散還是有神聚的東西，蔡國強到底屬於哪裡？這個答案實際上是在陳丹青先生和大家的問題下得到答案。蔡國強說他自己是自私的，個性的，動物屬性保留比較多的，一直跟著自己的感情走，不斷的出各種問題，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他會靜悄悄等到未來怎樣，而且也不知道下一個展覽做什麼。這樣一些東西和陳丹青先生講到的主流、權利，對照來看的話都是極大的反動，這種反動的過程成就了坐在我們面前比較自然，沒有任何矯揉造作的真實的人或者一個藝術家。每天蔡國強會有一個和自己對話的過程，用什麼手段？他是按摩自己身體的各個部位，他說一定要找到一個部位按摩，關注自己的身體，因為藝術家一無所有，除了自己的身體和腦袋。這樣一個交流的過程是關注自己內心的過程。這個細節是非常有意思的解答了為什麼他是今天這樣一個樣子的一部分。在整個過程裡我特別想重複一點，陳丹青先生提到今天大陸或者在座的人都比較關注蔡國強先生的成功，而陳丹青可能關注的是他作品本身，再回到剛才說到的問題，蔡國強到底屬於哪裡，他屬於中國重不重要？不重要。屬於美國重不重要？也不重要。實際上他關注自己的內心，關注自己的作品，拿出具有普世價值觀的作品向世界展示，這就是中國藝術家能夠立足的最根本的努力。我們不用那麼多的過多關注成功，而要關注生活的每個細節去品味去體會。這恰恰說到“不知道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於飛起來”。
蔡國強：我是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孩子，不，我就是一個農民。其實我就是一個農民。
@Source from: 艺术新闻